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失守
进入10月，武汉地区的气温逐渐凉了下来，可战况却愈益白热化了，已经连续奋战三个多月的中国守军开始感受到真正的危险。威胁首先来自信阳方面。
信阳，豫南重镇，处汉口以北京汉铁路之上，是武汉三镇的北大门，日军第2军向西进攻的终点目标就是信阳。日军计划在占领信阳、隔断中国第1战区和第5战区的联系后，再折转向南进攻，沿京汉铁路拊汉口侧背，遮断京汉路以西大别山脉中的中国军队的退路。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六安、固始、潢川等地的节节阻击，其目的也是延缓日军进攻信阳的时间，完全可以认定，信阳之战是大别山北麓作战的一个重要枢纽。
为了守住信阳，蒋委员长拿出了他的起家部队——国民革命军第1军。
这支部队是黄埔嫡系中的嫡系，早期的黄埔学生几乎都在这支部队中服过役。第1军的前身是黄埔军校的教导团，以后逐渐扩大，北伐前组建为第1军，号称“党军”，周恩来曾担任过该军的党代表。可以说，国民党中央军的庞大武力统统是由第1军滚雪球似地滚出来的。
既然是“天下第1军”，它的军长自然也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将领。当时的军长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陆军中将胡宗南，又兼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在黄埔一期生中提拔的最快，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几乎每一个晋升之阶胡宗南都是第一个登上去的。在众多黄浦将领中，胡宗南是最耀眼的一颗星。胡宗南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印象也很深，这不仅仅因为他多年与共产党人为敌。青年时代的胡宗南思想进步，在黄埔军校中与共产党人的关系相当不错。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在第1军中“清共”时，胡东南曾在夜间与几位好友同往党代表周恩来处，为其送行，以表同情。据说，周恩来多年后谈起大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缺点时曾表示，如果工作做得好一些，甚至胡宗南等人也有可能团结过来。解放战争末期，中共及解放军也曾派人，试图争取胡宗南起义，投向人民一边。然而胡宗南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后，自认无法见谅于共产党，终于未能回头是岸。
用“天下第1军”保卫信阳，蒋介石对信阳一战重视可见一斑。可是这一仗打得不理想，重要原因在于胡宗南自恃天之骄子，肆意排斥杂牌异己的恶劣作风。
除第1军外，临时配属第17军团指挥的还有川军第45军。9月中旬，第45军军长陈鼎勋中将率第124师、第125师由襄樊赶赴信阳，抵达后，发现城郊山岗上设有高射炮阵地，一些树林中隐蔽着不少炮兵部队，公路上坦克履带的痕迹比比皆是。这些川军官兵抗战一年多来，转战晋东、鲁南、徐州各地，从没有与机械化部队一道作过战，这次发现有炮兵，装甲兵配合，顿觉腰杆子硬了三分。但是很快，川军将领们就感受到中央军的那份轻视杂牌军的心态。
胡宗南一道电令：“日军现在与我第2集团军在演川、光山激战之中。
第45军立即在罗山以东竹竿铺南北地区布防，拒止敌军西进，以掩护第1军主力集结。”胡宗南想的是，先让川军在第一线挡一挡，挫折日军的锋芒，待第1军主力完成集结后再行策动反攻。他对此不无得意，认为这是仿效田忌赛马的典故，以劣等马对敌上等马，而后再投入第1军的生力军。如果不掺杂牺牲杂牌的心理，这种用兵似乎不无道理，但第45军的将将却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辆吉普车在雨中驶入罗山城西第45军军部。第17军团副军团长下车后，也不进屋，就在院中对陈军长和两个师长开始训话，大意是第1军主力即将开到罗山，要求川军部队努力作战云云。两个师长都是穿草鞋，裤脚卷至膝盖以上，在雨中肃立听其训话。未几，该副军团长讲完之后，匆匆离去。两个师长眼瞅着吉普车溅起的泥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9月18日，日军第10师团占领演川后，当即派第8旅团的冈田资少将率部队向罗山方向发展攻击。冈田部队进至罗山以东15公里处的竹竿铺附近时，遭到凭借竹竿河设防的第45军部队的抵抗，双方激战一天，阵地没有大的变动。第二天凌晨，日军纵深升起一个巨大的充气飞艇，地上数百名日军士兵用几十根绳索将飞艇系留在300多米的半空，上面的日军观测人员手持高倍望远镜，居高临下，把中国军队的前沿与纵深情况尽收眼底。日军初次使用气球进行战场观测是1914年攻打德军的青岛要塞之时。24年过去了，日军竟然还在使用这种原始的观测方法，这大有点欺负人了。可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硬是拿它没有办法，少数的高射武器全部用于后方重要市镇的防空，第一线部队的轻武器够不上，打不着，干瞪眼瞅着硕大的汽艇在空中耀武扬威。在高空观测的校正下，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倾泻到中国守军的头上。
竹竿河大桥是双方争夺的要点，守军先是在桥东阻击，实在抗不住了遂交替掩护撤向桥西。但是，在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步兵的贴身紧逼下，撤迟组织得不好，再加上没有必要的工兵器材和破桥装备，竟然把一座完好的大桥留在了身后。第125师师长王仕俊得知后大怒，赶到桥西桥头堡责问守军团长：“你为什么不把大桥毁坏？此事认真起来，抓你个通敌罪也不为过！”
“师长，实在是来不及，敌人逼得太狠，部队好不容易才撤到桥西，敌人即以火力控制了桥头，炮弹也一个点地往下掉，根本无法再破桥了。再说，我总不能把弟兄们留在桥东。”
王仕俊长叹一声：“亏你还是个军人，你这是妇人之仁！你以为救了不少弟兄，可为了你留下的这座桥，更多的弟兄要付出生命代价！”
王仕俊余怒未息，手指战抖着指向团长的鼻子：“你给我守住桥西桥头堡，只要还有一个活人，阵地就不能丢。这里也是你的死地，你他妈罪有应得！”骂着，王仕俊起身离去。屋内几个人呆若木鸡，半天缓不过劲来，耳边仍震响着师长最后的警告：“告诉你们全团，我的执法队就在你们屁股后头蹲着，只要发现你团的人员，不论军官还是士兵，不论什么原因，一律以临阵脱逃论处，就地处决！”
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守军上下自忖打也是死，退也是死，反倒横下心来拼起了命。团长下到营里，营长下到连里……全团官兵人人操枪，个个上阵，一批又一批炸桥组派了出去，但在日军绵密的火力下或死或伤。
一个中国士兵全身缠满了炸药，爬上桥面引爆，人被炸成了碎屑，可大桥不过略有损伤。
日军步兵在坦克前导下向桥面扑来，守军没有反坦克武器，只能以各种轻武器集中射击坦克后面的步兵，力求拒止日军步兵过桥。日军坦克装甲被打得丁当作响，不顾一切地冲过大桥，直闯守军阵地，钢铁履带横压竖碾，把一个个掩体连同里面的守军一起碾碎。一位名叫罗汝汉的连长亲自控制一挺机枪，机枪手看到坦克压了过来，一时乱了方寸，跳出战壕向后逃去。罗汝汉大吼一声：“你他妈的找死！”伸手一把没拽住，眼睁睁看着奔跑的机枪手被坦克机枪扫倒。罗汝汉抱过机枪紧贴壕沟地面趴下，双臂支撑着身体，与地面保侍一定空隙，隆隆作响的坦克到了头上，停下来左右扭动几下，碾下大量泥土将壕沟填平了半截，然后又向另一个火力点冲击。全身被埋的罗连长头脸憋得快要爆炸，奋力晃动顶出土层，半截身子还立在土里，就端起机枪兜头扫射跟进的日军步兵。阵地上其他官兵有的抱起集束手榴弹炸坦克，有的不顾坦克肆虐，一个劲地猛打桥上的步兵。一辆坦克起火了，其它两辆发觉步兵没跟上来，也不敢久留，掉头驶回桥东，再次引导步兵冲锋。
如此再三，直到天黑。
天黑后，日军改变战术，以一部兵力继续佯攻大桥，以主力分别于侨两侧涉水强攻，上岸后径直猛扑竹竿河镇。守军两次增援与日军争夺集镇，均未得手。日军大部队乘势突破桥头堡，战线移至桥西地区。又经过一个白天的村落争夺战，罗山县城裸露在日军面前。
守备罗山县城的第124师师长曾甦元眼见第125师部队退向罗山以北，怕困守孤城遭日军包围，又见第1军部队已赶到罗山以西栏杆铺占领了阵地，遂不顾军长陈鼎勋派员督战，擅自下令弃城撤退，打算在栏杆铺地区协助第1军防御。
战后，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师长以上将领的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会战之得失，当谈到罗山失守的问题时，蒋委员长半响不吭气，脸色阴沉得吓人，目光直刺坐在一边的师长曾甦元。曾甦元吓得面如土色，身上冷汗一阵接一阵，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倒是军长陈鼎勋沉得住气，尽管他也对曾甦元当时不听命令，执意撤后一事非常恼火，但对胡宗南第1军在栏杆铺停留，不尽快支援罗山地区战斗，蓄意让第45军在第一线硬拼死顶的作法更是气愤。尤其是陈军长已经得知，胡宗南先一步在委员长面前告了御状，把罗山以及信阳失守的责任倭罪于第45军，因此，早准备在会议上为第45军辩解一番。陈鼎勋起立发言：
“我军仅有最劣的川造武器装备和少数俄式及马克沁重机枪，又系临时组成之师，在罗山前线与步骑炮空联合作战之日军奋战三个昼夜，已完成掩护第17军团主力集结信阳的任务。此外，友军已进至罗山以西栏杆铺，但就地构筑工事，不思增援罗山前线。以我伤亡惨重之部队困守孤悬前沿的县城是否得当，尚在不定之中。我部弃守孤城并非没有道理，而且也未形成溃退，全军退守栏杆铺第2线后，即在友军两翼占领阵地，与正面第1军部队共同进退，这岂能说是作战不力？”陈鼎勋见好就收，没有直接指责胡宗南弃守信阳一事，但在座高级将领们都不是傻瓜，不少人心中默默思忖，“是啊，苦罗山失守应由第45军负责，那么信阳失守难道不是胡宗南的责任吗？”
陈鼎勋坐下后，会场上的气氛像凝固了似的令人窒息。蒋介石稍微缓和了口气，宣布给陈鼎勋撤职留任处分，给曾甦元记大过两次，而对信阳失守则闭口不谈。蒋介石明显偏袒嫡系，这种作法在抗战中制造了不少下应有的矛盾。如果说众多杂牌部队将领在抗战中不计嫌隙，矢志抗日，那绝不是有爱于蒋介石，而实在是有爱于国家民族。
9月21日，日军冈田资少将的第8旅团进占罗山城，然后向信阳方向展开追击，从而形成了与师团主力脱节的冒进之势。9月22日，胡宁南命令第1军和第45军部队从西、北、南三面反攻罗山，打算包围吃掉冈田旅团。初期进展顺利，逐步从罗山以西地区将日军逐村驱逐，压进罗山城内，两翼部队也已前伸到冈田旅团的后侧，形成了台围，冈田旅团处境笈笈可危，仅步兵第39联队的2800人就已骤减至不足800人。
然而，攻坚不仅在抗战初期，就是在抗战的中后期始终是中国军队一大难题，直到美械装备源源而来，部队火力极大加强之后，才逐步具有了攻坚的能力。在此之前，中国军队可以说基本不具备攻坚能力和手段。胡宗南号称“天下第一军”，但那只不过是在中国军队的范围里相对而言罢了。在反攻罗山战役中配合胡宗南部作战的炮兵第15团最能反映中国军队的装备低劣情况，因为它是军委会直辖的特种部队。该团第7连副连长王创烨中尉追忆说：
“该团系俄式炮团，1938年5月初成立，6月初领炮，中旬领到骡马，7月中旬即奉命出发，9月中旬参加罗山、信阳附近战斗。
俄造野炮及其弹药的性能，野炮出厂时间早者为1898年，后者为1914年造，炮身奇重，上坡时，需8匹健骡挽曳。……炮弹射程8000余码，着发时，以破片过大，杀伤力几近于零。”
这如何还能叫炮？简直就是古代战争中的抛石器。竟然还被中同最高统帅部作为直辖的柠种兵！不过话说回来，就这种玩艺，中国自己也没有，还是仰仗俄国人的支援才获得的。
罗山告急，冈田旅团告急！稔彦王中将严令筱塚义男的第10师团主力驰援罗山。9月28日，日军主力到达，重新发起攻势，胡宗南第17军团各部只好撤围退回栏杆铺一线转入防御，双方在信阳以西顶了牛，战况出现僵持。
一方为了守注信阳，另一方为了尽快占领信阳，都在紧急调兵遣将。稔彦王中将只剩下一个第3师团了，现在，他决心把最后一支机动兵力投放战场。9月底至10月初，藤田进中将的第3帅团以及岩仲义治大佐的坦克第7联队的数万大军，沿着合肥一信阳公路浩浩疡荡西进。公路上坦克、装甲车和各类汽车昼夜不绝，厚厚的烟尘把路两边行军的步骑兵们遮盖得如同土猴。10月1日，藤田进的师团司令部到达潢川。
与此同时，从汉口至信阳的京汉铁路线上也在超负荷地紧急军运。为保住信阳，中国军事委员会从长江及江南方面紧急抽调部队，与信阳地区的第17军团台组为第5兵团，任命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上将为兵团总司令，中国统帅部也使出了最后的力量。
然而，第5兵团尚未集结部署就绪，信阳地区的胡宗南第17军团先自垮了下来。胡宗南光顾了防御罗山到信阳的公路正西，忽略了日军惯用的两翼迂回的战术。l0月初，日军第10、第3两个师团放弃正面死打硬推的企图，主力分两路向信阳南面和北面迂回进攻。第10师团主力冲破胡宗南薄弱的右翼，嵌入信阳以南地区，并于10月6日占领柳林镇车站，切断了京汉铁路。
第3师团在坦克第7联队配合下，攻击胡宗南的左翼，于10月11日切断信阳北面的京汉铁路。信阳无法再守了，1O月12日，胡宗南命部队放弃信阳。
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放弃信阳并不为过，问题在于胡宗南不仅仅放弃了一座城，而且引军远遁，放弃了在信阳外围继续阻敌，迟滞日军南下汉口的任务，这一点原本是可以做到的。
几十年后，曾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仍对此耿耿于怀：
“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胡宗南跑了，立足未稳的第5兵团阵脚大乱。日军华中派遣军当即于10月12日向第2军下达了南下汉口的命令：
“派遣军在击败信阳附近之敌后，应以一部确保该地附近，其余使之进入汉口西北地区，与应该进入麻城方向的部队配合，消灭在江北的当面之敌，且须攻占汉口及汉阳。”
畑俊六大将等了几个月，终于盼到了向汉口最后一扑的时候。不过烟俊六并不满足于仅仅攻占武汉，他还想吃掉中国的大部队，而最有可能被吃掉的是江北的第5战区部队。
日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第五战区的景况要比第9战区险恶。江南的第9战区部队所要对付的是由西向东平推前进的日军，后背和南面均无后顾之忧，即便到了最不济的时候，只要向西或向南退后一步，安全就有了充分保证。而第5战区则不同，北有沿大别山北麓西进的日军第2军，南面是长江及江北岸西进的日军第6师团，在信阳及平汉铁路安全之时，还无大忧，背后还是安全的，但平汉路一出问题，第5战区部队就面临四面被围的现实威胁。
这一点中国人知道，日本人也很清楚。日军华中派遣军在命令第2军南下汉口的同时，还命令第11军迅速沿长江两岸向西突进，与第2军协调，争取将江北第5战区部隔绝在平汉线以西和长江以北地区，一举吞食掉。
可是，第11军此时犹如一头挤干了奶水的母牛，再也无力发动重大突破了，其所属的5个师团已全部投入战场，特别是沿江两岸西进的波田旅团和第6师团都已大伤元气，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为了补充第11军的兵力不足，推进沿江作战，华中派遣军从担任后方守备任务的直辖部队中拼凑了4个支队，加强第11军。10月4日，由第116师团的第120联队、野炮兵第120联队第2大队和1/3的卫生队，以及部分辎重部队编成的志摩源吉大佐为首的志摩支队，加入田家镇方向的西进作战：第15师团的第60、第67、第51联队备一部，以及工兵第15联队一部组成高品支队（高品彪大佐）于10月12日在长江南岸的源口登陆，与波田旅团台力西进；同时，派遣军又于10月9日命令将第116师团主力配属给第11军，但因该师团守备的长江沿岸频蘩遭到攻击，只能派出第119旅团的部分部队，在石原常太郎少将指挥下，组成石原支队加入江北岸的西进作战。在此之前的10月4日，第17师团的铃木支队也派往瑞武路方向。这样一来，第11军冈村宁次得到了极大加强，除原有的第9、第27、第6、第101、第106师团和波田旅团以外，又增加了志摩、高品、铃木、石原4个支队，其中3个支队都用于沿江进攻。
10月10日，九江第11军司令部电讯室，发报机按键快速敲击，电波直飞广济，“第6师团部：根据全面战局情况，希望尽快结束休整，于10月15日以后恢复进攻，向浠水河一线前进。”
几个小时后，以稻叶四郎中将名义发回的电报送到了冈村宁次手上：“我部在广济、田家镇作战中的伤亡人员至今尚未得到补充，计划等待10月25日到达的3000名补充兵员抵达后，方可一举向汉口前进，此前无力进攻。”
冈村手持回电绕室徘徊，过了好一阵才吩咐道：“告诉九江机场准备飞机，明日前往广济。”他决心亲自督促第6师团尽快恢复进攻。
第二天，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广济第6师团部附近的空地上。连续两天，稻叶四郎师团长和重田重德参谋长陪同冈村中将视察各个部队，并反复研究了整个战局。冈村强调，第6师团必须在近日恢复进攻，争取与平汉路的第2军部队同时占领汉口，以便完成对江北中国军队的合围。同时告诫稻叶四郎：倘若第6师团行动迟缓，攻击不力，中国方面就会把武汉内围的部队调往平汉路方面。阻止第2军南下汉口。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冈村向稻叶通报了派遣军关于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已车部分部队北上平汉路的最新通报，同时透露，第6师团当面的中国军队为避免后路被断，已有逐步撤退的征兆。
10月12日下午，冈村临上飞机时，满怀期待地紧紧握住稻叶四郎的双手，“稻叶君，中国有句古话：行百里者半九十。武汉作战能杏圆满，全赖第6师团官兵的武士道精神了。”
飞机起飞了，但没有立即离去，而是在稻叶等人的头顶绕飞数圈，晃动着机翼。稻叶四郎懂了，这是司令官在向第6师团致敬。
战后，重田重德大佐谈了他当时的感受：
“第6师团各部在广济、田家镇作战中损失很大，为了等待3200名补充兵员，预计最快也要23日才能发起进攻。听到军司令官要我们‘务望排除万难于10月17日进攻’的要求时，我悲愤得泪水横溢，司令部的要求太冷酷了！但是，命令必须执行。每到夜晚，我就登上附近的山丘，远眺前面的敌军阵地，苦思焦虑。第一、二夜没想出办法，好容易在第二天晚上涌出了信心。我认识到军司令官的冷酷，实际是要我们利用敌军动摇的机会，果断地长驱直入。战争真是奇妙……”
宫崎周一大佐也力冈村的决心捧场：“据以后情况判明，17日发起攻击，正好碰上了敌军总退却的落潮。如果迟一二日进攻，就会失去在退却之敌中突进的战机，就不能实现畑俊六大将赞赏的那种‘疾风扫落叶似的急速追击’。”
日军将校的自诩难免有夸大之处，不过此后日军的攻势比较顺利倒是真的。
10月17日，第6师团从广济地区向西面的烯水一线前进，21日渡过浠水，继向巴河推进，22日渡过巴河，24日晚攻占汉口以北约30公里的黄陂。
与此同时，华中派遣军增派的志摩支队和石原支队已先于第6师团行动，于10月7日从日家镇出发在广济第6师团左翼向西进攻，21日攻占兰溪镇，24日超过团风，25日占领阳逻。
北线第2军在京汉线的得手不仅刺激了第6师团等部队的锐意进攻，而且刺激了冈村宁次夺取头功的欲望。冈村宁次用于江南的4个师本来是被当作武汉作战的重点方向，企图大迂回进到武昌西南110公里的蒲圻附近，切断粤汉铁路，包围武汉地区的中国军队。但是恰恰是江南方面的战况最今日军恼火，直到10月20日，南浔路上的德安仍然未能拿下来，西进的第27师团也被万家岭之战引得被迫向东回援第106师团，以后虽然恢复了西进，但与第9师团、波田旅团一齐受阻于富水河西岸地区迟迟不能突进。
急功近利的冈村宁次再一次改变计划，将大迂回切断粤汉铁路的计划改为小迂回在贺胜桥附近切断粤汉线。冈村这种变化纯属投机取巧，实际上放弃了围歼第9战区大部队的幻想，仅仅成了为攻占武汉而作战了。
10月21日，冈村下令第27师团和第9师团主力避开幕阜山主脉，改向北面前进。这样一来，既绕过了山地险阻，又在江南岸狭小地带集中了第9师团、第27师团一部和波田旅团、高品支队等部，宽正面变成了窄正面，攻击当然有力多了。10月20日，沿江日军攻占鄂城，25日突破葛店。10月27日，第9师团和第27师团的部队在桃林镇、贺胜桥地区切断了粤汉铁路。
10月26日，日军第11军的部队分别进占了已经撤退一空的汉口和武昌，位于潢川第2军司令部的稔彦王中将不高兴了，他心想：“最先使战局有所突破的是第2军部队在信阳乃至平汉路的进攻，没有平汉路的成功，中国军队就下会考虑全面撤退，可是，到未了摘桃子的竟然是第11军！”
坐镇南京的畑俊六大将了解这位皇族司令官的心情，为了安抚亲王殿下，畑俊六于占领汉口的当天乘飞机飞抵潢川城，一下飞机就向稔彦王中将连连解释：“原本希望第2军和第11军大致同时进入武汉，但中国方面为了撤出江北的部队，拼命阻止第2军南下，致使第11军拣了便宜，此事还望亲王殿下能够谅解。”
稔彦王自然无话可说，他总不能不顾皇族体统去公开计较。
武汉失落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令人惊诧的是在这场中日战争爆发后的最大一次会战中，日军竟然没有吃掉中国军队100多个师中的任何一支！
北面也要迂回，南面也要抄后路，折腾了几十月，仅到手一座空城。畑俊六也罢，稔彦王也罢，冈村也罢，都难免生出几分沮丧。
国共两党所见略同
武汉会战的最后一笔是圆满的，比起淞沪会战、南京会战而言，武汉的撤退相当成功。
10月中旬的西北黄土高原秋高气爽，憨厚的陕北农民如同千百年来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似乎感受不到外面正在激烈厮杀的世界。延安的一切，至少在外表上看起来是那么样和、宁静，与处于战争旋涡中心的大武仅完全是两个天地。
在表面的平静下面，一批日后成为新中国缔造者的精英人物正汇集延安，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由于战争，中共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未能赶回参加会议，尽管如此，这次全会仍然成为1928年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历届中央全会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
会议是9月29日召开的，这一天正是田家镇失陷之日，目光敏锐的中共领导层得出了自己的判断：武汉会战已进入最后阶段，该是考虑撤退的时候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手为武汉撤退做好宣传和舆论上的准备：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
（一）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
（二）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以至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
5天以后，毛泽东在全会上，向在场的17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30余名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作长篇报告。穿着简朴的毛泽东烟瘾大得惊人，周恩来从武汉带来的香烟没几天就叫他抽得所剩无几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会场上凡会吸烟的人都毫无顾忌地点上一支烟，任由烟雾笼罩室内。怕烟的人架不住众多烟枪的喷吐，只好在窗前或靠近门口的地方就座。
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腔，旁征博引，纵论宇内古今，把个中日战争的起因、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向分析得丝丝入扣，透彻明晰。毛泽东的思绪并未拘泥于中日战争本身，欧洲、北美、太平洋……俱在中日战争影响之内，同时也在影响远东的中日战争。
强大的日本人碰上毛泽东这种大手笔、大战略、大胸怀之人，实在是他们的不幸。据说，一路打入日本本上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曾高度评价了天皇的作用，说天皇一人比得上20个师团。天皇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他与毛泽东的雄才伟略根本无法作同日而语。
在10月中旬的这一天，当日本国内外，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武汉三镇的得失之际，毛泽东已经超越了小小的武汉，他的眼光正飞越时空，注视着久远，武汉在毛泽东的胸襟里不过是巨幅棋盘上的一个小小的棋子。他谈到了武汉，语气平静的犹如手中香烟的缕缕青烟：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针内所许可的，并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武汉撤迟，此其时矣。延安的判断通过周恩来等人传给了蒋介石。虽不敢说蒋介石受了多大影响，但国共双方所见略同倒是不假，蒋介石已经在考虑撤退问题，其目的同样是保存战力，与日寇再作周旋。
其实，广义的撤迟早在会战开始前就已着手实施，重点是各类工厂企业。
一年以前，淞沪抗战紧张进行，位于战火中心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1279家工厂，但由于拆迁撤退工作组织不力，只拆迁了146家，其余全部沦入敌手。有鉴于上海的教训，中国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3月就开始拆迁汉阳铁厂。九江失陷后的7月30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连续载文，要求政府紧急抢救人力，抢救物资，绝不能留下资敌。武汉的工人阶级也发出呼吁，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保全一分工业，就是获得了一分胜利的保证！”
最难撤的就是工厂企业，但武汉工厂的拆迁相比其他城市而言，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效果也最好，在所有内迁工厂中，有57％的工厂来自武汉。
至于人员撤退更是比较彻底，到10月中旬，前线仍在激烈作战，而官兵们所要保卫的大武汉已是一片冷寂。包括必须坚守岗位的公职人员在内，全城30万人骤然减至不足5万。每天清晨，偌大一个城市除了二三声油条叫卖声外，几乎无声可间。
10月15日第9战区某部十几名官兵押运数名日军俘虏去武汉卫戍司令部，刚刚进城车辆就损坏了，带队的军官四处寻找，打算征用汽车，结果到处都不见汽车的影子。这名军官非常纳闷，一周前他来武昌公干，沿市街到处都是满载人员、物资的汽车，这不过才几天就老母鸡变鸭了。该军官情急之下，跑到附近一处政府机关留守处，抓起电话叫通了卫戍司令部，气狠狠地嚷道，“我们是9战区负责押解日军俘虏的人员，请你们立即派车前来接运！”
“你们自己设法前夹，司令部目前没有汽车。”
听到这个回答，押运军官火不打一处来，他根本就不相信这种鬼话：“你敢再不派车，我就把这几个鬼子全部枪毙！”
对方也炸了：“随你的便，最好连你自己一块崩了，省得世上多一个疯子！”
骂归骂，好容易抓住的俘虏可不能杀，那份责任小军官可承担不起。开步走吧，一行人穿过一条条空旷的大街，两边商店大门封闭，走走歇歇，连喝水之处也找不到。沿街住户门窗上“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某月某日封”之类的布条、纸条比比皆是，“别了武昌”、“别矣吾家”、“我们会回来的”
等粉墨字迹随处可见。
好在一辆贴有特种通行证的汽车路过，司机发现押送的是几个日本俘虏，就停下来搭载了这些疲惫的官兵。听押运军官一通牢骚，司机哑然失笑，“闹了半天，你老兄啥也不知道。从今天起，只有贴特种通行证的汽车才能在市区行驶，其它公私车辆统统遵命疏散。”
稍停，司机又像透露军事秘密似地诡秘地说道：“老兄，全城党政军机关只有107辆汽车有这种通行证，连军事委员会办公处才留了8辆车。”
押运军官听罢转怒为喜，“闹了半天，这就叫焦上抗战。日本人打了几个月，就为了一座空城，嘻嘻。”
全师而退
10月24日晚，武汉城区各处爆破发出的巨大声响震耳欲聋，一架涂着青大白日的飞机在武昌上空盘旋，然后向上爬升，径向南面飞去。机舱里蒋介石委员长戎装严整，腰板挺直地端坐在座椅上，脸上平淡得没有任何表情。
倒是蒋夫人宋美龄略微显出一些激动的神色，她靠近舷窗，俯视下面东一处、西一处的爆破烟尘，心中涌上一股豪情：“大令，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批撤出武汉的。”稍停又说：“你的破坏命令执行的非常彻底，日本人会从中感受到我们坚持抗战的决心。”
“嗯、嗯，很好，很好。”委员长心不在焉地应付一句。此刻他唯一考虑的是前线的部队能不能顺利撤出来，尽管10月初就已要求江南江北两个战区制订撤退方案，近几日也有许多部队陆续退往安全地带，可在第一线与日军保持接触的部队是否能全师而退，实在没有把握。尤其是第5战区的部队，更令蒋委员长担心。
宋美龄了解丈夫的想法，悄声宽解道：“别想了，统帅之道讲求举重若轻，你总不能亲自指挥每一支部队。再说了，百多万人的大会战，即使丢了一些部队也在所难免。”
蒋委员长似听非听地点点头，闭闭眼睛想休息一会儿。“隆隆”的螺旋桨声像有规律的催眠曲，慢慢地将疲惫的蒋介石送入半睡眠状态。过了一会儿，机舱内宁静的气氛中掺杂了几许惊慌，宋美龄以女人特有的敏感感觉到了，她发现飞机的飞行不太规则，一了解，原来是迷航了。
“夫人，怎么办？现在只好返回武昌。”宋美龄抑制住不满：“返回武昌，有把握吗？”到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说有把握，可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驾驶员借助地形标识，摸索着飞返武昌机场。机场上，最后一批工兵正在紧张地破坏跑道，突然发现委员长的专机降落了，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再晚一会儿，飞机就别想落下来了！加油，检查，在“轰轰”炮声中再次起飞。
目送飞机在晨色中远去，机场负责人抬腕看了看表，己是10月25日凌晨4点多钟。
真险啊！日本人动作再快一点，蒋委员长就会成为他们的阶下囚。蒋介石有惊无险，安然撤离，他所担心的第5战区部队也有惊无险，全师而退。
10月17日，汉口东北靠近大别山麓的宋埠，第5战区长官部正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部署最后撤退阶段的作战任务。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神态凝重地宣布：
“方针：战区调整态势，将主力逐次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以一部留置苏皖边区及大别山脉游击，以牵制敌人。
要领：第一期维持目前态势；第二期实施转移，时间待定。转移顺序为：
江北岸右翼兵团先行转移，尔后大别山中的左翼兵团主力经黄安，在广水越过平汉路，向随县撤出，中央兵团主力掩护左翼兵团转移后，留在大别山中游击。”
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第5战区，李宗仁最担心的则是孙连仲的左翼兵团。
从态势上看，孙兵团在沙窝一线从9月中一直顽强拒止日军南下，使日军第13、第16两师团始终无法越过大别山，然而，到10月上中旬，日军在平汉路首先得手，尔后江北岸第6师团也取得快速进展，为了保证右翼兵团顺利西撤，孙连仲的部队必须顶住当面的日军，可是这样一来，自己就面临着后路被合围的险恶局面，再加上正面日军两个师团的拼命攻击，要想敌前脱身，真是难上加难。
10月24日，第5战区各部队接到李宗仁的撤退命令，实施时间是当天下午4时。接到命令后，右翼兵团与敌脱离接触，大踏步向西转移，一路顺利。可处于日军口袋阵最深处的左翼兵团却频频遇险。
24日上午，位于大别山小界岭一线的第71军军部气氛紧张的几近凝固。
宋希濂军长绕室徘徊，不断询问平汉路方面日军的最新进展，他很着急，再拖下去，部队就很难撤出了。
“从现在起，电话、电台必须人不离机，所有情况必须马上向我报告，谁懈怠失职，我就枪毙谁！”
下午2点左右，一名参谋进来报告：“军长，右侧友军司令部已经拆除电话线路，人员也在收拢集中，似在准备撤退。”
“马上接孙总司令电话！”宋希濂恼火地下令。恰在此时，桌上电话一阵骤响，宋希濂抢上一步，推开参谋，抓起就说：“我是宋希濂。”
“宋军长，长官部命令”，孙连仲的声音急促紧张，毫无寒喧的意思，“你部第71军即刻按前定撤退方案，交替撤出阵地，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样以西地区转移。”不等宋希濂回答，孙连仲又复述了一遍。
不到2个小时，第71军各师即按预案分头向西撤退，第61师师长钟松率部先行，宋军长率第87师及直属部队，分4路沿黄安至花园的公路向西急行军。一路上，日军飞机频繁掠过部队上空，但日军飞机对这么大的目标，似乎视著无睹，既不投弹，也不扫射，径直向西南方飞去。宋希濂判断日军飞机的目的，是在破坏前方的道路桥梁，企图阻止部队的撤退。
第4天临近黄昏时，部队赶至花园附近，听到西面约30华里的地方枪声密集，估计已有日军抵达那里。附近友军部队约数千人因情况不明，正在仿徨之中。虽然钟松的第61师于几个小时前刚刚经过花园西去，但情况显然变了，继续昆随西去太危险、太莽撞，现在这种时候容不得半点侥幸。据后卫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日军的迫击部队，向北警戒的搜索队也报告说北面尚无敌踪。宋希濂立即在花园车站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向大家说明目前的形势：
“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大包围之中，再向西行，可能钻入敌军口袋，有被歼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察觉后将缩小包围圈，亦有被歼的危险。
我们必须立即向北移动，暂时隐藏在宣化店、七星坪一带及花园东北地区，伺机跳出合围圈。”
所有到会者，包括友军掉队部队的军官一致表示，绝对信任宋军长的决断，愿意随宋军长死地求生。只是个别军官表示，部队太疲劳，希望吃点东西再走。
“不行！时间稍纵即逝，钟师长刚过去，我们就过不去了，情况多变，必须立即行动。”宋军长就部队行进路线、隐蔽的大致地区，以及联络方法等明确指示之后，即亲率直属队和友军部队循原路向东返回，一小时后折而北向，进入丛林地带，第87师在沈发藻师长率领下也分路向北移动。
经一夜行军，第二天上午，各部大都抵达了三里城、宣化店一带地区，沿途还收容了不少其他部队的落后人员，出人意外的是，这些地区不仅没有敌情，而且没有一点战争气氛。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特别令宋希濂高兴的是，三里城竟囤有军粮一批。宋军长当即要各部前来领粮，除吃用外，尽量带足预备口粮，同时命令派出警戒部队，严密封锁消息，所有无线电台一律暂停使用。宋希濂胆子真不小，竟让部队在这一带潜藏休整了三四天。宋希濂以往的经验告诉他，日军作战往往企图很大，而力有不足，用兵上通常是前重后轻，即使形成了战略包围也很不严密，就像一张铺得很大的网，处处都是网眼，尤其在日军后方更是如此。
基于这种判断。宋希濂派出便衣人员，前往潢川、罗山、信阳等地，侦察日军的情况。几天后，第71军各部昼伏夜行，逐步向北潜行，接近信阳至潢川间公路南面约20华里处住下。详细侦察证实，信阳至潢川间，只有信阳和潢川有日军驻守，白天公路上有装甲车巡逻，晚上却颇寂静。11月1日晚，第71军部队约2万余人在罗山以西栏杆铺附近全部通过公路，第2天徒涉淮河，完全跳出包围圈。
宋希濂又成功了。蒋介石和何应钦得知后欣喜异常，分别致电嘉奖，内有“极为嘉慰”之同。类似第71军这样大胆钻隙，跳出包围圈的还有第77军等好几支部队，他们都安然返回后方。
对此，蒋纬国将军有过分析：
“包围作战，规模愈大，则收效愈宏，但实施包围者，于战略包围之后，必须有足够之兵力继之以战术包围，构成严密之包围圈，始可将敌人捕捉歼灭，……反之，即令已形成战略包围，遇意志坚强之敌，仍可乘隙突围，重整战力，再事作战。”
中国军队撤退了，是全师而退。历时逾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兵力，在山岳、湖沼、交通沿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交战，到未了日本军队还是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任何一支，到手的仅仅是一座空城，而且是开战之初就预定要放弃的空城。
日军进占武汉的第二天——10月27日，与大陆一水相隔的日本列岛上，到处都是庆祝的浪潮。东京市内所有的居民全部涌上街头，广播喇叭里传出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旋律，由学生组成的铜管乐队一路行进，一路奏出激越高亢的《军舰进行曲》。穿军装的人被视作民族英雄，狂热的人群将他们簇拥着高高举起。丝质的、布质的、纸质的无数面旭日旗发出“哗啦啦”的声响，犹如海啸一般。一些耄耋老翁不顾年迈体衰，身着珍藏多年的甲午战争或日俄战争时的军装，跪拜在靖国神社和皇宫门前，为皇国“武运长久”
默默祈祷。
入夜，位于三宅板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大楼内，战争指导班的崛场一雄少佐默默仁立在办公室的窗下，室内一片漆黑，他不想开灯。楼前街道上华灯齐放，提灯游行的队伍填衔塞巷，宛如一条游动着的火龙。孩子们两手各提一盏彩色灯笼，在人海中穿行嬉戏。崛场少佐的耳膜被巨大的“万岁”
声浪冲击得隐隐作痛，白天的庆祝和夜晚的狂欢不仅没使他产生丝毫兴奋，相反，却泛起一缕淡淡的苦涩和忧郁。
“国民大容易冲动了，”他喃喃自语道。崛场少佐身在指导战争的中枢机构，对中日战争发展趋势中蕴含着的危险因素极为担忧，这些潜在不利因素当然不能让国民知道，可军部决策层却无时不在忧心忡忡。
几天前，就在这间办公室内崛场与几名狂热的少壮参谋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
“崛场君，你太悲观了。战争爆发以来，皇军在战场上攻城略地、屡战屡胜，取北平、克淞沪、占南京、下徐州，现在直捣武汉，中国的富庶之地，工业中心几乎尽入我皇军手中，中国人怕是无法支撑了。”
“此言差矣，你我不能见树木不见森林，”崛场看着眼前这几个无智无识的家伙，尽量用平缓的语气阐述自己的观点：“不错，皇军在作战上每战必胜，可是，结束战争的前景依旧遥遥无期，时至今日，你我都应承认，开战之初的速战速决战略方针已然失败，皇军正在步入最不利的持久作战的泥潭。”
在座的一个参谋脸憋得通红，想开口，崛场一挥手阻止了他：“你想说发动全部国力，深入动员，蒋政权不投降就一直打下去，是不是？可是这样蛮干，会把明治大帝以来日本70年积蓄的国力荡尽在中国土地上，而且能否达到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仍属未可知。”
崛场抓起桌上的一杯茶向地上一泼，茶水在光滑的地面上渗透开来，形成一个不大的水渍，“日本的国力有如此水，不可能淹没这间屋子的全部地面。更何况中国举全国之力集中对抗日本一国，而我们的对手绝非中国一个。
诸君想必都很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近一二年内爆发，帝国正在准备投入这场关系千秋命运的大转机之中。对中国的战争如此拖延下去意味着什么，你我都是军人，想必不难明白。”
崛场越说越激烈，听者越听越沮丧。
“崛场君，参谋本部是怎么考虑的？”
崛场长吁一声：“别无良策，最高层已经认识到占领武汉后，战争仍将持续下去，既然无法速决，也只能转入持久作战的态势了。大本营已经决定，占领武汉后，不再把有限的国力投入这个无底洞，把重点转向扫情后方的匪祸，巩固已占地区，以不败态势长期围困中国的抗日政权。至于能否达成目的，何时达成目的，全凭天佑神助了。”
送走了客人，崛场久久无法平静，他抓起笔起草了一份关于攻占武汉后的宣传舆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建议陆军报道机构适当控制报道的热度，尽量将庆祝活动引导到缅怀战死官兵，勤劳奉仕和努力工作方面，力戒使国民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以免形成心理上的落差。准备持久战争的要素之一，就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
大本营采纳了这个意见，可是眼前的狂热景观，……崛场少佐深深地叹口气，拉上了窗帘。
几天后，日本政府及陆海军领导人都看到了一份中国公开发表的文告，这是蒋介石10月31日的《告全国国民书》：
“……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我守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就军事言之，武汉在战事上的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地与兵力，一切部署均已完成。……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图。以时间言，不能力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决心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事。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心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
无线电波载着这篇文告飞向世界各地，所有关心这场中日战争的人们，无论他是政界要人或是平民百姓，无论他们持何种倾向和好恶，但有一个感受是共同的：
武汉撤退并不意味着结束，远东中国大陆上的战争将会持续下去。
浩浩荡荡的长江又日夜不停地流淌了6年多时光，终于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武汉会战——这场8年抗战中规模最大的搏斗，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辉煌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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