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名将
大别山绵延起伏，雄踞鄂豫皖三省边境，西与桐柏山相接，东延为霍山，整个山势走向由西北直贯东南，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大别山地形险峻，一般标高在400—1000公尺之间，主要山峰标高在1000—1800公尺之间。
该山四周均是交通要道，北瞰合肥至信阳公路，南迫长江及其北岸的通往武汉的公路，西临平汉铁路南段，是长江北岸、武汉东方外围的天然屏障，也是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
这是一座名山，曾经三度扬名于中国现代战争史。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逆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四处暴动、起义，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成功的地方就包括大别山。黄、麻起义的星星之火，很快在大别山形成燎原之势，赫赫声威的红四方面军就是在大别山的怀抱里壮大起来的。一直到抗战前夕，国共两党铸剑为犁重新携手为止，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始终无法剿灭大别山的红军武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竟有数百名将军来自于大别山的泥腿子。
大别山第三次载于史册是1947年夏季，当时，国共内战正酣，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着着紧逼。毛泽东在黄土高原审时度势，毅然命令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双方攻防为此一变，国民党就此在战场上失去了主动权。
第二次名垂青史就是抗日战争，大别山有幸在对外的民族战争中发挥作用，这是它古老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而光辉的起点就是武汉会战。“青山本无奇，抗日扬其名”，大别山，值得永远铭记的山。
1938年初夏，中国最高统帅部依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的战略方针，在大别山摆下了第5战区50多个师的重兵集团，意在依托大别山，节节抗击长江以北、沿大别山南北麓西进的日军。
第5战区的部队成分复杂，除少数中央军外，多为广西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等备路杂牌。然而，这些不起眼的杂牌军，却在台儿庄重创了日军精锐的板垣和矶谷师团，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台儿庄大捷，首先得益于各方部队的同心戮力，对此，战区司令长官丰宗仁上将功不可没。
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这方面，李宗仁可比蒋委员长强得多。蒋委员长终生玩弄权术，处心积虑地扶植嫡系，削弱杂牌，即便在不得不用你的时候，仍对你持有强烈的戒备之心。武汉会战风云乍起，李宗仁脸颊枪伤发作，右脸红肿，右目失明，被迫离职赴武汉就医。在东湖休养期间，李宗仁散步途中常与周恩来、郭沫若寒暄，并与李济深、黄绍竑、方振武等莫逆之交朝夕聚首，或论国事，或对弈泛舟。岂料，竟引起中统和军统特务的注意，派了一王姓女士前来暗中监视。李宗仁等慨叹，大敌当前，中央当局尚不忘“庸人自扰”。
相形之下，出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就相当坦荡，他对所属部队间的嫌隙洞若观火，但依旧晓以大义，以诚相见，从而赢得各方面将领的信任和服从。此次武汉会战，第5战区再当重任，然而不幸的是，孪长官枪创复发，第5战区顿失统帅。三军不可一日无帅，谁来执掌第5战区？
蒋委员长想到身边的白崇禧。白崇禧与李宗仁同为广西桂林人，回族，时45岁，正当英年，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是中国统帅部的智囊，“小诸葛”即是中国军界对他的溢美之誉。
白崇禧自幼才华出众，5岁入私塾，14岁以第6名成绩，力排千余考生，跻身广西陆军小学，旋因病退学。16岁以第2名考入广西初级师范。学军事或学教育是当时中国青年的热点选择，意在强兵御侮，教育救国。少年白崇禧不乏爱国激情，辛亥革命爆发，即不顾家人拒止，弃笔从戎，参加广西学生敢死队。以后又入保定军校学习，毕业时，白崇禧深忧边疆危机，自愿报名到新疆戍边，以效法张骞、班超建功西域的壮举，因故来遂其愿，故分至广西原籍军中见习。
孙中山在广东建立大本营时，白崇禧等广西少壮军人竭诚拥护，愿在孙中山麾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后，白崇禧与李宗仁等人举国民革命旗帜，统一广西，参加北伐，一路打到北平，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谭延闿曾撰对联一副，送给尤潭战役中力挽狂澜的白崇禧，云：“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1928年二次北伐，白崇禧抵达平津附近，阎锡山如见救星，声称：“你来了胜过10万雄兵。”
白崇禧在政治上顽固反共，1927年，他力促“清共”，亲自参与组织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又与共产党抗争多年，至死不悟。尽管如此，共产党人还是很看重他的军事才能，毛泽东曾表示：“白崇禧喜欢带兵，如果他过来，照样可以给他几十万人带带。”
白崇禧数十年戎马生涯中，军事才能用于正道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大革命，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武汉会战前，白崇禧作为副总参谋长，一直参赞中枢，无缘统兵陷阵，此次第5战区长官空缺，终于有了率雄兵搏杀日寇的良机。
蒋委员长平素常误用许多庸人，这次能以白崇禧代理第5战区长官，倒也称得上是知人善任。无论资历、经历，还是能力，白崇禧挂帅第5战区，足以服众，胜任有余。
7月17日，白崇禧顶酷暑，胃风尘，赶往大别山重镇商城，在城北岳家祠堂设立了战区指挥部。久在中枢，对敌我态势自然了若指掌，白崇禧无须多想，两天后即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会上，白长官分析了双方态势，指出确保长江北岸的要旨为：
“战区部队将分为大别山区及南、北麓三区作战。
大别山区部队于山地险要之处，务防守隘口阻敌窜入。
若敌人于山之南、北麓突进时，南北两麓部队应防守山麓要险，诱敌于我之有利地形，全力消灭。”
基于上述设想，8月16日，第5战区总部召集各军将领于浠水，部署作战事宜，白崇禧当场宣布第5战区作战命令：
“战区分左中右3个兵团：
以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上将指挥右翼兵团，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利用长江北岸丘陵湖沼之有利地形，在广济东西至浠水一带占领纵深阵地，拒止北岸日军西进；以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上将指挥中央兵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
以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上将指挥左翼兵团，依托大别山，在大利山北麓与准河之间，利用地障，拒止该路之敌西进。
其余部队或担任敌后游击，或控制为第2线预备队。”
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第5战区数十万大军经他一拨弄，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个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行动自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大别山。
事后证明，白崇禧的部署基本正确，恰好对应了尔后日军的主要进攻路线。之所以话不说满，留有余地，仅仅定它一个基本正确，是由于至今有观点认为：白崇禧以左、右两个兵团置于大别山南北麓，分别拒止日军西进，虽属无误，但他判断两路日军的重点在南不在北，是一个误断。这种观点强人所难，大有讨论余地。
其一，白崇禧作出上述部署之时，日军稻叶师团已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之间锐意西进，6月17日陷潜山，7月26日占太湖，8月1日克宿松，8月2日攻占黄梅，其部前锋已进迫广济。而此时，大别山北麓尚无战事，8月22日以后，北路日军才开始沿北麓进攻。
其二，长江以北的日军主力，第二军的4个师团，当时尚在合肥、舒城一带忙于集结，其主力投入南路或北路尚属不明。
其三，就进攻武汉的路线上看，大别山南麓的进攻路线，距武汉最近，是直线，且有海军溯江部队在其左翼配合，长江水路又是天然的运输路线；相反，大别山北麓的进攻路线，形同弓背，充其量是远距离迂回，就时间、空间和致命程度而言，远不如南路来得要命。
其四，日军后来虽把4个师团投入了北路，但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试想，倘若中国军队不把捷径作为重点，日军焉能舍近求远，去绕那么大个圈子呢？
退一步说，即使白崇禧确属误断，也情有可原，他毕竟不是诸葛再世，无法完全预测日军的计划，白崇禧如何神机妙算，也还是中国的将领，而不是日军的统帅。
侧击潜太
日军在长江以北的进攻，因受大别山的阻隔，而分为两路，最先于6月中旬投入作战的是南路的第6师团，2个月后，又在北路投入了第2军的4个师团。
大别山不简单，不吭不哈往那一矗，就把两路日军分割为互不呼应的两个部分。按理，日军西略武汉，在指挥上应分为江南、江北两个集团，江南归第11军负责，江北归第2军负责，如此，职责分明，利于指挥。可大别山偏偏要从中作梗，由于它的存在，长江以北的日军又被一分为二，以至于在整个会战期间，两路日军虽同在江北作战，但始终无法相互关照，没能形成战役上的直接协同。
日军统帅机关十分挠头，无奈之余，只好将长江以北、大别山南麓的第6师团划归江南的第11军指挥，因为，相形之下，虽然隔了条大江，但第11军还算是就近了。不过，这样一来，就难为了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他既要应付江南第9战区的陈减、薛岳等难缠之辈，又不得不兼顾江北第6师团，与第5战区的“小诸葛”斗上一斗。
第6帅团被冈村宁次誉为“日本第一精锐师团”，组建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5月14日，是日本最早组建的6个师团之一，历经甲午、日俄等一系列战争。该师团与第106师团同样，官兵多为日本南九州人。武汉会战时的师团长是稻叶四郎中将，手下两名少将，一是第11旅团长今村胜治，一是第36旅团长牛岛满。全师团包括第13、第47、第23、第45等4个步兵联队和骑兵，野炮兵、工兵、轻重兵各1个联队，共有8个联队、22000人以上。
入列第11军后，冈村司令官又将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迫击炮第4大队、近卫师团第4野战高射炮队、独立机关枪第7大队、第11师团第1和第2架桥材料中队、近卫师团渡河材料中队等特种兵部队配属给第6师团。
此外，德川好敏中将的陆军航空兵团，以及塚原二四三中将的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的近500架飞机，也以相当一部分兵力直接协同第6师团作战。
稻叶四郎真可谓是军容庞大，战力坚强。
6月2日，第6师团奉华中派遣军命令，从合肥陆地行军南下，进攻安庆。8日占领舒城，13日占领桐城，继续南指安庆。14日晨得知海军溯江部队和波田支队已占领安庆，遂奉命改向西进，向武汉方面攻击前进。
中国第5战区的意图是，在黄梅以东地区，避免作主力决战，而以逐次抵抗，迟滞敌人为目的；待敌西进至黄梅、广济地区，其后方运输线延长，备多而力分之时，再在黄梅、广济一带与敌作重大战斗。
依据这一指导思想，第5战区南线部队在潜山、太湖、宿松等地公路沿线的作战中，并不就一城一地与日军作殊死争夺，而是每遇河流、山丘等地形有利的地带，就摆开一副坚决拒敌的架势，与一心想靠正面突击迅速前进的日军激烈交战，俟日军感到必须认真对待，将后续部队前调，重新排兵布阵，准备施展分进合击、迂回中国军队侧后的惯技时，中国守军即适时撤退，避入西北方的大别山中，凭借险山隘口，待机侧击日军。
初时，第6师团沉浸在每战必克的骄狂之中，对中国军队的这种战法毫不在意，甚至认定中国军队已被击溃远遁，不敢、也无力再来妨碍皇军的行动。6月17日，日军攻占潜山；7月26日，攻陷太湖；8月1日，进入宿松；8月2日占领黄梅。随着战线的向前延伸，稻叶四郎中将也日渐恼怒起来：
“中国人大大地狡猾，不敢与我皇军堂堂正正地交战，把大部队藏匿在山里，专门打皇军的屁股，抄皇军的粮道。中国猴子，八嘎！”
恼火归恼火，无奈归无奈。稻叶中将有心追歼撤到山里的中国军队，以解除西进的后顾之忧，可层峦叠障的大山实在令人心怵，在这种险峻山地作战，伤亡大、时间长自不待言，能否歼灭中国军队还属未可知。不管他，锐意前进，可数万大军的吃喝拉撒、弹药物资，统统依赖后方运输线。皇军在中国的作战，每次都在交通沿线进行，不就是为了利用现成的铁路、公路，以保证补给顺畅吗？古往今来的战争，打的就是交通战、补给战，再强大有力的军队一旦失去了补给，就会变成一块稀软的豆腐。稻叶四郎中将只好一路前进，一路在后方各个要点留下必要的守备部队。多处守备，分散兵力，实乃兵家大忌。可不这么干，又有何办法。气势汹汹的第6师团，因为逐渐分兵，前锋的攻击势头渐渐减钝，8月2日占领黄梅后，即无力再进。
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著作中就第6师团的困难写道：
“第6帅团于8月2日攻占了黄梅，但以后不容易前进。安庆—潜山—
黄梅的兵站线约达200公里，为了确保这一兵站线，特别是防止大别山方面之敌的攻击，需要从第一线抽出相当数量的兵力。第6师团约半个师团的兵力担任兵站沿线的警戒，因而进攻的兵力就不足了。”
交通线，日军的薄弱点，中国军队自然不会放过，反击的矛头首先指向第6师团的后方。7月26日，中国统帅部发出训令：
“第5战区以3至5个师的兵力，向潜山阵地迂回攻击，一举击破之，进迫安庆。”
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上将接今后，于29日命令正在大别山中待机的第26集团军：“以一部确保西北各隘口，主力由现地向西南击敌侧背，截断潜太、怀（安庆）太间敌之后方交通线。”
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将军，以所部3个师的兵力，一部据守各山口，主力分别由潜山西侧向潜山南北地区实施攻击。其第199师一部曾克复潜山北面的余家铺，另一部一度收复潜山城，其他部队也近逼潜太公路沿线，直到8月底，攻击不断。日军守备部队困疲不堪，交通路线时断，其时几近于瘫痪。
8月中旬，第5战区中央兵团总司令廖磊将军，命令第21集团军之第7、第48军，各以1/3的兵力，从大别山东麓各隘口阵地出击，进攻太湖至宿松公路沿线的日军。
及至8月下旬，潜山、太湖、宿松公路沿线的日军，经第26集团军与第21集团军的连续攻击，开始呈现动摇现象。
位于九江的日军第11军司令部被迫于8月24日下令：潜、太、宿兵站线之守备部队，分别向黄梅、安庆方面收缩，放弃第6师团后方的陆地兵站线，第6师团的补给线改经长江水路，由安庆溯江西上至九江对岸小池口卸载，第11军的这一决定不乏明智，长江补给线比起大别山鼻子下的陆上补给线而言要相对安全，日军的海空军优势可以保证长江运输基本畅通。此外，第6师团后方守备部队也得以转用于西略武汉的主攻方向。
8月27日，日军守备部队开始撤退，第21集团军乘势收复太湖，次日，又收复宿松。
第5战区部队侧击日军第6师团后方补给线，迫使日军改由长江运输，这是一个胜利，但未竟全功。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抗日战史中曾对此有过圈点：
“下级对上级之战略指导，未能深切了解，以致目的落空，影响全局。7月26日军委会之战略指导……以第5战区袭击敌之后方，目的在妨害敌长江之后方补给线，当时第4兵团对第26集团军37师指示电令，‘以一部确保西北各路隘口，主力由现地向西南击敌侧背，截断潜太、怀太间敌之后方连络。’此仅为有限目标之攻击，与军委会‘……一举击破之，进迫安庆’之目标，出入甚大。……以至其执行任务之手段，未能符合军委会之期望。……
反之，如第4兵团能抽出有力兵团出击，一举进迫安庆，确实妨害敌之长江航运，则敌在九江之作战，必受影响，整个战局，可能改观。”
蒋纬国将军的点评，立意颇高，对第5战区反攻部队的批评，也在适当。
第21、第26两集团军均未以全力出击，而是以相当部分乃至主力留守大别山各隘口，深恐日军窜入。这确实有点谨慎有余，胆略不足。当时日军补给线的守备部队分散于点线之上，防守尚且难以自保，何论进攻大别山隘口？
而且，第5战区反击部队的企图的确有限，仅以切断潜、太、宿公路为满足，未曾设想一举突至长江北岸，攻击江上日军补给线。或许是认为长江方面的作战不属于第5战区作战范围？如真的这么想，就有点缺乏全局观念了。
另一方面，蒋纬国将军事后诸葛亮固然正确，但认为上下意图出入甚大，全在于“下级对上级的战略指导，有欠深切之了解……”。此话有点偏颇，7月26日军委会的电令，仅要第5战区以3至5个师的兵力出击。这些兵力显然不足以达成军委会进迫长江的意图，而且，军委会训令中是否有蒋纬国将军后来理解的那种宏大意图，也并不明晰。
不过，说千道万，战区指挥官难辞其咎。虽说统帅部命有不详，但毕竟有反攻意图，即使无令，战区指挥官也可临机处置。白崇禧当断不断，“小诸葛”名实相符，他学习了诸葛亮的智谋，也因袭了诸葛亮的谨慎。“诸葛一生唯谨慎”，后人对诸葛亮胆略不足的婉转批评，也适用于白崇禧。
至于李品仙和廖磊两个兵团司令官，比起同级薛岳就逊色一筹了。薛岳在南浔线上审时度势，相机而断，打得有声有色，不时还抗命犯上，来上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凭着这份胆略，薛岳连战连捷，不仅未获咎于上峰，反倒在日后出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指挥了中国最大的野战集团。
难怪武汉会战后，薛岳躇踌满志，以如椽大笔，挥洒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几个大字，那份得意，浸透了纸背。
李、廖两位就没有这个自信，倘若他们有薛岳的胆识，在反攻潜太宿时，敢于重兵攻击，全力相搏，谁敢说江北不再来一个万家岭大捷？潜太路上，未尽全功，这是李、廖两将军的遗憾，也是武汉会战的遗憾。
以水代兵
下面该讲讲北线日军第2军的行动了。日军大本营实施武汉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南主北从”，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5月下旬，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日军正衔尾猛追撤退的中国军队，郑州危急。日军有可能在占郑州后，经平汉铁路南下武汉，而中国军队经徐州一战，疲惫不堪，急待休整，站稳脚跟。为了阻挡追兵、稳住阵脚，争取时间从容部署武汉保卫战。6月上旬，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密令第1战区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决堤放水。6月9日，新8师师长蒋在珍动用2个团兵力，在郑州以东花园口炸开大堤。汹涌黄河水像一条黄龙，咆哮而下，一泻千里，造成了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河南、安徽、江苏44个县的广大的黄泛区。
以水代兵，老百姓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了军事上的好处。
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战史著作指出：
“国军为阻止日军追击，忍痛将花园口黄河堤防掘开，……5日之内造成广漠数十里宽的大泛滥地区，成为300平方英里的人造湖。日军第16师团被围水中，其第14师团驰往救援，并整顿战线，停止追击。10日之后，洪水虽退，但因道路泥泞，夏日炎热，使日军行动极为困难，国军因此达成持久目的。”
《日本军阀兴亡史》的作者伊藤正德评论道：
“中国方面……实施得意之洪水战术”……“此举在中国军方面显然获得成功，……”
黄河决口，造成泛区的500万民众流离失所，后人对此多有谴责。但战争意味着牺牲，弱国对强国的抵抗尤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黄河决口不仅在徐州会战的撤退阶段发挥了作用，而且迫使日军改变了从北面主攻武汉的预想。
日本防卫厅战史著作记载：
“6月12日的黄河决口，使得淮河泛滥，作战军主力若利用准河水运前进，实为困难，因而确定主力沿长江前进。”7月5日，华中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公平匡武中佐从大本营返回派遣军司令部，带来了大本营关于武汉作战的最新想法：
“以第2、第11军担负攻占武汉的作战任务。
第11军为主作战部队，主力使用于长江南岸，一部用于长江北岸。
第2军经大别山北麓六安、光州（今潢川——作者）一线西进信阳，但其主要作战任务是牵制敌人，以利于第11军的武汉作战。”
南主北从，由此确定。
然而，南主北从的方针实施得极不顺利。第11军在江北作战的第6师团于8月2日占黄梅后，攻势顿挫，忙于维持后方补给线路，在江南的各师团被拖在南浔线上，一筹莫展。华中派遣军无可奈何，只得把目光转向第2军方面。畑俊六大将对从北面打开战局寄予了极大期待，连续督促第2军尽快发起进攻。为加强第2军，特将第3师团划归第2军指挥，使第2军具有了第3、第10、第13、第16等4个师团的庞大兵力。
除了第13师团于7月16日在合肥以南完成集结外，第10师团自7月12日隶属第2军起，即从柘城、永城地区向合肥方面移动，由于淮河铁桥被冲垮，改由蚌埠附近渡河，经过难以行走的道路，主力8月26日才抵达合肥地区，历时一月有余。
第16师团是7月26日隶属第2军的，8月初，主力从开封地区经陇海路、津浦路，经过黄泛区，于8月底才逐次在合肥附近集结完毕。
第3师团归属较晚，9月10日主力才抵达合肥附近。
造成日军机械化师团无法快速运动集结的主要障碍，还是黄泛区。第10、第16师团面对一片泽国，不得不弃车步行，轻装步兵沿津浦铁路徒步行军开往合肥地区，两师团的炮兵，辎重兵等无法涉越黄泛区，只得从陇海铁路车运青岛，再登船下海，经海路人长江至安庆登陆，最后又经陆地北上开往合肥地区。圈子兜得不可谓不大，从日本本土开拔也不过如此。一个黄泛区就使日军劳师远行，连预定进攻日期也拖到了9月。7月16日，第2军顾虑部队运动困难，指示各师团：“军的集结，大致以9月上旬完成为准，尔后从六安附近开始作战行动。如在此时期仍不能集中，则不再等待，按期行动。”
中国以水代兵，的确把日军折腾得不轻，尚未开战，第2军已经叫苦连天。不过，且不可忘记，中国黄泛区民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能不能不用此法，而达到同样的效果呢？后人尽可见仁见智，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于学忠宝刀不老
华中派遣军等不及了，第2军困难再大，也比不上正在流血苦战的第11军，佃俊六大将断然下令第2军提前行动。
华中派遣军在8月22日17时从南京发出如下命令：“……第2军于8月下旬自现在集中地开始行动。当击败途中驻在之敌后，应继续进入潢川、商城一线，尔后准备向信阳方面及汉口北侧地区前进。……”
大命既下，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只有坚决执行，8月23日，第2军在合肥设立战斗指挥所，25日，稔彦王中将从南京抵达合肥。在此之前，第2军已命令基本完成集结的第10、第13师团，先行发起进攻。
进攻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首先进至潢川、商城一线；第二步，兵分两路，一路由潢川西出信阳，一路由商城折转南下，穿越大别山，取捷径直捣汉口以北。
具体部署为：第10师团在击败六安之敌后，急速进入潢川附近，大致准备向信阳方面作战；第13师团在击败当面之敌，特别是霍山附近之敌后，急速进入商城附近，大致准备向汉口以北地区作战；第16师团尽快完成集结，尾随第13师团西进；第3师团迅速北上，在合肥、桃镇附近完成集结任务。
华中派遣军和第2军的提前进攻，看似争取了时间，实则为以后作战埋下了隐患。进攻的要决在于“一鼓作气”，集中尽可能大的兵力，在最小的时间、空间内取得成功。但日军的行动显然准备不足，先到先干，逐步增兵，犯了“添油战术”的大忌。这种战术造成前锋部队攻击力不完全，而后续部队有力使不上，一旦攻击受挫，就只能等待后援，再布署，再展开，重新进攻，想争取时间，恰恰延误了时间，中国古话称此为“欲速则不达”。
战斗于8月27日打响，筱塚义男中将率第10师团、荻洲立兵中将率第13师团，分北南两路直扑中国第5战区左翼兵团的第一线阵地——六安和霍山。
防守六安的是原东北军于学忠上将的第51军。于学忠行伍出身，自幼随父生活于满清毅军营中。民国后，在吴佩孚军中任职，被吴佩孚称为“天生将才”。于学忠为人以忠义为重。北伐战争中，吴佩孚兵败，手下将领或倒戈，或背离。于学忠不愿背叛，收留吴佩孚及其家眷至军中躲避。吴佩孚避往四川后，于学忠解甲归田，返回山东蓬莱老家闲住。时为东北军老帅的张作霖，曾与于学忠父亲同为毅军部下，深知于学忠为人，遂拉于学忠转入奉系，重用于学忠任东北军第20军军长。于学忠从此矢志效忠张家父子两代。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东北军举足轻重，成为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
东北军内高级将领们对拥蒋反蒋意见不一，于学忠就只一句话，“静听少帅决定”。张学良一时举棋不定，蒋介石遂亲笔致信于学忠，予以拉拢。于学忠此时若倒向蒋介石，可以说是救人于危难之际，日后好处定将不在少数。
然而，于学忠知恩不忘，将信送张学良过目，并复蒋介石一信，说明自己唯少帅之命是从。于学忠并非东北军起家的嫡系将领，但却以忠义赢得东北军上下的尊重。1933年，张学良暂时下野，将东北军主力委托于学忠掌握。
于学忠忠于东北军，更忠于国家民族。华北危机期间，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于学忠始终坚持拒日立场不动摇，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1935年何梅协定谈判期间，日本方面执意提出要罢免于学忠省主席职务，并将其第51军撤出河北。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召于学忠由兰州飞西安，参加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张学良宣布了“兵谏”计划，与会者均无不同意见，只有于学忠发问：“捉蒋后怎么办？”张答：“捉了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拥护他做领袖。”于学忠放下心来，欣然在8项爱国主张上签下了名字。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时，深知于学忠既维护东北军，又深晓民族大义，因此将东北军全权交于学忠负责。于学忠面对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少壮派不借与中央军一战的危局，苦心积虑，多方维持，守定和平解决、不打内战的主意不变，终于避免了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于学忠此举符合西安事变初衷，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功在国家，功在中华民族。
1938年初，台儿庄大战前夕，于学忠奉第5战区李宗仁命令，率第51军布防了蚌埠、淮河北岸，拒止日军北犯。2月日军以1个多师团兵力强渡准河，于学忠亲临前线督战，乘敌半渡之机，猛烈反击，终使日军北犯进程大大延迟，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州会战后，第51军来不及休整，转至大别山北麓六安地区，一支疲惫久战减员严重的部队，摆在第一线抵挡锋头正锐的日军，其困难难以言表。
尽管如此，第51军第114师还是在六安，与日军坦克、飞机、大炮的联合进攻抗衡了3天。29日，六安守军与霍山的第77军第37师奉命撤出两地。
撤退组织得很好，东北军和退出霍山的西北军部队一路抵抗，一路破坏道路，大大减弱了日军的攻击力和推进速度。
日本战史著作就此写道：
“8月29日至9月1日期间，连续晴天，昼夜气温达40C以上，天气酷热。由于各条道路被彻底破坏，后方补给部队尾随困难，从而加重了士兵背负粮弹的负担，因缺水发生大量掉队现象，很多士兵中暑。
道路情况比预料的还坏，特别是六安附近的道路完全被破坏，车辆部队追随第一线极为困难。因此，第10师团特别将必要的部队改组为驮马部队，以利作战。”
日军第10师团和第13师团上报的战况中自欺欺人，满篇都是中国军队溃败的描述。然而，溃败逃命的部队居然能将道路破坏得如此彻底，世上似乎没有这样的溃败。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阵地作战未必很成功，可破交成的效果非常显著，仅仅几天工夫，日军赖以快速突进的机械化优势就被两条腿和四只马蹄所取代。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战功？
宋希濂锐气正盛
自欺欺人的日军很快就撞上了硬茬。这块难啃的骨头就是在第二线阵地严阵以待的第71军。第71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长宋希濂中将年仅31岁，却有14年的军旅生涯。黄埔系的将领大多都很年轻，外国人将他们视作中国军队的少壮势力。这些人与旧军阀部队中混出来的将领们有所不同，一般都是知识青年，出于爱国激情而投身黄埔，尽管他们后来分别置身于国共两个营垒，出现了所谓“赤色黄埔系”和“白色黄埔系”的政治分野，但至少在投身大革命之初，他们的革命和救国信念是基本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爱国主义，他们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令日本侵略者头疼的中国军人，宋希濂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宋希濂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富裕中农家庭。湘乡出名于晚清，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拉起了一支凶悍的湘军，其中许多官兵来自于湘乡，从此就有了“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宋希濂在中学读书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3年12月，经中学里的共产党人推荐，宋希濂与陈赓等同乡青年一起，自筹路费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学生。毕业后，参加两次东征及北伐战争，后被蒋介石送日本深造军事。
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使正在留学的宋希濂激愤难捺，立即发动1000多留日学生召开抗议集会，并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为此，日本政府将宋希濂等组织者逮捕，几经交涉，始得获释。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宋希濂驻防南京，任第87师第26旅旅长，为支援正在淞沪浴血抗击日军的第19路军，宋希濂代表全旅军官，上书军政部，请缨杀敌。获准后，率全旅官兵赴上海参战，立下战功，成为最早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央嫡系将领之一。
然而，出于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宋希濂旋又率部参加内战。1933年12月，新任第36师中将师长的宋希濂进军福建，讨伐曾在淞沪并肩抗日的第19路军，得手后又移师投入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935年2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宋希濂所部俘获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6月，在蒋介石密令下，宋希濂派人将瞿秋白杀害于长汀中山公园。宋希濂为此事抱憾终生，他说：“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出于对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反省，晚年的宋希濂曾将自己喻为“鹰犬将军”。
同室操戈，箕豆相煎，宋希濂干过，出身黄埔的一代青年军人也大多干过。当初他们投身黄埔，何尝不是出自爱国救国的壮烈胸怀。可他们个人的命运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充满坎坷，历尽变化，有过辉煌，有过耻辱。历史是复杂的，也是无情的，功是功，过是过，是非分明，无须粉饰。宋希濂有罪，罪在内战；宋希濂有功，功在抗战。
打内战卖力，打鬼子也不含糊。“八一三”抗战打响后，宋希濂当夜即率第36师，从西安昼夜兼程，赶赴上海，8月16日抵达，第二天即加入对日军的作战。3个月的争夺战，第36师仅剩3000余人，退往南京，又置身于惨烈的南京保卫战。1938年5月，宋希濂出任第71军军长，在徐州会战中，收复兰封城。
日军占领六安、霍山后，继续西进。宋希濂的第71军奉命在史河地区第二道防线阻击日军。宋希濂亲自带各师师长侦察叶家集一带地形，发现富金山有如扇形，靠叶家集很近，在公路南翼，居高俯瞰公路，是一处良好的、敌人必攻的要地。
抗战以来，宋希濂还从未在这种有利地形上作过战。上海、南京、徐州各次会战，要么是在临海地区，要么是困守孤城，要么是在平原旷野之地进行的。劣势装备的中国军队在这些无险可守的地区，拼着一腔热血和血肉之躯，与强大的日军相抗衡，日军机械化兵团和海空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每每想起往日的残酷战斗，宋希濂都为中国军人的惨重牺牲而隐隐作痛，为中国船不坚、炮不利而扼腕痛惜。今日登上富金山，宋希濂环顾四周，心情为之一振，“天时，地利，人和”，古今征战莫不讲求此道，今日就要在这三宜之地狠狠教训一下日军。
宋希濂想毕，当即命令，由2个师在富金山布置阵地，第36师在左，第88师在右。深谙为将之道的宋希濂并不奢望能在小小富金山打赢这场中日战争，他知道自己力量的限度，也不想把71军彻底打光，中国抗战的取胜之道在于持久，富金山防御战斗也要服从这个原则。死守不是守死，既要大量杀伤日军，挫折其锋芒，又要保存有生力量。宋希濂深谙弹性防御之道，将第87师控制于后面，以备再与日军周旋抗争。
9月2日，日军第13师团向富金山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宋希濂多年后仍对此战保留着清晰的记忆，这毕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敌进攻主要方向是第36师的阵地。该师阵地有几条棱线，可伸到平地，第36师就在这几条棱线的山腰布防。沿着棱线一直可通到山顶，我的军指挥所就设在山顶上。
日军集中火力，猛攻第36师阵地，战况极为激烈，敌军的炮弹甚至打到了我的指挥所，我们也可以从山顶清楚地看到日军的活动。激战l0昼夜，双方伤亡很大。由于第36师的英勇抵抗，敌军沿着山脉的棱线向上仰攻，我部呈梯形配备，敌每进攻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他们既用飞机轮番轰炸，又用大炮密集轰击。然而整整10天，日军始终未能攻达我军在山腰一带的主阵地。……这10天，我这个指挥所就是在富金山山顶上渡过的。我经常到第36师指挥所，有时到各个团的指挥所去，对他们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狠很地打’！”
山顶上的宋希濂指挥若定，安稳如山，可心中每每涌出几分遗憾。从山头上看下去，日军的活动历历在目，炮兵阵地，运输车队，以及帐篷搭成的伤兵救护所等等都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可惜没有炮兵，如果有一个炮兵团，或至少有一个炮兵营，就可以给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宋希濂眼瞅着山下诱人的目标，拳头握得沁出了汗。中国男儿不乏铁血之气，可物质的力量并不能由热血替代，至少不能完全替代。倘若中国军队有一半日军那样的装备，富金山双方的攻防位置就会互换，第71军势必将猛扑下去，如饿虎擒羊一般，打日军一个鸟兽散。
假设终归是假设，如果真的成为事实，就不会有富金山的战斗，也不会有武汉会战以前的一系列战役，恐怕日军根本无法从海里爬上大陆。
船坚炮利，富国强兵。中国人为这一目标付出了几代人的牺牲，其中也包括富金山上的第71军官兵。
几天下来，全力进攻的日军第13师团虽经5次补充兵员，但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日军第2军迫不得已，只好于9月7日命令从六安向固始进攻的第10师团派出有力部队转向南下，攻击富金山侧背，协助第13师团打破僵局。
按军的命令，第10师团第33旅团长濑谷启少将率所部向武庙集、方家集一带迂回包围，但很快又受到第71军的阻击。
当时第71军判断，日军在正面久攻不下，必将施展其侧背迂回攻击的惯技，因此早有警觉。第88师师长钟彬不断派出搜索队在侧翼活动，探悉北面日军南下的动作后，钟师长即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研究了敌人心经的道路及地形，发现坳口塘是一处重要隘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遂迅速抽调第528团前往设伏。
濑谷启少将以为行动秘密，可以出敌不意，未曾想，第88师的侦察部队，不仅获得了准确情报，而且反应迅速，设伏在先，致使日军第13旅团奇袭不成，反而付出死伤500多人的重大损失，被阻止在方家集以北地区。
第一线两个师团都用上了，战况仍无进展。第2军司令官稔彦王中将只好第三次添油，9月9日，命令后续的第16师团，尽快投入战斗，从富金山以北绕行，向商城方向前进，企图通过深远迂回，从后方切断第71军退路，同时，将濑谷旅团和1个炮兵大队加强给第16师团。
鉴于敌情变化，及后背受到威胁，宋希濂奉命于9月11日主动放弃富金山阵地，转移到商城以南的沙窝、小界岭一带防御。富金山酣战10天，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第36师也打得差不多了，剩下还能作战的官兵，仅够缩成1个团。
富金山一战，宋希濂和第71军打出了威风，为自己在日本的官方战史著作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第13师团于9月2日夜进入史河左岸，但遭遇到利用史河西面的富金山等险峻地形，据守既设阵地之敌的顽强抵抗。这部分敌人是为了把我西进部队阻止在叶家集附近，而急速派来的宋希濂指挥的中央嫡系军的强大部队。
第13师团虽对叶家集以西的敌阵地进行全力攻击，但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师团伤亡已达一千数百名，加上患疟疾掉队的，每个步兵中队人数平均只有40名，再有步兵联队长患病、大队长一级的伤亡也多，所以战况不易取得进展。”
日本是个自大的民族，近代以来就产生了极端蔑视中国的心理，能在日本官方战史中获得这样的评价，这是宋希濂和第71军官兵的骄傲，若不是被打惨了，日本人绝不会记住富金山和宋希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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