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的新焦点
一架涂着血红太阳标志的日军飞机由北向南飞行着，机翼下，广阔的中原大地上随处可见战争的痕迹。几个月来，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无数次出没在这一地区，执行轰炸或侦察任务，对这一带已经太熟悉了。
今天，1938年5月19日清晨，该机驾驶员等人接到命令，陆军已对徐州城形成合围，前锋部队已进抵城的外围，飞机即刻起飞至徐州侦察。
从机上往下俯瞰，陇海铁路由东向西，津浦铁路由北向南，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徐州正处在十字架的交汇点。经过连续的轰炸，城内余烬未已，隔很远就能看到一处处的火光和烟尘。抵达城区上空了，可今天地面上怎么没有了往日炽烈的对主炮火？下降，盘旋，市街上几乎没有人的踪影，看来中国人已经撤退了。似乎要证实这一点，城东北角掀起阵阵尘土，一大队甲壳虫的坦克和装甲车排着战斗队形向市内突进。
驾驶员报告：“皇军正在进入徐州，市区周围已无大的战斗，敌军似已逃匿，我拟继续搜寻。”飞机向上爬升，掠过城区向西南方向飞去，几十分钟后追上了正在跳出日军包围圈的中国军队。公路上车辆，骡马，人流成数路纵队急速向西行进。日军飞机继续向前飞行，直到发现车辆最密集的地段，才把携带的所有弹药全部倾泻到公路上。看着公路上人喊马嘶一片混乱，日军飞机久久不愿离去，一圈又一圈地绕着，不时还来几个俯冲，企图用恫吓来破坏中国军队的撤退。
几经反复之后，中国军队识破了日军飞机的伎俩，搬开公路上燃烧的车辆，整顿好队伍继续向西行军。天上的飞机眼瞅着下面诱人的目标却无可奈何，只好晃晃翅膀悻悻离去，日军一二十万大军都未能围歼这支部队，区区几架飞机又能如何呢！
遭到空袭骚扰的队伍正是徐州会战的指挥机构——中国第五战区长官部，随同长官部撤退的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他们毕竟是些老百姓，一天前还在为日军的合围而惊恐，不过，经过一夜行军未遇敌人踪影，情绪渐渐趋于乐观。他们的感觉没有错，长官部的确已经跳出了合围圈。
日暮时分，几名记者求见总司令李宗仁上将，既有获取新闻的目的，也是为了辞行。明日一早，他们就要和长官部分道扬镳，返回武汉了。
几天未见，李宗仁一扫前些日子的严峻神气，笑哈哈地站起来，“欢迎欢迎，请恕罪！”李宗仁双手一拱，全然没有一点大军统帅的样子，若不是化险为夷，恐怕不会有这么轻松的。
“前些日子军情紧急，无暇，也无心向你们相谈，还望你们这些无冕之王笔下留情。不过现在好了，不仅长官部，其他各路部队均已脱离日军包围。
我放心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李长官，徐州一战有惊无险，几十万大军安然无恙。不过，日军恐怕不会就此罢手，战局今后将如何发展，我们想听听李长官高见。”
“谈不上高见，你们明天去向何方？”李宗仁明知故问。
“回武汉呀。”记者们不解地回答。
“那你们可要小心点，你们会把日军引到武汉去。”李宗仁佯作嗔怪地说道，随即又正色指出：“八方烽火聚武汉，武汉是下一阶段中日战争的新焦点。”
战争打了近一年了，中国东部国土陆续沦入日军手中，北平、南京、上海、天津等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一个个失守，剩下的大城市已经为数寥寥，位于长江和京汉铁路上的武汉已成为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武汉的。
日本人早就盯上了武汉。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日本一直以为中国政府会乞和求降，未曾想，如意算盘竟未能实现。一气之下，近卫首相不顾一切地向世界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表达了与蒋介石誓不两立，必须赶尽杀绝而后快的决心。
既然下了决心，日军大本营当然就要考虑如何用军事手段彻底打垮中国政府的策略了，从1937年底开始，日军大本营内部着手研究下一步战争计划，攻占武汉被提上了日程，连徐州会战也是作为武汉作战的前提而实施的。
在考虑攻占武汉的时候，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控制中原，进而从实质上支配中国。
攻占武汉很可能成为中国屈膝求降的又一个契机。
得中原者得天下，情报部的这一判断促使日军大本营下了决心，5月底，大本营下令，在年内断然实施武汉作战，为此，在中国大陆作战的所有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为武汉作战提出了32.5亿日元的战费预算。
6月15日，日本政府和陆海军首脑陆续来到皇宫，参加最后决定武汉会战的御前会议，如同以往的御前会议一样，天皇神色肃穆，极少说话，在凝重的气氛中与会人员逐一奏明了关于武汉作战的原因，计划和目的。待海陆军首脑发言之后，近卫首相接着指出：
“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已见战局之一大进展，唯其前途尚辽辽。为彻底扫倒倚恃第三国支援，标榜长期抵抗之国民政府，今以日本有史以来之大军，于海陆空来奋战，以达成帝国所期目的。”
天皇身边的宫内大臣发话询问，“集中国力实施武汉作战，能否达到结束事变之目的？”日本的御前会议通常决定重大事项，然而，天皇本人往往不亲自询问有关事由，而由宫内大臣代为查询，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天皇的至尊至贵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听到询问，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沉默不语，他们实在不敢在天皇面前夸海口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他们这些军政要人哪一个不是成竹在胸，屡屡在御前表示“三个月内结束战争”、“攻占南京即可凯旋”等等，可直到今天战争仍在继续，实在有负天皇圣上的殷殷期望。
新任陆军人臣板垣征四郎中将垂着头不敢正视天皇，仅从眼角处瞥一眼近卫首相。首相双目微闭，毫无答话的迹象，似乎在说，这个问题该由军人来回答。板垣又瞅瞅海军大臣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他俩人也默然不动。海军也力主实施武汉会战，可他们毕竟只是辅助陆军。板垣捱不过去了，只好嗫嚅着答道：
“此次作战，帝国动员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力量，除了所有兵工厂外还动员了400多家民营工厂，昼夜不停地从事作战物资的整备工作。计划由华中派遣军所辖的13个师团实施作战，此外，还配备了大批坦克、炮兵，航空兵等特种部队。如果将海军方面投入的力量计算在内，参战陆海军兵力约达40万人左右。”板垣说的这些在座的各位早已熟知。天皇想知道的是投入巨大力量之后能否有一个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他需要重臣们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
板垣明白天皇的心思，也很想再一次慷慨保证，使天皇圣上安心，可一年来的战争已磨掉了他的锐气，战争就像一团看不清、摸不着的浓雾一样笼罩在他的眼前。踌躇过后，板垣低低地吐出一句话：
“陆军方面期待，通过此次作战捕捉结束事变的机会。”
听了这句底气不足的回答，天皇的神气有些茫然，他的目光越过重臣的头顶，散乱地投向房间的高处。沉默，杀人的沉默。
良久，天皇开口了，沉重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空间传来：
“明治先皇创业以来，帝国伟业与日俱进，我陆海军官兵功不可没，此次事变久拖不决，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实乃朕所不欲见者。尔等均系帝国军政要员，还望为国分忧，激励官民一致奋进，达成帝国之目的，确立帝国在东洋的永久霸业。此次作战，动员国力之大前所未有，切盼不至变为虚掷。”
天皇没有继续为难在场各位，仅仅用平静的口吻表达了对武汉作战的希望。可在场人员的心情更加忐忑不安，无不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压力。
不久之后，这个压力就转到武汉的中国人身上。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虽然是5月底、6月初，可“火炉”武汉已经开始了最初的暑热。前些日子，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就已经多次与德国军事顾问研究过保卫武汉的问题。德国首席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阵地防御作战颇有心得，并亲自踏勘了武汉三镇周围的地形，然后向蒋介石提出了非常详尽的作战设想，甚至连在何处构筑阵地，阵地的形式，布局等等都无一遗漏。尽管希特勒正与日本眉来眼去，并着手从中国撤回顾问，可在中国的顾问们仍在为老朋友蒋介石尽最后一把力。在德国军事顾问眼里，政治是政治、军事是军事，既然是奉派担任蒋委员长的顾问，就应该像一个职业军人那样贡献自己的才学和智慧，更何况中国方面对他们是信任有加。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不，早在开战前好几年，德国的军事顾问们就成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据说蒋介石对红军实施第五次“围剿”时就采纳了德国顾问的许多建议，其中“步步为营”、“碉堡战术”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共停战后，德国顾问又积极参与中国对日战略的研究计划工作，并深入中央军各部队，按照德国模式改组、编练部队。战争打响后，蒋委员长更加倚重德国顾问，淞沪，南京，徐州诸次会战中，德国顾问甚至亲临战场出谋划策。
结果惹恼了日本人，日本国内报纸舆论大肆渲染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甚至一些评论中出现了“此次事变名为日中之战，实为日本人与德国人打仗”
的耸人之言，似乎堂堂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全凭德国顾问的撑持。
日本人也真可以了，打不赢就老老实实认帐，胡拉八扯，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不仅遮不了羞，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别的就不提了，至少在中日双方最大的会战——武汉会战中，中国人没有采纳德国顾问的教条式建议，而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作战的。事后证明，中国没有用德国人的建议行事是非常明智的。
初夏的葛店热浪袭人，不仅由于天气，还因为紧张的施工。葛店是德国顾问看重的，环绕武汉三镇的环形防线上的一个要点。按德国顾问的设计，用于武汉保卫战的几十个师将在这条环形防线上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阵地战。从春天开始，德国顾问们就频繁往来于葛店、横店等环形防线上的几个要点，手把手地教中国官兵如何构筑阵地，怎么伪装，如何完成火网和障碍设施等，还常常进入地堡等火力点，亲自检查机枪和火炮的射界是否开阔，会不会遗留射击死角，可谓细致入微。
为了让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各个部队都能有样板可循、德国顾问团请示军事委员会批准，先后在汉口的横店和武昌的葛店指导构筑了两个模范阵地。然后，组织各部队团以上军官轮流观察仿效。
这一天，一大串汽车从武昌方面驶入葛店，除了少数德国顾问外，还有100多名各部队的部队长。正在巡查阵地构筑情况的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少将连忙迎上前去，与他在陆军大学学习时的德国老师史培曼等人亲热握手之后，即引导一行人逐一观察防御阵地。史培曼顾问走到一处水泥搅拌场停住了：
“郭参谋长，你们这是在构筑永久性工事，而不是盖民房！到现在你的部下还掌握不了水泥和砂石的比例……”
郭汝瑰没有回答，近一个时期以来他的思绪并未放在这类工事构筑等技术问题上，相反，对环绕武汉实施阵地战的设想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虑。
几天前，他回武昌面见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郭忏的时候，曾当面提出了自己的优虑：
“武汉保卫战又是搞的一个环形背水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
从表面上看，各处均有坚固工事，几十个师放在环形线上，一旦环形防线一点被突破，几十个师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歼灭的危险。”
“你说的很有道理，陈诚长官和我也担心照这种部署，武汉失守后，部队也打光了，抗战还能不能继续下去？这样吧！你回去后集中精力考虑一下，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我和陈长官也把你的顾虑向军委会反映。”
从郭忏的谈话中，郭汝瑰感到对目前的会战设想有疑虑的不是他一人。
看来，经过近一年的战争，中国的军人越来越聪明了。现在的问题在于破旧之后，如何立新？回到部队，郭汝瑰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贴在墙上，连续揣摩了几天，脑海中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新的设想。本来，郭汝瑰想乘今天德国顾问前来葛店的机会与他们切磋一下自己的新想法。可看到德国人如此热衷于葛店工事，所以打消了原来的想法。郭汝瑰非常了解这些德国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已经变成了他们考虑一切作战问题的基本依据。德意志这个民族出过不少具有想象力的伟大人物，可也保留了刻板、教条的传统习惯。“算了，和他们谈没用，有话等几天后召开军事会议时再说不迟。”郭汝瑰继续引导一行人观摩阵地。
时隔不久，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召开有军长、军参谋长、师长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陆军上将陈诚主持会议。待各部队长汇报完各部工事构筑进展情况后，陈诚开口说道：“近来听到不少关于武汉作战的不同意见，其中一些颇有见解，非常重要。希望在座各位能畅诉高见，俾使我武汉会战的方案更加完善。”
与郭汝瑰并排而坐的第14师师长陈烈是葛店阵地的指挥官，对郭汝瑰想法很有同感，连忙捅捅郭汝瑰，怂恿他起来发言，看郭汝瑰尚在犹豫，陈烈索性在纸上写下“第54军郭参谋长对作战方案另有所想”的条子递上前去。
陈诚见了条子宽容地一笑：
“好哇，郭参谋长，你就起来讲讲吧！”
“那好吧！”郭汝瑰被点了将，一边答应一边站起身来。“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也未形成文字，讲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的问题，而必须推倒重来。按这个方案实施，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郭汝瑰此话一出，整个会议室内气氛为之一振。
“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几十个师猬集武汉核心阵地与日军死打硬顶，一旦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其惨景与南京战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看陈诚一副沉思静听的样子，郭汝瑰的情绪更加亢奋，他根本就听不到会场上七嘴八舌的议论，只管瀑布般地一泻而下，“因此，武汉作战应置主力于外围，首先要利用幕旱山脉和大别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寻机予敌以沉重打击，当敌军接近武汉核心时，我长江南北的部队应适时自行撤退，凭借武汉周边的崇山峻岭之屏障，继续与敌人周旋。如此，武汉作战则可以持久，整个抗战也会因我有生力量之保全而得以持久。”陈诚边听边思忖、郭汝瑰的想法虽不够具体，可轮廓已经勾划出来了，尤其是不重核心重外围的构思与德国顾问的想法大相径庭。
“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妙！妙极了！”
陈诚禁不住自语出声，反复玩味着其中的玄妙。此时的陈诚已经将原有的方案抛到九霄云外，一门心思完全沉浸在外围作战的考虑之中，若按新思路作战，战场空间将大大拓展，作战时间也会相应持久，这符合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原则。问题在于克样一变，需要投入的兵力势必将大大增加，会战有可能变为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作战。当然了，作战规模大了，日军的投入和消耗也会正比地增加，只要在最后阶段把握住时机，撤出主力就是成功。
这一点不难做到，战场那么辽阔，地形如此复杂，日本人想围也围不住。
会场上将领们接二连三的发言，气氛非常热烈，陈诚却什么也未听进去，直到身边的郭忏碰碰他，提醒道：“陈长官，大家都说过了，你看要不要讲点什么？”陈诚方才醒悟过来。他扫视一眼趋于平静的会场，抓过一支铅笔列了一个名单，而后宣布“作战方案重新研究，郭忏、刘云翰、郭汝瑰留下，参加制定新的计划。散会！”
事隔不久，军事委员会下发了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内称：
“武汉已成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惊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甚巨。唯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敌之围，势如瓮中之鳖……”
“守武汉而战于武汉，当战于武汉之远方”，德国顾问团的成员为这个颇具有东方色彩的方针大费了一番脑筋，末了还是似懂非懂不大服气，可是参战的中国将领们直到几十年后仍对此津津乐道。曾任第9战区第1兵团少将高参的赵子立高度评价了这一战略决策：
“武汉会战，我军处于内线作战，日军处于外线作战。内外两军作战的利害，根据双方的实力和地势有一个变换线，在此线外作战，日军兵力分散，我军行动自由；反之，在此线内作战，日军兵力密集，我军行动局促。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内围、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四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思路变了，部署相应也要调整。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所辖的几十个帅陆续奉命调往外围，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河南等地的部队源源开赴武汉地区，军委会在加强江北大别山区第五战区的同时，又下令成立以陈诚为总司令的第9战区，负责江南外围的作战。参加会战的部队由30多个师剧增至124个师，加上海空军，兵力总数达到100万人。
蒋介石拉开了架势，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迫在眉睫。
谁丢掉了马垱
6月的夜晚，江风习习，拂去了白昼炙人的热气。长江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所属的第二总队队长鲍长义伫立在长山阵地上，心情忧郁。
他的部队原属海军第3舰队，驻扎在青岛，抗战初期将舰船沉在青岛的海湾堵塞通道，人员和武器进入长江流域，组成江防要塞的守备部队，成了货真价实的海军陆战队。傍晚时分，马垱要塞司令王锡焘通知说，安庆已于日前（6月13日）失守。
安庆的陷落意味着武汉会战的战幕已经拉开，日军陆海军将利用安庆机场和港口充当兵力集结地。毫无疑问，日军下一步将溯江直扑马挡，而鲍队长负责的长山阵地又会首当其冲，对马垱要塞的对江防御方面，鲍长义还是有把握的，他手下的海军官兵熟识对水面活动舰船的射击，再加上狭窄的江面上敷设了那么多水雷和堵塞船，日军舰艇难于机动，只会成为要塞炮兵的靶标。进驻要塞阵地之初，长江堵塞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向鲍长义详细介绍了江面的堵塞情况。
马垱位于彭泽县境内，距九江80里，横踞江滨，此处江面非常狭窄，江中流沙经长年冲积形成沙洲，把江水一分为二。沙洲北面水道早已淤塞不通，南面水道从马挡要塞的炮口下流过，成为长江流经此处的唯一孔道。江面最窄处不足一里，水流湍急，平时船只通过此处都必须备加小心。
南京陷落后，军事委员会成立了长江堵塞委员会，负责江上各要点的阻塞工程，马垱天堑也成了阻塞的要点地段。几个月来，近千名民工为避免日军飞机轰炸，白天休息、夜晚施工。每当暮色降临的时候，江面上灯火齐明，映照了周围10余里，征集来的各式船只上行下驶，从各地运来种种阻塞材料。
经过两次大的工程，完成了上中下三层阻塞线，江面被完全封门，只在南岸留下可通一只船的缺口。最上面一层是用三北轮船公司的几艘大型铁驳轮，内装乱石拌水泥凝固，然后，凿穿沉在中层之上，船面上用水泥凝固的大型铁锚和巨石隐没在水下一二公尺，形成为人工暗礁，阻塞线前后左右或浮或沉，布满了各种水雷。
面对这样一条阻塞线，鲍长义自然不会担心来自江面的攻击，他甚至巴不得日军舰艇贸然沿江上溯，好让要塞的大炮发挥自己的威力。可是日本人恐怕不会如此莽撞。最近一个时期日军飞机频繁飞临马垱上空，有时就像燕子般地掠水而过，显然是在侦察水面的阻塞情况，还常常用机枪扫射江面上若隐若现的水雷。被击中的水雷爆炸激起的水柱有十几米高，煞是壮观。
既然发现了此处江面的凶险，日本人一定会另择它途攻打要塞，鲍长义想起陆地方面的情况，不禁忧心忡忡。下午王锡焘还告诉他，日军攻占安庆的部队是波田旅团和一部分海军陆战队，选择的登陆点是在安庆下游约20公里的地方。这就是说，马垱要塞的真正危险很可能来自陆上。
鲍长义呆不住了，他紧紧被江风吹开的军衣，疾步回到指挥所，要通了前方香口阵地的陆军第313团指挥所的电话：
“找你们团长。”
“团长不在，去军部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去了。”
鲍长义想起来了，几天以前第16军军长李韫珩就把马垱、彭泽一带的保长和排长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办了个什么“抗日军政大学”，还叫鲍长义也派人参加学习。经申辩后才勉强同意第二总队人员可以不参加。“都什么时候了，还他妈装腔作势，沽名钓誉。”鲍长义愤愤地骂道，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但愿日军不要在这个时候进攻，鲍长义暗自在心里祈祷。他未料到日军在第二天就开始攻击马垱要塞。
第二天是6月15日，马垱要塞笼罩在一片烟雨迷茫之中，密密的雨滴落在江面上，还未激起波纹就被浑浊的江水裹挟而去。日本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所属的“神州丸”舰长有马正文海军大佐竭力想透过雨雾看情前方的航道，可10多米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有马正文本想借助恶劣天气的掩护实施扫雷作业，以避免岸上中国要塞炮兵的威胁。这一点倒是如愿了。中国炮兵除了听见浑沌的轮机声外，根本无法确定“神州丸”的准确位置，可是有马正文自己也陷入看不清的水雷阵中，不敢乱动。
“熄火停机、扫雷组分乘小艇实行作业。”有马正文发出了命令。
过了一会儿，“神州丸”的前方传来几声巨大的爆炸声，有马正文摘不清是自己的水兵引爆了水雷，还是水雷炸沉了扫雷艇，只能凝神屏息地倾听着江面上是否传来小型发动机的声音，以此确定扫雷水兵的安危。
岸上的要塞炮兵开炮了，他们并不奢望能击中日军的舰艇，毕竟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声响，哪有水雷爆炸声或轮机声就往哪打。目标虽不明确，但目的却很明确，用炮火干扰日军的扫雷行动。
以后连续几天，日军改变了战术，变隐蔽扫雷为强行扫雷，以求尽快开通航道。凡是天暗的日子，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二联合战队的飞机3架一组或6架一组不间断地空袭马垱要塞的步兵和炮兵阵地。第11战队也派出几艘大舰连同几十艘各式小艇浩浩荡荡驶近马垱炮兵阵地几公里外的江面，用大口径舰炮压制中国炮乓，掩护小艇四下扫雷，其他小口径火炮和机关枪则向江面普遍扫射，以火力击爆水雷。整段的江面犹如开了锅似的噼噼叭叭，空中双方的炮弹发出尖利的啸声，把死亡带给对方。
江上打得一塌糊涂，马垱湖口要塞司令部所在地却在举行“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第16军各部上尉以上的主官好久没能齐聚一堂了，相见自然甚欢，而且，李韫珩军长的请柬上还特别注明，典礼过后将举行大型聚餐。
“李军长，长山阵地鲍总队长电话，说长山前方香口镇上发现日军登陆部队。”一名参谋悄悄走到已在主席台上的李韫珩身旁，悄声报告。
“庸人自扰，这帮海军人员没打过仗，一点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再来电话，就说我不在。”李韫珩根本不相信日军会在这个时候登陆。
直到下午会餐结束，鲍长义又一次汇报敌情时，李韫珩才接过电话，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回答：
“我的部队在最前边，你们慌什么？”
“香山、香山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阵地从上午开始就遭到攻击，人死了一半，还说我们没有与敌人接触。现在香山上的炮兵正在向我们射击，这难道是你的炮兵吗？鲍长义急了，口气渐渐不恭敬了。鲍长义早就窝了一肚子火，日军选择24日登陆绝非偶然，一定是得到了李韫珩举行结业典礼的情报。可是，鲍长义还不能发火，李韫珩不仅是他的上司，而且掌握着增派援兵的权力。
“这样吧，我从后边抽部队尽快支援你们。”李韫珩说完挂上了电话。
24日战斗一天，援军没有到来。25日又打了一天，援军还是不见踪影。
长山的要塞阵地在日军舰炮和航空兵的反复轰炸下破完全摧垮。2000余人的守军包括轻伤者在内仅剩下不足一半，炮兵们由于炮弹用尽也只好抓起步枪应战。
26日中午，日军波田旅团突入阵地数处。守军再也没有力量恢复阵地，只好退向马垱要塞，骄悍的波田旅团衔尾猛追，继续猛攻仅有不足千人的马垱守军。马垱要塞的构筑重点是针对江面方面，对来自陆地的攻击原来是交给第16军的部队防范的，可第16军的增援部队在哪里？
6月26日马垱陷落，6月29日彭泽陷落，7月4日湖口陷落。一连串的坏消息震动了武汉。花那么大精力修筑的要塞才顶了几天就完蛋了。照这么下去，武汉会战还怎么打？尤其使人恼火的是，从安庆一路西进直下湖口的日军主力竟然只有一个旅团。虽说日军拥有强大的海空优势，可也不应该让日本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不行，乱世用重典，必须严究责任，该杀就杀，借一两颗败军之将的人头警戒三军。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决心一下，即层层查究。
查到第16军，该军第167师师长薛蔚英自知难逃一死。马垱之战危急之时，薛蔚英曾接到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直接电话命令。白副总长的命令明确得无空子可钻：“你部即刻自彭泽驻地出发驰援马垱方面，30公里路程限15个小时赶到，所有部队一律沿彭泽至马垱的公路开进，如遇敌机袭扰等意外情况，不许滞留。记住，救兵如救火。”
薛蔚英电话上答应得一个劲的，可并不急于行动。他一个电话又挂到军部。李韫珩的命令也很明确，要167师避开公路，经崎岖的羊肠小道增援马垱。薛蔚英跟军长多年，当然明白这是要他保存实力，出于这种心理，直线30多公里的路程，第167师在丘陵山间竟绕了三天！等他们姗姗抵近马垱附近时，阵地已经失守，而薛蔚英甚至连反击的念头都没动一下，一道命令就全师折返。
若干天后，武昌阅马场附近的看守所里，薛蔚英独自向壁。门上铁锁一阵乱响，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一名军法官带着几名宪兵跨了进来。薛蔚英转过身来，向沉默的军法官问道：
“现在就要执行？”得到肯定后，薛蔚英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
“我是执行上级命令！我冤枉！”
“连白副总长的命令你都敢阳奉阴违，连马垱如此重要的关口你都不放在心上，你这是自寻死路！”军法官一挥手，宪兵拖起薛蔚英就走。
薛蔚英被枪毙了，李韫珩也被撤职查办，这是武汉会战中受到惩办的第一批将领，很难说它是否起到了警戒后人的作用，不过在以后的作战中，中国军队的表现使日军尝尽了苦头。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