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五：华人杰
1999年开始采访“驼峰”航线，第一个结识的就是华人杰。
华人杰是1944年从昆明西南联大被选入中航的，其他同学都做了副驾驶，只有他成了一名报务员。
老人说，第一次正式上机、第一次飞“驼峰”、第一次就遇上了迷航。当时是强降雨，坐在座舱里，外面的雨下得那个大，像瀑布一样，顺着风挡玻璃往下淌。机长叫寇卓恩（R.W.Coldern，于1945年驾驶中航77号C-47在驼峰上空失踪。笔者），也是被邦德刚从美国招募来的，对航线、地形都不是很熟悉，那天从汀江出来后就是盲飞，进云后遇到这么大的雨，怎么也飞不出去，发现航向不对了，没见过这架势的机长问副驾驶，副驾是我的同学，和我一样，也是才上天，一问三不知。这下可好了，等于三个“外地人”在暴雨之夜挤在一辆不知开到哪里的破车上，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副驾还直抹眼泪，他们两个全看着我——此时罗盘失灵，无线电定位仪也不正常，希望就寄托在我这部电台上了。那种天气，就是电台是好的也不好用，耳机里全是杂乱的电磁波信号。我也慌啊，越慌越紧张，那汗流得，和外面的雨似的。运气啊，实在是运气，我三弄两弄的，竟然和地面联系上了。恰巧有两架飞机已经到达，说了空中这个情况。于是地面让我们做十一度修正，估计他们是大致猜到我们迷航的位置，否则也没有这个胆量“修正”。我们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也不管行不行，就是赌一把，做最后一搏！
那天幸亏虽然是强降雨，但没有强气流，再有，罗盘和定位仪失效，但电台还是好的，否则，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和你说话了。老人说。
瀑布一样的大雨中，一架C-47艰难地穿行在其间，闪电、雷鸣，不时地在它旁边，不是闪在它的机身上，就是炸在它的蒙皮中……
华人杰：“实在是太险了，但也奇怪，飞机一过了云南驿，一切都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躲过了大雨中的迷航，还有一次到了家门口——巫家坝机场上空，能见度不好，飞机降不下，碰巧电台又坏了……
电台坏了，一点“辙”都没有了，又是大雾，盘旋了好一会儿，快没油了，三个人连降落伞都背上了，就要跳了，机长大喊一句：“看到了——”
老人说，机长哪怕再晚喊两秒钟，他和副驾驶就都下去了。
华人杰：“幸亏没跳。别看我们来回都背个伞煞有介事的，其实，谁都没专门学过跳伞，跳出去是什么滋味、能不能平安落地，没有一个人敢拍自己胸脯说行！”
“真的？”听了老人的话，我大吃一惊！
“你去问问其他的人，看谁学过跳伞。”老人笑着对我说。
老人在中航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多月，就离开了。
问老人，为什么离开，是不是害怕？
华人杰笑了，那个时候，哪有害怕的，是“组织”让他离开的。
对了，想起来。老人在大学里，就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听从组织安排，华人杰才离开中航，到别的地方战斗。
真正使老人“声名大噪”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美国“飞虎协会”、“驼峰”协会组织过几次二战老兵来中国，作为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华人杰理所当然地出面接待。
“人家是到当年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结果却出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老人难过地对我说。
2001年7月3日，我正在老人家中和他闲谈，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老人拿起电话，一阵急促的声音传过来。很是说了一段时间，老人才放下话筒。老人坐在椅子上，沉思很久，对我说，缅甸打来的，一个倒红柚木的商人，在那边丛林里发现了四架当年的飞机，估计是C-46、47，以为发大财了，把开过去的日本人的越野车都卖了，柚木生意也不做了，雇几个人在那里看着，想让我帮助联系美国那面。唉，人家当年拼着性命帮咱们打仗，现在反而要靠卖人家的尸骨索钱，这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啊，云南也有几个人，说是帮助飞虎队找飞机，向美国人要钱……
那一天，和老人谈得很晚才走。和老人告别时，老人说，8日再给他打电话。到了8日那天，我把电话拨到老人家，一个陌生的声音听完我的说明，用低沉的语气告诉我，家父，已经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睡，一直想着老人那句话，把发现飞机残骸的准确位置告诉有关方面……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六：温良恭俭让的副驾驶——周柄
日本人一路烧杀抢掠地进入长沙后，和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学生一样，周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沿着长江一路上溯，来到昆明西南联大。1944年中航到西南联大招收副驾驶，那个冲破层层拦阻，从长沙跑到抗日大后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批被录用的大学生之中。
和别的工科生有点儿不同，周柄在大学里面读的是“政治系”。
生就一副慈眉善目，总是一副笑容。2001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老人，就感觉他“写”在脸上的慈祥与和善，绝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
“国统区”竟然也有“政治学”，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就问：“伯伯，你们难道也学‘政治’”？
笑而不语。
缠了老人许多次，一定让他讲飞“驼峰”的经历。每次，周柄总是笑着巧妙地把话题引向别处。也许是看我的确真诚，最终，老人找出自己精心保存的照片和文字复印件送给了我。
后来，总是不断地给老人打电话，也肯定是被我三番五次地“搅”烦了，觉得实在是拗不过我，老人终于在电话里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不容易啊，实在太不容易！”
有老人告诉我，周柄啊，那个人才好哪，做事踏实，又兢兢业业，飞“驼峰”时，他是副驾驶，很多机长都愿意带他飞。
在中航飞“驼峰”将近一年，周柄飞的几乎都是夜航，总共有一百五十多个来回，三百多次。
月色撩人。
汀江机场，跑道上，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满载的C-47抬起机头，钻入茫茫夜空中。
机舱内，仪表盘上各种仪表的指针和读数均发出蓝色的微光。发动机轻快、柔和的声音萦绕在耳边。在夜空中，这种声音是安全、是生命的保障。
抬头向舷窗外看去，星月交映，神奇的大自然此时带给人的不是惊恐，而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如果不是该死的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人入侵这个美丽的家园，没有硝烟，没有战火，没有杀戮，每个人都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过着宁静的日子，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然而，一切只是假设。
宁静的月光没有持续多久，前方就出现了“云遮月”，想都没想，C-47毫不犹豫地一头扎了进去。
周柄：“夜航飞‘驼峰’，我们一般多半程是盲飞，这时仪表的可靠性就非常重要了。罗盘显示差一度，可能我们就要偏出十几公里，可如果一旦差了，哪是一度的事情啊，我是副驾驶，飞机一起来，几乎就盯着那几块表，生怕出错。什么云、雨、雾，不躲不绕，往里飞就是。”
远征军把密之那拿下来之前，白天飞要比夜晚飞紧张得多——日本人零式机随时出没。
“驼峰”飞行后期，远征军把密之那拿下来后，不必飞北线，相对来讲要比前期安全一些，但也是麻烦，飞机性能不行，“驼峰”、横断山脉既无地面站又无导航台的，怎么样都不好飞，冰山雪峰不说，一个多变的气候就足以让整个机组都难以应付。可即使再不好，大家也都不愿意太往北偏，喜马拉雅山脉，虽然只是个尾部，但和日本人零式机相比，也安全得多。毕竟，日本人不是时时刻刻都出来啊。所以，飞南线，一般都带着侥幸心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外面，要是夜间，好家伙，就是期盼仪表、导航千万别出错。
周柄：“那一次我们一出来，是白天，机长让我什么都别干，就看着外面。看着看着，突然风挡玻璃上出现一个黑点，这个地方有黑点，肯定是零式机啊。我大叫一声，日本人——机长马上就俯冲，进了山沟。‘黑点’也跟着进沟，就在我们‘对面’，不对啊，零式机速度再快也做不到这个水平，我伸出手，在舷窗玻璃上一摸，‘黑点’没了——一场虚惊！”
精神上高度紧张，老人说。
再让老人讲，老人笑了，“只要飞那条航线，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只要是摔不下来就继续飞。不说了吧。和那些同伴相比，我们只是活了下来，其实，也没什么。”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七：与一个老人的通信——硬汉邓重煌
无论是按时间顺序还是按“资历”，把1943年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并在“两航”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邓重煌放在这里肯定不太合适，因为下一节和“驼峰”航线上最重要的一个点——密之那有直接关联，所以，只好按这个时间顺序把老人排在此处。
很早就知道老人的名字，等到我按图索骥找到老人住处时，老人已到美国子女那里居住几年了。
向几位老人打听邓重煌在大洋那边的新地址，老人们都说，孩子，别找了，即使找到了，他也不会说的，他犟得很。
感谢在香港定居的黄元亮伯伯，他把邓重煌在美国的地址寄给我，并又为此专门给邓重煌写了信。
这边，我也给老人写了一封信。
十五天之后，老人回信给我：“我老了，听力已经不行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你写在信中，我回答你。”
曾在某个老人那里见过邓重煌的照片——严肃，不苟言笑，身材高大健壮，一点都不像地道的广州人。
真是文如其人，但还是有门！
于是，我马上再次给老人写信，记得在那封信中，我一共问了老人十三个问题，其中，竟有“失踪”和“牺牲”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白痴“问题”。
又过了半个月，老人回信了。
在这封信中，老人第一句话就说，我必须坦率告诉你，在“驼峰航线”上，“失踪”意即“牺牲”，“牺牲”也意即“失踪”，它们是同义语！
八十八岁的老人，写给我的信，字都是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老人说，我八十八岁了，耳朵不好，手也发抖……
和老人一年多的联系，全是在信中完成的。
老人的第一封信：
小童，我的朋友：同时收到你两封来信，禁不住将尘封许久的往事浮现眼前，不是没话可说，而是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一下子又不知从何谈起。两天来，想到“驼峰”，想到那段岁月，我就心神不定。今天，终于决定提笔写信给你……
我是在1943年加入中国航空公司，被公司录用后，马上送到加尔各答“培训”，一个月后，即上机飞行。那哪里是什么“培训”，那时的“模拟机”连现在小孩子的玩具都不如，电子显示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壳子里面焊了个驾驶杆。而且，我开始飞行后才发现，“模拟机”竟然和我所要飞的飞机内部布局截然不同。
飞行时，空勤机组规定是应该三个人，即正、副驾驶和报务员，但在1944年之后，情况变化特别大（主要是牺牲），不仅是报务员，连副驾驶都招不到，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我和机长两个人飞……
你问我那时飞行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还能感觉的，就是疲倦，没日没夜地飞，既要和天气斗，又要警惕日本人的飞机，神经绷得再紧，也有松弛下来的时候，一旦松弛下来，就不管那么多了，只想闭上眼睛打个盹。那时就想，摔就摔吧，击落就击落吧，两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就实在坚持不住了。
可毕竟还活着，活着就得飞！
有一次我们从昆明返汀江，起飞时正是黎明日出之际，我们的飞机一路向西，贴着云头飞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下面，是一层密云，云面不高，云头不是平面光滑的，有高低突起部分，太阳从我们后面照射过来，飞机的影子就印在突起的云头上。
那时正轮到我休息，机长把杆。蒙眬中的我看见一架飞机迎面而来……
“要撞上了！”我大喝一声，紧急拉杆操纵飞机躲避。机长也被我的举动吓了一大跳。
可那影子依旧向我飞来，但却和我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再定睛细看，原来那是我们自己飞机的影子。你看，这都是太疲倦造成的。
你的朋友：邓重煌
2003年10月29日
老人尘封许久的记忆终于向我打开了。
不久，我又接到了老人的第二封信：
小童，我的朋友：你问我遇到过几回危险，这让我很难回答，因为每一次飞行，在我们眼里，都是一次冒险、都是一次赌博，可每轮到谁上，都是没有二话，背起伞包就走。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国家就剩这么一条通道，只要是仗还在打，空运就不能停下来，空运不能停下来，就得有人去做。我不去，你不去，总得有人去。作为一个青年人，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当逃兵吗？再说，中航各方面都不错，不做这个，就失业。
我们在“驼峰”上飞行是不分昼夜的，也不管天气好坏，24小时都在飞。此时，很多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如何换班也没有明确规定。原来飞个汀江——昆明来回就应该换班，但因飞行员缺乏，常常是无人来接班，货物还等待急运，所以只好接着飞下去。
两名飞行员只好在空中轮流把杆飞行、轮流休息一会儿。
由于任务繁忙，又缺乏机组，我们每个月飞行都在一百四十个小时以上，上封信中说过，我是1943年进入中航的，和那些老驼峰们没法比，但在“驼峰航线”飞行时间，应该在一千八百个小时以上。我知道，飞“驼峰”的统计是按“来回”统计而不是按时间算。
至于你问我的“最难忘的一次飞行”和“最危险的一次飞行”，就我来说，值得回忆的恐怕不算天气方面的就不止“一次”。
兹略举一二：由于昼夜飞行，非常疲倦，可我又偏偏是生性睡眠不好的人，在飞行时，不管多么疲倦、多么困，从来都睡不着的人。那应该是1944年12月的一天深夜，我们从汀江飞昆明，在航线上，轮到我先睡，机长操纵飞机。我虽然把头靠在了椅背上做睡觉状，但一直是双眼微开，视线没离开过飞行仪表。深夜，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驾驶舱里的发光的仪表指针清晰可见。似睡非睡之中，我突然大惊，怎么飞机在盘旋着下降，高度消失得这么快？难道这一切都在这似梦非梦的迷茫之中……也不知哪来的那么一股劲儿，我在蒙眬中扭头看机长，我看清楚了，坐在左座的机长竟然抱着驾驶盘睡着了……
这不是梦！我顿时感到周身的血全部涌到脸上，那个感觉就像一座巨大的山峰迎面坍塌倒来，我一下子清晰起来，猛地拉杆……
机长醒了，我们俩手忙脚乱地把飞机控制住，之后，才发现，刚才飞机是处于盘旋下降，再有十几秒钟改不出来，就会进入螺旋，在黑夜，下面又是山峰，那肯定是没救了。
睁着红红眼睛的机长谢我，他说实在是太累了，把着杆，不知怎么就迷糊过去了。
他说幸亏是我，否则就没救了。我在心里想，应该谢的，是我的失眠。
直到今天，我还是经常失眠。
还有一次，是在白天，我们是从昆明飞汀江。C-47离地后，高度还没多少，发动机功率也没调整好，机长聚精会神地把杆升高度，从仪表中，我突然发现一台发动机的油压忽然跌到0，只有油泵损坏不能继续供油才会出现这样问题，此时飞机还在用最后的一点余力上升，机长也没感觉到，其实飞机是在一个“临界点”上，马上就要向地面砸了，我马上把汽油“交输瓣”打开，机长此时才反应过来，他对着我伸出大拇指。
我们马上掉头落地维修，才算保个平安。
还有一次，这真是“最难忘的一次”，所以，今天仍能记得机长是Sheiling，大概两三年前，他还到过中国访问，但返美不久就仙逝了。那次，我和他自昆明飞汀江，是夜航。刚刚到达汀江空域，左发动机火警灯亮了起来，机长立即关闭着火的发动机，用单发（一个发动机）飞行，并准备实行单发落地。
我们已经进场了，但万万没想到，怎么会不迟不早，就在这个时候，跑道灯突然全部熄灭，我们眼前立刻是天黑地暗、不辨高低，无法降落，此时惟一能做的，就是推满油门，单发复飞上升。可孩子你知道，单发复飞是飞行中之大忌，是要求尽可能避免的，可此时我们又如何能避免得了呢？往下，不知“地”在哪里，怎能着陆？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是从昆明回来，你采访“驼峰”这么久，应该知道，从昆明回来，一般以空载居多。再有，也是从昆明回来的原因，你更应该知道，我们飞“驼峰”都是在汀江把来回程的油加满的，所以回来，走到汀江时，油都快用没了，这样飞机重量轻，使我们再一次从鬼门关逃脱。假如，一切是反过来，我们是从汀江飞昆明，飞机肯定是满载，油量又多，昆明巫家坝机场海拔还高哪，那是绝对单发复飞不了的，我可以说，我们是必摔无疑！
是的，一切都是太巧合了。
我们有了高度后，依旧是在机场上空单发盘旋，这时，我才发现，不仅是跑道灯不亮，整个汀江机场都不见了——场站、宿舍到处是漆黑一片，呼叫了半天，灯光复明，我们单发下来了。后来一打听，原来是我们飞机上的“敌我识别器”坏了，没有应答，他们以为是日本人空袭来了。
再说敌我识别器，这个东西大小如一台手提工具箱，安放在飞机尾部。整个飞行期间，这个仪器一直开放着工作，它不停地发出信号，收到这个信号后，知道是友机，因为日本人零式机没有这个设备，我们就能辨别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写到这里，我再告诉你，飞机进入跑道前，地面上有一个明显标牌，上面写着“OFF/ON”字样，就是提醒我们，马上打开“OFF”。
我们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在1944年，被日本人打得凶。有一天赶上我休息，那时我住在昆明，当天不知何事去公司在市里的办事处，那里也有电台，我刚进门，只见报务员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地说，刚收到一架在“驼峰”航线上的C-47发来的电报，就再无消息。我拿过来一看，很简单：日本飞机在围攻我们。
其实那天下午，我又开始飞了，现在想都后怕，是因为还活着。那时，真是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年轻，又无牵挂，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嘛！
写到这里，我想再说两句，你多次问我的夜间飞越“驼峰”的心情，别人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我们飞“驼峰”最艰难、最紧张的时候，主要是在1944年，而那一年，正是日本人最疯狂的时候。他在密之那的零式机起飞拦截我们。“驼峰”航线基本上是东西走向，我们也是沿着这个方向飞行，他们正好是南北飞行，飞行半径正好切到我们航线里面，就是要截断这条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夜间飞行要安全，前提是，排除气候和地理因素。
飞“驼峰”一般没有好天气，遇到好天气（一年没几次），又是夜间飞行，如果想冒险，不走北线（公司规定飞北线，但常有胆大妄为者下赌注，甘心冒险。其实，南线、北线，都好不到哪儿去，一个是上喜马拉雅山、一个是被击落），我们就顺着横断大山起伏线、尽量低飞。
年轻啊，那个岁月，就仗着年轻，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也不怕。
你的朋友：邓重煌
2003年11月15日
老人的第三封信：
小童，我的朋友：前次给你讲，我的遇险经历，其实，我只是“驼峰”航线上的幸运儿而已。从头至尾，有惊无险，几次绝境逢生。可我的许多同伴、同学，昨天晚上还在一个房间里住过，今天晚上就没了。今天早晨还在一起吃早餐，中午就没有了。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次排班，本来是轮到我飞的，但那天等我赶到机场时，调度告诉我，换人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临时换的那个人叫黄克礼（奇怪，我今天还记得他的名字），那架飞机起飞后就再没回来。
这就是施了魔法一样的“驼峰”！
记不清那是什么时间，很是有一阵子，飞了一段时间，老是看不见日本人零式机出来拦截，我和机长都很奇怪，太平静了反而希望它们出来，你在幼儿园的时候肯定玩过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有时，扮小鸡也许更有意思。那天我们已经飞了一个汀江到昆明往返，再次从汀江出来时，是下午，天还是亮的。刚刚改平后，我和机长又说起看不见零式机这事儿，我那美国机长平时就爱说爱动。说着说着，他对我说，要不，我们两个去密之那看看去……
我一听兴奋得不行，急忙说，这个主意好啊，我怎么没想到！
天哪，两个人真是年轻啊，疯起来不怕天不怕地的。这么大个事儿，心头一热，也没有慎重考虑一下啊，统统没有，别人躲日本人还来不及呢，我们竟敢主动送上门去，真是胆大妄为！
说去就去。机长见我没意见，把机头一偏，我们的C-47向右偏了十度左右，脱离既定航线，朝着平时想起来就心惊胆战的密之那飞去。
记得我当时大致估算了一下，从我们此时飞行的位置到密之那，大概有三百多公里，C-47要飞一个多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离密之那越来越近。真是快到眼前了，才感觉到紧张。
密之那机场越近，我们越连大气都不敢出。其实现在想起来很好笑——我们不出气，那飞机发动机和螺旋桨不也是一样的转吗，它可不管这些！
临密之那机场只有几公里了，还不见有日本人飞机拦截，能看见地面。地面上，静悄悄……
都到这个时候了，也无所谓了。终于，我们鼓足勇气——飞过去，来个“低空通场”！
我们的C-47像个小偷一样，在机场上空沿着跑道快速掠过，见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又转回来，这回大摇大摆地“通场”。这下，我和机长都看清了，那个机场已经空无一人了！于是，我们放心地打道回府！
哈哈，真没想到，竟然是我们两个最先发现了日本人撤退密之那（机场）。回程的路上，我和机长这个高兴啊！
在昆明我们一落地，我们马上向上面报告，估计公司领导也是很高兴，竟然没有“处理”我们如此胆大妄为严重偏离航线！
其实我们也不是作无谓的冒险，去密之那机场时，我们就注意到了全程都有浓云，这让我们心里有底，万一日本人出来，我们就赶紧钻云……但是回过头来想，我们做得也是太过分，机舱里装的是满舱的汽油，正是国内急缺的，如果真的有意外，损失该有多大。年轻，有激情，但很多事情，也真是错在这“年轻”上了。
其实关于“驼峰”上的事情，一时半会儿都讲不完，诸如我们在恶劣的气象中飞行等等，只是，我的年纪太大，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你的朋友：邓重煌
2003年11月27日
老人的三封信，看得我是热血沸腾。
老人所说的那个“临时”顶班而失踪的飞机我也查到了，具体如下：1944年2月20日，中航75号C-47由汀江飞昆明，起飞后曾一度和空中同向飞行的中航87号C-47通话联络，联络突然中断，之后就杳无踪迹。
机长，米克尔森（E.J.Michelson），报务员，黄克礼。
本架飞机只有正副驾驶，没有报务员。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八：拣起自己的“死亡证”——英雄李宏揆
和李宏揆一直是在电话里联系，开始无论我怎么央求，老人都不同意和我见面，就是一句话——别来。又是伯伯又是伯母地叫着，用尽软磨硬泡之“手段”，电话那一边总算是答应了，偏偏又来“非典”，一等就是一年后。直到2004年7月份，才东挪西借凑点钱买张机票去兰州见老人。
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起话来，语气、语调和动作，简练、干净而又利落：“本来我一直是不想和你见面的，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提它干啥？实在架不住你没完的电话了。我告诉你，小伙子，看你这么大老远来，又不能不接待你。这么多年我就没再想这件事（老伴插话，连子女都不知道），等你来这几天，那一幕幕又都出现了。我和你讲，但你必须实事求是，别乱写。我们这些人，既不需要你拔高也不希望你夸张，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从华西坝子华西大学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李宏揆，是在1944年8月被招录到中航的，比同期中航从昆明西南联大录用那批要晚一个多月。
老人说，他们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时，属于是“驼峰”空运的后期。
从考试、训练到最后上机，大家伙都差不多。还没到正式上机时，还在实习期间，就有人摔了，一开始还觉得挺害怕的，后来慢慢就知道了，“驼峰”上更危险。
我还是那样问老人，遇到过多少次危险？碰上过日本人的“零式机”吗？
老人告诉我，初进中航时，由于普遍安装“敌我识别器”，遭遇日本人飞机拦截几率大为降低，后期这个阶段，发生事故主要原因还是天气。
我说，你们飞的时候，日本人不是在密之那机场撤退了吗，可以从那里走啊，不就容易多了吗！
老人白了我一眼：“你以为是那么简单啊。有机场，不见得就能起降飞机。为什么，因为那里只是个空地而已。什么设施都没有，既不能加油又不能上水，地面没有任何保障，那里依旧还是个大场院而已。所以，密之那都回到盟军手里几个月了，我们还是飞老路。再说，走哪里都要过‘驼峰’，喜马拉雅尾巴不走了，也得走横断山脉，海拔都在四五千米，照样难飞……”
漆黑的夜，一团巨大的云块拦腰挡住了去路。云中，不时有暗红色的光闪现，在光亮的末端，变成了淡白色，这是闪电。一块巨大的积雨云就在眼前，无路可走、无路可退的C-47别无选择，它一头扎进这块雨云中。
“‘驼峰’上没有受天气限制的时候！现代的民航航班，见了积雨云远远地绕开，我们那时不行，也没地方绕。使劲往高爬，重载、上不去，空机，也许能上去，但油耗大、又结冰，飞机最怕的就是空中结冰，气动外形一变，就是个摔！又不敢偏，两边都是险峰，偏一点儿就撞上了，惟一能做的，就是前面有什么都得往里钻。时间长了，有经验了，就知道一些。这积雨云啊，也分几种，入云之前，如果看它是中间像开锅那样往上翻，那它周围的边上肯定是往下压，这种危险是在入云之际，一旦进去后就是往上托，你就随着气流走吧，弄哪儿算哪儿，不是有很多在西藏高原接近珠穆朗玛那一带掉下去的吗，估计就是这么给弄过去的。反过来，如果是你看见积雨云的中间是往下压，这是最可怕的，一旦进去后，气流使劲地把你往下压，本身海拔就高，也许只是稍微压一点儿，咔嚓，就砸下去了。”
老人说。
不过这次是黑天，还没来得及仔细观察，C-47入了云。
根本判断不出云是“里翻”和“外压”，能感觉到的是运气肯定不如前几次那样好！
非常不妙。
就在C-47入云那一刻——在强雷暴干扰下，罗盘、无线电定位仪全都失灵了。
气流上下翻腾，闪电阵阵，雷声滚滚。风挡玻璃上没有水珠，雨没下——外面全是一个个响声震天的炸雷！
不知道什么位置、不知道这是何方，C-47犹如大海上遭遇风暴的一叶无助随风飘荡的孤舟。
闪电！
大自然制造出的正负电子荷，强烈、连续不断爆发出的放电，释放出强烈的电弧光，打到舷窗上，打到机身蒙皮上，再放出幽暗的光亮。
中航、印中联队——凡是穿越驼峰航线超过五次的飞行员，都遇到过这种放电现象。印中联队飞行工程师牛兰克·可瓦说他的飞机在雷暴雨中，闪电贯穿飞机，使螺旋桨桨叶边端发光，在夜空中旋转成一个大火圈……
余下的电能顺着机翼，钻入驾驶舱、掠过仪表盘，把杆的手这时会感觉到一阵发麻……
爱德华·里克少尉说。
李宏揆：“放电在机身上我看不到，但电荷打在铝制机翼上，我是看得清清楚楚。闪电打在机翼上，机翼某个部位，不时地冒出弧光，那个火花比焊花要小，也很暗，但又比烛光亮得多。”
黑夜，浓密的积雨云中，一架C-47艰难地穿行其间，乌黑乌黑的云从它四周快速掠过，两端的机翼上，不时闪现出点点光亮……
这不是希望之光，这也不是人生的闪亮，这是地狱，是魔鬼的呼唤！
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驾驶座上。漆黑的云中，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方位，也不知应该往哪里飞，此时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持住“航向”，别让它撞山。
我在一旁傻乎乎地问，你和机长，你们两个人不说话吗？
老人瞪了我一眼：“说话，说什么？说飞机马上没油了，说咱们肯定要掉下去？”
漆黑的机舱内，正副驾驶像两尊泥塑一样，就那么把杆坐着，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忽地，李宏揆感觉下面露出一道云缝，借着云缝，他似乎是看见了地面的“灯光”。
老人说，根本就来不及告诉机长，自己拉杆就往下钻，也不管是不是会撞上去，眼睛一动都不敢动，生怕把那个“灯光”给“动”没了，都快到地面了，才发现，已经彻底出云。
地面，那不是“灯光”，是一条河，河水反射的是C-47的未关上的航行灯。
有河流就会有城市。两个人喜出望外，沿着河流往上飞。他们记得密之那附近有条河，也许，这就是密之那。如果找到密之那，就能找到机场，他们就有救！
燃油警告灯开始闪亮，蜂鸣器也嗡嗡地叫个不停。
前面出现一条浅白色的“亮带”，那是机场跑道。
C-47降落在密之那机场跑道上。
在密之那机场驻守的是盟军陆军的一个营，当少校营长在睡梦中听到飞机轰鸣声，还以为是日本人卷土重来，起来的他看到从机舱里走出来的是两个灰头土脸的“自己”人时，感到极其惊讶。第一，这个机场虽然刚刚被夺了回来，但什么配套设施都没有，根本不能使用，所以，也无飞机在此起降。第二，日本人在临撤退前，把机场跑道特意破坏，跑道灯是残缺不全的，跑道也是坑啊包的，一点儿都不平，这两个人是怎么落下来的？
面对盟军少校的疑问，李宏揆和少校实在是没有精力回答太多，反正都是盟军，互相帮助，他们只想能睡一会儿觉，休息一下。
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中午吃过饭后，给飞机加油，那里连根加油管都找不到，少校动员不少人，大家用脸盆一盆一盆端，再“倒”进C-47油箱。费了好半天劲也没弄进去多少，看看差不多，就赶紧走，再等一会儿说不定天气又坏了。
“还是那个破机场、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跑道，怎么拉起来的，都忘了，反正最后就那么起来了。”老人说。
到了汀江，去调度室报到，调度见了我，呵呵一笑，说，是你们哪，还以为你们回不来了，瞧，把你们的牌子都扔到那个筐里了，你自己去把它再拿出来吧……
我们每次飞行，调度室里都有一个铜牌挂在黑板上，铜牌上面写着出任务的飞行员名字、飞抵目的地和机号，要是有谁回不来，调度就把那块牌子摘下来，扔到一个竹编筐里。
老人说啊，我就走到那个筐边，先是自我解嘲地还强带着笑，往外挑那片标志着我已经死亡的牌子，可我怎么觉得都不是滋味。那一刻，我特别想已经几年都没见到的妈妈。我就挑那牌子、挑啊，不知不觉的，眼睛就模糊一片，泪水噼里啪啦地往下落。
那个筐里啊，牌子都装满了，用手在里面轻轻一拨，“哗哗”地响啊！
老人说到这里，眼睛又红了。
那天晚上，平日里早睡早起的老人竟然和我谈到了凌晨1点多钟，如果不是伯母过来催促，谈话也许会持续到第二天天亮。
临别，伯母送我时说，他呀，心里的话都憋了五十年了，总算有人和他唠唠了。
问老人，起义回来了，怎么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老人说，当年帮助建设民航西北局，一次机场上空突然刮沙尘暴，当时有五架飞机在空中准备降落，老人就站在指挥车前，从容不迫地指挥，直到那五架飞机平安落地。当时西北局领导觉得李宏揆不错，就让他留下，于是他就留下了。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