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哪儿找这种日子啊！
之后是训练，全部美械，火力大，精度高，最痛快的是供应充足，子弹炮弹随便用，哪像国内几个人合用一条枪，有的抱着个木头家伙还像搂着个宝贝似的。
几个月下来，那精神、那劲头和原来简直没法比。
拼命地练。等到反攻时，长官就是一句话：“弟兄们，咱们回家！”
拼命地练就是为了这一天。当年打不过日本人不就是因为家什不如他、给养不如他吗？现在一切都掉了过来，妈的，给我往死里打！
日本人抵抗得顽强，但也不行，咱们那简直是横扫缅甸！老人说。
是归家心切。三年了，谁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爹娘、没有忘记自己的妻儿、没有忘记同窗的恋人……
也有的老人说。
永无停止的争吵
远征军横扫缅甸之时，也是中航飞越“驼峰”运输物资最紧张之际。
缅甸远征军好说，随着地面部队的节节推进，后方的给养通过胜利区域可以一直供给到最前沿，但日本人不甘心溃败，在国内发动了最大的攻势。
平汉线告急、长沙告急、桂林告急……
请求援助、请求物资支持的电报再次纷至沓来，具体下达到中航，最后落实到人头上，只有拼命地飞、没日没夜地飞！
高层的争吵也是永无停止。
争来争去的，不过还是围绕几架飞机、一堆物资而已。
从1942年开始，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想尽一切办法促使中国航空公司从交通部归属下转到国民政府航委会旗下，然而此举受到中航副董事长邦德的坚决抵制，原因也很简单，中航是一家“合资”的商业航空公司，不应该附属于军事当局。此时随着抗战的进展后来不了了之。
本以为随抗战之后一切都会“和谐”起来，但这回看着中航不顺眼的倒是远渡重洋而来的本家——史迪威先生。
史迪威也不是冲着中国航空公司去的，史迪威坚决反对在作战地区出现高薪，特别是不受他控制的非武装人员。
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国民政府现在是放弃了把中航归属到航委会了，也同意史迪威关于“所有运输机必须绝对使用于作战”这样的观点，但国民政府认为，中航飞机只能载运作战物资，这没错，但运输的物资的先后次序必须由蒋介石控制，而不是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马上反驳道，这些由中国航空公司飞行的飞机，虽然给了中国，但它们实际上是美国飞机，应该由美国的战区指挥官直接控制。美国人的话一出，国民政府的官员又给了美国人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中国战区指挥官也是蒋介石的参谋长！
虽然这些争执最后都是以有头没尾结束，但双方在心中埋下的芥蒂恐怕是无法逝去的。
场景一：缺口的饼子
几个互不相干的场景，把它组合起来，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
这是中航飞行员任锡淳的夫人讲给我的，从采访驼峰航线迄今，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不时地出现。
2001年7月19日，北京，出租车七拐八拐地把我扔在一栋破旧的楼房下，晕头晕脑地敲开一户房门，一问一答后，曾在“驼峰”上空飞越过三百多次、并不愿意接受我采访的任锡淳老人打开门：“行了，小伙子，别采访了，咱们才几架飞机啊，都是美国人在飞，他们摔得厉害。”
在电话中，老人一直不想和我见面，也不想谈往日的“驼峰”，是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才答应和我见上一面。
“只能说二十分钟。”在电话中，他这样告诫我。
一见面，就受到了“冷场”。
好在跟在后面的伯母见我发窘，忙接过话茬，小伙子，他就那个脾气。当年他们飞“驼峰”我知道。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了，就住在机场边上。苦不是重要的，主要是牺牲太大。作为家属，作为女人，我太清楚了。记得一天早晨他飞印度，出去之后，中午没见他回来，他们以前晚上或深夜回来的时候也有，一开始我还没太往心里去，等到了晚间，先回来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说，有飞机在“驼峰”上摔了，而且那架机号正是他飞的那架，这消息很快就在整个家属区传开了。邻居一位太太过来告诉我，听了这噩耗后，我就像疯了一样往机场跑、往跑道里钻。现在想想都好笑，人在“驼峰”上失踪我往机场里钻也没用啊，可那时也不知怎么了，就觉得到了场站、到了跑道就能把他找回来似的。跑道是用铁丝网围住的，那铁丝网把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觉疼。几个也是家属、很要好的姐妹就拦着我，抱住我，劝我。我哪听得进去啊，声嘶力竭地哭。疯着、喊着、叫着，这时，简直像做梦一样，他从远处出现了，拎着飞行包对我摆手，我当时都蒙了，就以为是做梦，直到他走到了面前，我一下子扑到他怀中，才知道，真是他，是真的，他回来了。这时他才声音低沉地告诉我，早晨起飞时，调度临时换飞机，他那架是别的同事飞的……
他的话音未落，刚才还在劝我的那个家属顿时号啕大哭起来。也是和我相同的动作，反过来了，这回是我劝她、拦她、抱住她。
战争，再次不能让女人走开！
老人接着说，他们飞日间的时候，早饭啊，在昆明这边吃，吃完就走，去印度，在那边吃午饭，晚饭回来吃。有几次，我到他们餐厅，那个情景啊，我迄今都记得很清楚，早晨还一圈人，围着桌子坐，一圈人还能坐满，等到晚上回来，吃晚饭时候，那看吧，还是那张桌子，就出现缺口了，就像……就像、就像一个饼子被咬了一口一样，你看着啊，心都是酸的……
场景二：楼梯上的靴子声、抽屉里的照片、消逝的飞机声
作为报务员，比起那些只在飞机上或基地中工作过的同伴来，徐承基还多出一个经历——曾在云南驿导航台工作过。
云南驿导航台设在大山之中，平时只有三个人，伙夫和两个发报员。没有电，发电报时是靠人摇动一台发电机，两个电报员换班操作。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及时为飞经头上的飞机“指路”、发送实时气象预报。
虽然也是在深山之中，但还算是离公司基地、离云南驿机场比较近，好歹也是在“人间”。1944年下半年，远征军反攻得手，缅甸事态好转，为了进一步改善飞行安全，加强驼峰航线上的气象预报，中航公司特派出姚宜明、吕笠渔分别到缅甸葡萄、八莫设立气象预报站，为过往飞机发送气象预报。
那两个站，差不多就是在“野人山”中了，都是深山老林，在里面呆了快一年才出来。人是出来了，傻傻的，在路上看见谁都傻呵呵地笑，据说长时间远离人群都这样，但和他们说莫尔斯电码、气象名词，他们又立马恢复常态。
一位中航搞气象的老员工这样告诉我。
和在异国大山深处的那两个点比，徐承基显然要“幸福”得多。起码，他是在自己的祖国，是在离昆明只有百里之遥的地方，身边还有一处不大不小的机场，这些时刻都在告诉他，他们，离人间很近很近。
每天，他们就是不停地和途经上空的同伴们，用摩尔电码联络，告诉他们航线是否正确、前方的气象征候、最后再道一声一路平安。看着那一架架C-47、C-46从自己头上平稳地飞过，徐承基和伙伴的心情就有说不出的舒畅和愉悦。对于在地面上为战友“指路”的他们而言，只要是能听见飞机声，那，是一种真正的宽慰。
自从接收过被日本人零式机围攻的72号机发回的那道最后的电波后，每次空地联络、接收空中传来的电码，徐承基似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零式机！
和零式机同等甚至超过它的威胁的，是“驼峰”上空暴戾的气候和几乎都是在没有任何预见情况下发生的各种灾难。
几乎全是发生在瞬间，往往连求救电报都来不及发出，就杳无音信。
于是，地面的两个人按照规定的时间摇动发电机、接通地空联络，带着焦急盼望的心情左等右等，等待那熟悉的飞机轰鸣声。然而，在头顶飞过的是展翅的大鹰，萦绕在耳边的，是喳喳的鸟鸣。一连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所迎接的那架飞机，连一点儿音信都没有，只有到这时，他们才感觉心都凉透了。
冥冥中还有一点儿希冀，就是希望那架飞机迷航了，或者是从别的地方过去了、或是真的遭遇到什么但也安全迫降了，一整天也许就在等待之中过去，不断地和两边的基地联系，希望听到最后的下落，可两边的基地也和他们一样，也是四处打探消息……之后是几天沉寂后，公司会发出一个通告，内容只是寥寥数字：某某号在“驼峰”上空失踪。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和在战场上捉对厮杀还不一样，战场上是面对面、真刀实枪你死我活地较量，也和飞越“驼峰”不尽相同，过得去就过去了，过不去，来生还要过。
而这个地方，神经绷得紧紧的，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心悬在那里，时刻都不敢放松，时间一长，随时都像要崩溃了。
不是受不了深山野外荒凉之苦，而是受不了精神上的重击，徐承基要求调动。
还真给调动了。
可能是考虑到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中呆了很长时间了，公司给徐承基调换了工作，让他回到公司继续担当报务员。
好像是冥冥中偏要和他作对，电报房的楼上就是飞行员宿舍。也不知公司的管理部门是怎么安排的，电报每时每刻都“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不知为何把需要良好环境休息的飞行员宿舍安排在这里。
郭汉业就是在这里因为说话嗓门大而被飞行员戏称“小钢炮”的。
徐承基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上夜班。飞行员们从汀江飞过来，办理完交接手续后，疲倦至极的他们简单吃点夜宵后，就回到楼上休息。上楼的时候，他们的皮靴踩在木制的楼梯上，发出有节律的“哐哐”声，每一声，就如同踩在自己的心上——不是疼痛，而是一种踏实。老人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在黑夜中辗转难以入睡的母亲听到开门声，知道那是在外面辛苦一天的儿子回来一样，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只是徐承基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夜班的每一位同伴都有这种心情。只是徐承基的感觉更深刻，每次听见皮靴踏在楼梯上的“哐哐”声，一下子又把他带回到了云南驿，他仿佛看见头顶上的飞机缓缓飞过一样，那是他一天中最快慰的时刻，记得每次地空联络最后的一句话，他都要发出“一路平安”几个字的电波，而此时，头顶上的飞机也会对他说：谢谢。
也许就是由于在导航台养成的“习惯”——每每听到沉重的皮靴踩到楼梯上，徐承基都有一种安慰，虽然，他和那些飞行员们碰面时多数时候只是点点头。
可是，有太多的时间，整个一晚上，都是静谧无声，楼梯连一点儿声音都不发出，那简直是令人窒息的一个整夜！
完了，他们回不来了！
老人说，有天晚上，他闲着没事随手拉开一个空抽屉，就在打开抽屉那一瞬间，他的心都随之猛地抽动了——满满一抽屉，都是从招工表上撕下来的照片。有笑眯眯的，也有庄严肃穆的，还有一副不谙世事的，更有满不在乎的。
全是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中航有规定，凡是失踪、死亡的人，才把他们的照片从招工表上扯下来。徐承基说，那一夜，他做的梦都是那些黑白照片。
场景三：空房子
尽管朦胧的爱情已在弟弟和姐姐之间悄悄绽开，但公司的一纸调令，吕和声还是没有任何犹豫地告别了姐姐“沙漠之花”和那几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开始了上机飞行。
从1944年开始，中航空勤人员严重短缺，地面上，大凡能调动起来的，差不多都上了飞机。
中航加尔各答基地的员工一般都在市里租的房子，而在驼峰航线上往返的空勤、尤其是飞汀江——昆明这条航线的年轻人，大都是在昆明市区里租房住。
刚上机就逃过了一劫，吕和声老人告诉我。
那是1945年5月9日。
即使是到了今天，吕和声依旧能把这个日子记得如此清楚。
那是下午，天快黑但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已经在驼峰航线上飞了一个往返的吕和声，和机组正副驾驶再次从汀江飞昆明。老人说，当时虽然是每天都在两个国家之间飞来飞去的，但没有像现在这样“出国”的感觉，总觉得就是和国内飞一样，没什么区别。印度人在机场也都设立海关、边检什么的，机组人员也都随身携带着护照，但几乎从来不用，因为也没人查。
但那天事情偏偏就是那么怪。机组三个人，正副驾驶都顺利过关了，印度海关单单把吕和声扣下，说认定他身上带有违禁品出境。一开始吕和声还挺纳闷的，自己也没带黄金什么的，能有什么“违禁品”？但等他把随身带的东西拿出来时，傻了眼——卢比、印度卢比，按照印度海关规定，吕和声超标了。
没办法，解释吧，怎么解释也弄不清楚，越解释越啰嗦，好说歹说都不行。印度海关认定吕和声是有意“走私”，说什么都要把他扣起来，但机组等不起时间，机长要驾着飞机回昆明，按调度安排，昆明那边还等着飞机回去换班呢。正副驾驶实在等不及了，两人冲着吕和声说，不等你了，趁着天还没黑，我们先走，飞了一整天了，航路上变化不大，估计没什么问题，你弄清楚搭下一架飞机回去得了。
事到如此，别无他法，也只能这样，吕和声点头同意，机长和副驾驶匆匆离开海关通道。
不一会儿，机坪上传来螺旋桨轰鸣声，接着，一架标有“中”字的C-47开始行驶在滑行道上，吕和声知道，他的94号飞机就要起飞了，他下意识地抬腕看表：19点25分。
吕和声：“孩子，他们这一走啊，直到现在也没飞到昆明，还在路上……”
在资料中查证：1945年5月9日，中航94号C-47由汀江飞昆明，在“驼峰”上空失踪。机长：哈梅尔（C.R.Hamall）,副驾驶：冯智军。报务员：无。
给吕和声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和同伴们在昆明合租的那处房子。
在昆明，吕和声是和公司里的几个副驾驶和报务员合租的房子。都是二十多岁生龙活虎的年轻人，“驼峰”运输最紧张之时，也没听说谁喊累啊、苦的。也许是对每天的艰险已经等闲视之了，几乎无人谈及在航线上所遇到的情况。到谁的班，谁就走，一连飞四到五天，回来休息。结果，很快，走出去就不再回来。老人说，他们这批，差不多都是同时上机的，隔几天就没一个，隔几天就没一个，抗战还没胜利呐，四人合租的房子，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偌大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
吕和声：“平日里都是你出去我回来的，很难得有都聚在一起的时候，但房间里总能有一或两个人在的时候，这下可好，一个接一个，出去了就不再回来，悄无声息地就那么走了。最后剩下了我一个人，开门进来后，平日里总是有响动的房间现在是寂静无声，看着同伴们留在房间里还保持原样的东西，想起他们出门前的神情，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请吕和声回忆同伴的名字，老人苦思冥想半天，最后失望地摇摇头，指着自己的脑袋：“老了，不中用了。”
回到成都，有一个多星期，老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小童：
我曾向你提到的我于四四年秋冬期间同住的三位室友，你走后，我一直在想他们的名字，如今，终于想起来。他们是周文楠（亦名周纪）、刘仰圣（亦名刘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是同一天牺牲的。另一位，我现在只记得他姓龚，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他是广东人，似乎也是那几天牺牲的。
吕和声
2004年5月15日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