卢沟桥的炮声，震惊了世界，警醒了国人，也激怒了在三原誓师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7年，法西斯势力游弋于国际舞台。久怀吞并亚洲野心的弹丸小国日本，受英法缓靖政策的怂恿，无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警告，悍然实施既定的“东方会议”国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各界同胞、各个党派和各种军队都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抉择：是忍侮受辱，还是奋起抗争。
国难当头，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实行全国总动员，策励第29军为保卫平津而战；请缨杀敌，与日寇决一死战。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专程飞抵庐山，代表中共同蒋介石谈判。
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兄弟阋干墙外御其侮”的真诚，疾呼停止内战集中国力抗日救亡。洛川会议确定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规定了我军深入敌后的战略任务，明确红军的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广大干部战士群情激昂，在与日军交战之前秣马厉兵。
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时，国民党当局同我党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共4.6万人。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120师师长贺尤，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
一位外国记者颇有感触：“八路军指挥机关的成员同1955年任命的元帅几乎完全相同。这也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支军事领导队伍，建立了一个武装组织，它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了强大的解放军的领导核心。”改编后的红军，虽然告别了八角帽，换上了国民党军装，但他们仍保持着红军的传统，抱着解放全中国的意志，毅然奔赴抗日战场。
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著称于世。正当正面战场失利，大片国土沦丧，亿万同胞罹难，惊慌失措和悲观失望情绪弥漫神州之时，我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
1937年9月，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战略部署，开赴华北前线，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迅速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聂荣臻率115师一部进入晋东北地区进而开辟晋察冀边区敌后战场；林彪、罗荣桓率115师主力进入晋西地区开展游击战；贺龙、关向应率120师进入晋西北，开辟晋绥敌后战场；刘伯承、邓小平、张浩、徐向前率129师进入晋东南，开辟晋冀豫边区敌后战场；叶挺、项英、陈毅率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变敌后为烽火连天的抗战前线，放手发动群众，通过游击战、运动战，以弱对强，集中兵力相机歼灭敌人，创建敌后根据地，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敌后烽火锤铸了抗战的血肉长城，它迫使日寇分流兵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不得不同我国打一场持久战；它维系了民心，鼓舞了民族斗志，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曙光；它打断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日军拐棍，使其无法从占领区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它还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准备。敌后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它直接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也支持了盟军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作战，其重大作用功彪青史。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1943年度综合战报说：“敌大半为中共军，在本年交战15000次中，和中共军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人次）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据1942年5月日方的《华北共军现状》报道，北平大学生70％投奔敌后抗日战场，大约20％到大后方去，留在沦陷区的只有10％。
华北敌后五省共计91万平方公里土地，1亿人口，到1940年被收复了4000万人口的地区，加上抗日游击区的人口共约7500万人，日军切实控制的地区只占华北敌后范围的1/4左右。对此，日本当局也不予否认：“从我军兵力及治安情况来看，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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