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岂止是三个女人的啜泣！
战争，让女人走开！
二十多年前，这绝对是一句时髦话，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极富有诗意和冠冕堂皇。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战争，女人从来就不能走开！
不仅不能“走开”，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从日本人拦截民航班机、阻断中国空中通道开始，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的客运航班就是日本人重点攻击对象。在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下，两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无论是停靠地面还是在空中飞翔，全都遭受日本人不问青红皂白的毁灭性攻击。欧亚航空公司本来飞机就少，几次攻击后，飞机已丧失殆尽，等到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轴心国”的“同盟”，欧亚航空公司合资的另一方——德方人员撤走，航空公司已经处于无“机”可飞的窘境，完全陷于停航状态。“欧亚”停业，但机师还在，1942年年末，航委会一纸调令，把公司中最优秀的飞行员、曾载着蒋公子差点和委员长飞机相撞的林大纲机组抽调出去，执行“特殊任务”。
执行“特殊任务”的机组总共三人：机长：林大纲，副驾驶：房荫枢，报务员：萨本道。
林大纲，1912年出生，福建福州人，空军笕桥二期毕业，这是六年采访中，笔者所知道的，在中国空军和“两航”所有飞行员中，资格最“老”的一位。
副驾驶房荫枢的个人简历一直没有查到多少，报务员萨本道可谓出于声名显赫世家。
萨本道之祖父，系北洋水师“康济”号管带萨镇冰是也，其本家还有一位同样在中国历史上注定要留重重笔墨之兄弟——萨师俊，“中山”舰舰长。1938年10月24日下午，湖北武昌附近，六架日机轰炸“中山”号，萨师俊率领全舰官兵奋勇抵抗，直至最后壮烈牺牲。
萨家祖辈几乎全是在中国海军，一生都与波涛汹涌的大海搏击，偏偏到了萨本道这里，没有游向大海，而是选择了蓝天。
林大纲夫人苏蔓莎回忆说，当时在整个中国空军中，只有衣复恩和林大纲能飞夜航，自从林大纲接受“特殊任务”后，几乎都是昼伏夜出。
和林大纲、房荫枢有着密切交情的原“欧亚航空公司”报务员郭永凡老人也说，林大纲是欧亚航空公司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老人告诉说，副驾驶房荫枢原是正驾驶，调至机组后，才屈格使用，至于萨本道的通讯技术就更不用说了。
两个飞行精英，一个名门后代加报务好手，这样雄厚技术力量组成的机组，可见航委会挑选机组要求之高、标准之严格。
一切可以证明，这是非常“特殊”的任务。
不仅飞行人员精挑细选，连飞行任务也绝对保密。
保密之程度，飞行路线、飞行航线有时连航委会都不是很清楚，都是委员长侍从室那边直接调动。
苏蔓莎老人说，大纲什么都不和我说，我也知道他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也不多问。
每次出任务，外面接他的车来了，他拿起皮囊就走，几天后，人回来了。每次看见他出去，我就开始提心吊胆，不知为什么，仿佛是在天之灵的提示，我总是有一种预感，总是觉得要有事情发生。不敢想，却偏偏总是往那个上面想。
妻子的预感是真的。
1943年10月28日凌晨两点，林大纲机组在印度汀江机场起飞，地面只在飞机起飞四十分钟后，收到过随机报务员萨本道发来的一份“飞行正常”的电报后，就杳无音讯了。
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失踪的地方，正好是在“驼峰”中最艰险、最难飞的一段航线上。
林大纲机组和所执飞的那架C-47究竟遇到了什么，以至于连最后的呼喊、求救电报都没有发出，就这样消失在茫茫冰山雪川间？直到天明，林大纲机组也没有按照事先的计划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航委会整整一天不断地和重庆、昆明、汀江间联络，最后确认，机组在飞越驼峰时失踪。
直到现在，也依旧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大纲机组失踪的。
恶劣气候？据后来从汀江地面站测得的气象表明，机组起飞时，汀江附近气象很好，几架刚飞经“驼峰”回来的“中航”驾驶员也曾告诉林大纲机组，整条航线、包括“驼峰”上空，没有“复杂”气象，是难得的一个“好”夜晚。
被日本人击落，更不可能，“中航”飞越“驼峰”之所以从白昼改至黑夜，正是因为只有这样可以避开零式机——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在漆黑之夜出来的。
月光在云雾缭绕下，时显时隐、或暗或明，茫茫的冰山雪峰，在隐约的月光映照下，透着悚人的惨白。山峦间，一架C-47飞机，在黑夜中，借着暗淡的月色，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被冰雪包围着的峰脊、沟壑之间。
机舱内，仪表盘上一丝淡绿色荧光，反射到正副驾驶刚毅的面庞上。“中航”、印中联队的运输机大多是以汀江、加尔各答为起点，到昆明卸货后，一般都是返回，和他们刚好相反，林大纲机组是以重庆为起点，到了汀江后返回，因为他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
这次飞行，在汀江起飞就是凌晨两点，全程做“盲飞”，安全保证只能靠仪表。
也许感觉连绵起伏的峰峦“态势”与以往不太一样，副驾驶房荫枢下意识地察觉到是罗盘出现故障，他指给林大纲。
可能林大纲也意识到了罗盘有问题，他也对飞机的方位产生怀疑，看着副驾递过来的坐标图，疑惑中的林大纲此时最想知道的，C-47是否在正确的航线上。
见正副驾驶正在商讨航线，后座的报务员萨本道直起身，向前探望着。
一座巨大的黑影扑面跃入舷窗……
山峰！林大纲大声喊叫，急速拉起机头，希望越过。
来不及了，C-47一头撞上冰峰。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一团火光向下坠去，不一会儿，一切又都恢复平静，除了轻轻刮过的风声掠过寂静夜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一切都是推测。
只有这样“推测”，才能解释三个在驼峰航线上消失的飞行精英在生命中最后的那一刻。
一架飞机消失了，留下的是三个美丽的女人和他们幼小的孩子。
机组失事的消息是三天后证实的，和那些在空战中壮烈殉国的将士不太一样，也和“中航”对待在驼峰航线上遇难的那些勇士不同，军方通知三个家属：林大纲机组在从汀江返回重庆途中，在“驼峰航线”上“失踪”。
“失踪”意即“还没有死亡”，那三个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也许就在他们经过的原始森林中终日以野果充饥，只要他们还活着，终有一天能走出那片林子。一切不过是冥冥中幻想而已，因为谁都清楚，在驼峰航线上，“失踪”，就是死亡的代名词。
战争年代，别说中下级官佐，连普通飞行员都算上，别说是结婚，连恋爱的人都不多，但“失踪”的三个人，恰恰都有一个完整的家。翻看他们的简历让我知道，林大纲、房荫枢、萨本道都是毕业于空军早期航校，抗战前，他们就已娶妻生子。如今，他们的集体“消失”，让三个完整的家庭出现了缺口。
三个执行“特殊任务”的飞行精英走了，留下了三个女人、八个幼小的孩子，三个家庭的“天”顿时塌了。
三个家庭的突然解体只是处于战争下的中国一个小缩影，八年抗战，中国死难的民众即达三千七百万，这个数字，占“二战”期间死亡比例的百分之四十。
“气质”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与悲壮的“驼峰”似乎毫无之关联，但却又不得不说。
“气质”，乃一个人的外在“风貌”。在采访中，我有一个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还残留在这些老人们身上的“气质”。
那些从海外回来拜祖、寻根、探亲、访友的老兵及他们的夫人就不用说了，就是那些或被俘、起义、投诚的原中国空军、“两航”员工，虽然已融入大陆社会几十年，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及“反右”运动直至持续十年的“文革”，从归国时梳理整齐的头发和笔挺的西服，到最后备受煎熬的磨难带给他们的是满面的饱经风霜，但只要开口说话，语气、用词、动作，说到高兴之处，不由自主地零星蹦出几个英文单词，让你马上会意识到，曾经，他们都是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熏陶。光阴如此荏苒几十年，岁月流逝，他们的外貌变了，但内心深处，年轻时的生活印记，依旧是没有完全磨去。
这是另外的一种气质。
陈学波，原空军七期毕业，和日本人从兰州打到成都，1949年之后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我第一次在一处低矮、破旧的房舍里见到老人时，我怎么都不能相信，这是一位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头发稀疏，但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双脱色掉皮的皮鞋已经穿得露出了底色，但却擦得干干净净。
梁鹤英，“回归”这么多年了，还有那个“劲”儿。
张义声，外貌酷似饱经“风霜”，但一谈到“中美混合团”，一串串英文像水中的气泡一样，“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
不仅仅是这些“当兵”的人，“两航”中的每一位老人，都过了这么多年了，可眉宇之间，你还能感觉到那种气宇轩昂……
还有他们的夫人。
任西纯的夫人、黄元亮的太太、吴子丹的妻子……都是八旬老人了，照样是装扮漂亮、光彩宜人，很容易就能感觉到，少女时代，她们一定是如此之美丽。
其实，所谓的“气质”也不都是生来具有的。
中国空军赴美受训，美国人开讲的第一课，是吃饭的方法。
原“中美混合团”、曾在美受训过的很多老人都说，听到吃饭还需要他们“教授”、还需要“礼仪”，大伙都非常气愤，甚至觉得这美国人是不是犯病了，我们都“吃”了五千年，把“吃”已经发挥到极至的中国人难道连吃饭都不会“吃”，还要他们教？
不仅教吃饭的“规矩”，还教基本日常“行为”，要求会“跳舞”，中国空军没有一个不会跳舞的，什么“伦巴”、“探戈”的，跳舞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教你在交际场合中怎样对待女性，迎送、安排座位、说话……老人说，几天下来，整个人，言谈举止，全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文明、素养，不仅仅是“言行”，这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
抗战胜利后，原“中美混合团”成建制并入国民党的中国空军，党国命令他们打内战。
“看见下面都是中国人，下不去手啊！”原中美混合团B-25飞行员杨训伟老人说，大家都对打内战毫无兴趣，往往在出任务时，不愿意对地开炮扫射，很多人投弹时，故意把炸弹扔到远离人群的地方……如果说这些从台湾回来的老兵是到了大陆才这样讲，“回避”难以启齿的自相残杀，那么这个却是事实——飞行员是离地三尺后就无法控制，于是每次出任务之前，飞机上机关炮上都被报纸糊住炮口，回航后要检查报纸是否被“洞穿”，以证明你开火了，不只是现在把这段“考证”说出来，就是在内战时期，在空军，谁都知道这事儿。
其实“发明”报纸堵枪口那位老兄也是白痴，或也是“书生气十足”，也不好好想想——我向天开炮、朝没人的地方打枪，不也是一样嘛！
杨训伟老人说，内战开始不久，他坚决要求调离战斗部队，开运输机去了。
“沙漠之花”
李杏杉老人当年是欧亚航空公司兰州地面站公认的“沙漠之花”。
战争前期，欧亚航空公司执飞迪化（今乌鲁木齐）航线时，兰州是一处较大的地面中转站，萨本道执飞这条航线时，把妻子李杏杉和孩子接到这里。李杏杉的到来立时在这个小场站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缘自于李杏杉的美丽。
认识萨本道和李杏杉的老人说，那时，每遇萨本道执飞，李杏杉总是带着刚会走路的孩子一直把丈夫送到飞机旁，飞机起飞了，都看不见影子了，她还是向空中眺望着。
跑道旁，一个漂亮女人，看着渐渐远去的飞机，心里默默企盼着它能早点儿平安归来。
一阵微风掠过，轻轻掠起她的裙摆……
有时，萨本道驻站外场回不来，李杏杉就带着孩子在机场旁走走，当时兰州机场附近有沙丘，更远处就是沙漠，场站都是年轻人，又以单身汉居多，每当李杏杉在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大家不免多看几眼。久而久之，只要看到一个美丽动人身姿和一缕淡淡的清香，大家就知道，他们的嫂子过来了。于是，那些调皮的年轻人给李杏杉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沙漠之花”。
大家都喜欢这枝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的“沙漠之花”。
1942年底，萨本道被航委会抽调，执行“特殊任务”，以重庆为基地，在中国——印度之间进进出出，在驼峰航线上来来往往，李杏杉又跟随丈夫来到重庆。机组在“驼峰”上空失踪后，萨本道留下的是一个女人和四个幼小的孩子。
四个孩子年龄相近，都在嗷嗷待哺之中，李杏杉整日以泪洗面。
郭永凡老人回忆，机组出事后，他一连走了这三个家庭，每家都是幼小的孩子依偎在眼睛红肿的女主人怀里，大人小孩一齐泪水涟涟。孩子太小，还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只是看见大人哭，也跟着哭。
老人说，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当夕阳西下之时，总能看见一个女人孤零零地站在机场跑道旁，一看轮廓，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李杏杉。
她在等待，等待着冥冥世界中，一个“奇迹”的出现——丈夫从天边的彩云中走出来，站在她面前，把她揽在怀中，轻轻地对她耳语：“我回来了……”
长长的跑道，只有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不停起降，那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足以把一个女人的心震碎！
三个男人走了，三个家庭立刻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之中，还是经过公司机航主任林擎岱跑前跑后地张罗和安排，总算把三个女人都集中安排到公司后院，并负责解决吃住，这才解决一点儿权宜之计。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罗蔓莎毕业于暨南大学，于是找了一份工作，继续从事教育，房荫枢太太携子投靠亲友，仿佛命中注定，房夫人搭乘的飞机途中失事坠毁，房夫人殉难，仅存怀中两子，靠亲戚抚养成人，只有李杏杉带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无法出去工作。
劈柴、担水的重担全都落在了一个孱弱的女人身上。
2004年5月9日，北京和平里，几乎是走上十几步，我就要摸出手机给老人打过去，在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引导”下，当我跌跌撞撞、反反复复地找到吕和声老人所住的单元楼时，老人已经站在楼下等待我多时了。在吕和声老人家，我意外地见到了李杏杉老人。同样也是八旬老人，岁月已过去这么久了，但老人“气质”中，依旧残留着当年“沙漠之花”的印痕。
丈夫“失踪”后，在机航主任林擎岱的努力下，李杏杉带着四个孤儿住进“欧亚”公司后院的一幢小楼上，楼下恰好就是“中航”地面通讯站，吕和声当时是“中航”一名地面报务员。
几次，值班间隙，吕和声出来在小院中散步，都能看到李杏杉吃力地拎水担柴在楼上、楼下间往返，男人的职责使吕和声义不容辞地上前，帮助眼前这个娇弱的女人。
那时，吕和声还不知道在这个自己挑水、担柴的女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他只知道后院住着个拖累着四个孩子的年轻女子。几次帮忙后，吕和声渐渐知道了这个苦命女人的丈夫失踪在驼峰航线上，让他更平添了几分照顾她的勇气。
她比他大两岁。
他称她为姐姐。
于是，每每不当班的时候，通讯站的人们经常能看到，和煦的阳光下，姐弟俩带着四个孩子在草地上快乐地嬉戏着，失去父爱的孩子已经很久没有露出这样欢快的笑声了。见到孩子们这样高兴，坐在一边的年轻姐姐苍白的面庞也流露出几分不易察觉的笑容，但马上，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丝淡淡的哀愁不经意间跃上眉梢，因为她知道，弟弟，很快，也要飞“驼峰”了。
果然，没多长时间，吕和声被递补上机，开始了在驼峰航线飞行。
几乎向所有认识林大纲和萨本道的老人们都问了一遍：林大纲机组到底执行的是什么“特殊任务”？
回答也都差不多，都说不清楚。
现在意外见到李杏杉，自然也不放过。
作为妻子，李杏杉说她也不知道丈夫究竟执行什么“特殊”任务，萨本道从来没说过，她也从来没问。她只是非常清楚地记得，1943年10月27日晚上，萨本道和孩子们在房间里耍闹，她在厨房里忙着做晚饭，一辆车子出现在家门前。见到车子，知道有飞行任务的丈夫抓起飞行图囊就往外走，她和孩子们追出去“送行”，丈夫临上车前，逐一贴贴孩子们的小脸，然后看着美丽的妻子，只说了一句话：“三天后，我就回来……”
四个孩子依偎在妈妈身边看着绝尘而去的吉普车……
李杏杉：和他每次出任务时的感觉不一样，那次，看着他远去，我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心里乱纷纷的，似乎是预感，果然，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
有的老人猜测，林大纲机组执行的特殊任务是为国民政府运送黄金、钞票。当时，国内没有印钞技术，所有的钱币都是在美国印刷，再运回中国，黄金也是托付那里的银行代为保管。
这话刚一出口，马上有老人反驳，不对，如果是运钞票、黄金，用不着搞得那么神经兮兮的，只派一架飞机。“中航”飞“驼峰”的飞机都运载过黄金和钞票，不仅运载，在“驼峰”上空还扔掉许多——遇险时减重。
的确，“中航”的老人们，几乎都在驼峰航线上往外扔过钞票、黄金。
惟一能解释的，林大纲机组是专为蒋委员长传送最机密的情报命令，既要“机密”又要“可靠”，还要飞行技术高超，在当时，也只有没有“外人”的林大纲机组能担当了。
由于结论是“失踪”，再加上又是航委会从“欧亚航空公司”抽调，在中国，只要涉及到政出多门马上就是麻烦，“党国”那边也不例外，战场激战正酣，别说死伤一个机组，南京被杀死了几十万人，死也就那么死了，什么都来不及做，这是“整体”，但对于“个体”死一个人就是击碎一个完整的家庭。人都没了，只有用补偿薪水的办法稍稍抚慰一下受伤的心——“欧亚航空公司”补偿了机组家属三个月的薪水，之后不再负责。面对责问，公司也是振振有辞：林大纲机组系“失踪”，如果要追讨“抚恤金”，那就必须等查明失踪原因和下落后才能发放。
说了等于没说，驼峰航线，铝片斑斑、尸骨累累，你都能去查明原因吗？
这让三个女人和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顿时陷入困境。
一些老人说，对比之下，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的做法要明显比当时已是“独资”的“欧亚”这边强得多。老人说，在战争时期，“中航”完全是军事化管理，任何一次飞越驼峰航线都是执行一次重要的飞行任务，没有人贪生怕死去拒绝，也无法拒绝。但除此之外，它的管理又和商业航空公司一样，每个人进入“中航”前，都要签订一份“协议”（很多老人称之“生死状”），在这份“协议”中，有明确的条款注明，如果工作中出现意外（死亡）的补偿规定，实际上就是在随时有生命为代价的工作中，把“丑话”说在前头，所以，“中航”飞越“驼峰”，损失甚巨，但未有一起“劳资纠纷”。
麻烦一直持续到现在、持续到两岸对峙时期。
1996年，为了给丈夫讨个“公道”，使林大纲能在另外的世界得到“安宁”，林大纲之妻苏蔓莎女士致书丈夫生前好友，现居台湾的蒋纬国先生，不久，在病榻中的蒋纬国先生亲笔回信：曼莎嫂：时序轮转，岁月不居，一峡之隔竟成海天之隔。曩昔，大纲兄于抗战时，壮烈成仁，纬国与其公私情谊，至深悲悼，此后未尝忘怀，而吾嫂情况时在念中。
前承托人转来五月十日大扎。诵之余，往事回环，吾嫂遭遇，仍不楚鼻卒。
敬稔吾嫂。备尝人间艰苦，而终能克服困境，其不移志节与坚忍不拔精神，令人敬佩。
复稔侄辈均已成家，业有所长，所慰奚如。料大纲兄九泉有知，当亦颔首也。
有关大纲抚恤之事，接嫂来信后，即亲与此间国防部蒋仲苓部长联系，兹接蒋部长来函，略以大纲确系于民国三十六年元月三十一日以战时空中殒命，奉恤二十年有案，惟政府迁台后，领恤中断，嗣经修改有关条例，以民国三十八年以前在大陆地区依法核定应发给之各项公法给付，其权利人尚未领受或领受中断者，于国家统一前，不予受理。云，又谓本案须俟国家统一后，始能依法研处，并对吾嫂历尽艰辛，抚育遗孤之志节与所遭困境，至表敬佩与同情。兹将该函转印附上，用请参考。
此并颂合府安康蒋纬国敬上民国八十五年九月五日
此前、此后之事，都够催人泪下。
1943年3月，航委会把“欧亚航空公司”改名为“中央航空公司”。由于不像中国航空公司那样有“另一半”，完全是“独资”，于是没有飞机可用，只好把从空军作战中淘汰的美国洛克希德生产的几架A-29轰炸机改制成运输机交付给“央航”使用。
此时林大纲机组被航委会安排“特殊任务”，只有机航主任林擎岱、副驾驶盘明，随机报务员盛栋华。盛栋华和郭永凡是最要好的朋友，当时还没改名的欧亚航空公司成都站的职工宿舍就在成都春熙路口凤祥银楼楼上，每次飞行落地后碰巧见面，两人一谈就是小半夜。对朋友无话不说的盛栋华悄悄告诉郭永凡，他们机组对A-29的飞行性能充满忧虑，因为这种飞机原来是轰炸机，重心是按轰炸机要求设计的，整个飞机重心偏向地板和机翼下方，经过“改装”运输机后，重心就分散了，操纵吃力，起飞和降落很不稳定。
说到这里，盛栋华的声音更低了：“机长说，迟早要出事儿……”
“那就告诉林擎岱，你们别飞了。”郭永凡焦急地劝说好朋友。
“可没有别的飞机啊，再说，战事这么紧张，运输任务这么重……”说话间，愁云涌上盛栋华的脸。
“没事儿，你们机长技术好。”郭永凡赶紧打哈哈，转移话题。
离林大纲机组在“驼峰”牺牲将近一年，1944年11月10日，林擎岱机组驾驶的A-29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坠毁，机组三人包括盛栋华本人，全部牺牲。
当初的“预言”是如此之准确——事故果然是发生在飞机起降阶段。
郭永凡老人说，整个抗战期间，陷于停顿状态的“央航”基本上就这么两架飞机正常飞行，最后全摔了，一架直接摔在驼峰航线上，一架也差不多，挨了个边。那时的人啊，明知道有危险，有牺牲、要死亡，就是不退缩。
有你，我摔不了！
在吴子丹家，第一次见到刘芳，就觉得老人气度不凡。岁月流逝并没有完全洗刷掉老人少女时代的全部印痕，犹如大树的年轮，即使是时间再久，依旧可以读出它原来曾经拥有的骄傲。
后来问一位年轻时就认识刘芳的老人，老人一咧嘴——刘芳，少女时代，惊人的美丽！
吴子丹也帅。
昆明巫家坝机场，空军一支文职部队就驻机场附近，刘芳曾是部队中的一员。吴子丹飞越“驼峰”，也在巫家坝机场进进出出。
于是就问刘芳，和吴子丹是怎么相识的？
老人说，我们的部队就在机场旁，有很长一段时间，记不太清是为什么，是早出晚归，正好和吴子丹起降的时间接近，经常能看见吴子丹他们从驼峰航线过来后，尤其是在晚上，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他们把飞机停在机坪上，碰到没有车子来接，三个人就背着降落伞并行向宿舍走，离很远就能看见他们。即将下山的落日，轻轻披上一层薄薄的云后，全无正午那么光芒耀眼，此时，它射出的，是暗红色的柔光，静静地洒向大地。三个身材颀长的飞行员，整个轮廓完全映照在这暮霭中，如同一幅精美绝伦的电影画面。
老人说，那幅情景，让人一辈子不忘。用现在孩子们的话讲，特别的“酷”。有时见我们的车子从他们身旁路过，他们就招手，搭一段我们的车。
再问老人，和吴子丹是不是在车上认识的？
刘芳：“不是。他们上来后，都是一句话也不说，靠在座位后背上就睡，感觉他们特疲倦，就像没睡过觉一样，该下车了都喊不醒。我们那时就都知道他们飞‘驼峰’，非常不容易。都是十八九、二十一二岁的姑娘家，平时都是唧唧喳喳的，但只要他们一上来，谁都不吭声了，连大气都不敢出，就是想让他们能安静地休息一小会儿。”
和吴子丹恋爱后，知道“驼峰”危险，但不知道原来是这么危险！原本天真活泼的美丽少女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许多。也是坐在车子里，也是坐在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中间，但她的思绪，飞到了远方、飞到了冰川雪峰之间，此时，自己的恋人正操纵着飞机，和风、霜、雨、雪、雾——你说不上是什么天气，搏斗着……
再到后来，看着各式各样的驱逐机、轰炸机、运输机在巫家坝机场、在自己眼前掠过，她开始害怕起来。她从来不敢往“中航”停机坪那个地方多看，她担心那个地方出现的“缺口”是因为自己心爱的人儿没有回来造成的，以往，见到“中航”的人，她都会打声招呼，而现在，她巴不得远远躲开。她怕有人阴沉着脸色，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刘芳，吴子丹没回来……
多少次，她在梦中惊醒后发现，枕巾湿了一大片……
两个人相爱后，吴子丹告诉过她，自己随时都有回不来的可能，记得当时，她马上紧紧抓住他的手，似乎自己的吴子丹这就要走而且钟爱的英俊少年马上就会离开她似的。
见美丽的女孩紧张成这样，吴子丹笑了，轻轻替她拭去泪水：“别担心，我不会掉下去的，因为还有你呢！”
“你能做到……”美丽的少女还是有些半信半疑。
“能！因为每次上机起飞后，我想的都不是怎样死，而是怎样活下来！”吴子丹坚定地说。
幽暗的路灯把吴子丹本就修长的身材衬托得更颀长。
少女挂满泪珠的脸露出懵懂的微笑。
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豆蔻年华，正是情窦初开的年代，是可恶的战争使他们远离本应该就属于他们的情感，压抑他们的爱。可一旦释放，犹如喷涌的岩浆，是那么的炽热！
张义声老人也说，当年他们驾驶B-25出轰炸任务回来降落时，野战医院的女护士们就站在跑道边上看，我们依次停靠在机坪后，有被打掉没回来的，那个位置就出现一个缺口，于是女孩们就小声说：“今天，某某没回来……”
这些美丽的女孩子当中，是否有没回来那个机组某位男孩的恋人？
爱情不仅只是年轻的中国飞行员的专利，美军中也有人谈恋爱。和当地的中国姑娘谈恋爱。
中美混合团一个大队驻扎重庆、梁平一带，由于是“混合团”，中、美双方皆有飞行员混编其中，第一大队B-25飞行员杨训伟老人说，美国飞行员薪水高，不出任务时总愿意到茶楼、酒吧里坐坐，一来二去的，有的就和当地女孩好上了，经常牵着手在街上走。
刘芳弟弟刘荣宁老人说，那时，我们都是一群只有十几岁的娃娃，美国飞行员作战勇猛，空战时，我们在地下看得真切，齐声叫好。但一见中国姑娘和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在一起走，我们就在后面起哄，边丢石子边喊，不要脸、不要脸，生个孩子没屁眼。那女孩的脸顿时像块红布，那个大鼻子飞行员回过头来，冲着我们做鬼脸。
不知不觉地跟到美国人营房了，我们就趴在隔着跑道的铁丝网往里看，看着看着，那飞行员过来，隔着铁丝网给我们口香糖……
“死”而复生的黄焕元
浓雾，一团团的浓雾，从驾驶窗向外看去，除了满眼的浓雾外，什么都看不到。
按时间算，早已过了“叙府”，可一直找不到机场。无线电失灵、机载定位仪、罗盘统统没有了作用，此时此刻，下面，究竟是什么地方？
一架机身上涂有一个大大的“中”字的“中航”51号飞机漫无目的地飞行，刚刚从美国来的机长斯可夫（J.T.Scoff）和副驾驶斯多夫（B.E.Stone）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后座的报务员黄焕元，此时，他是这架C-53飞机上惟一的中国人，实在是无助的两个老外觉得，他，对自己的祖国应该熟悉，他，是三个人中的希望。
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两年多，大风大浪都闯过来的黄焕元怎么也没想到，仅仅只有一个月时间，他竟然连续两次“走”在灾难边上。今天，最沮丧的是，已经从“驼峰”上空千辛万苦地闯了过来，结果在这里却迷了航。
大风大浪都经历了，怎么偏偏在这小泥沟里“翻船”！
上个月18日，黄焕元执飞的57号C-53，刚刚从汀江机场跑道拉起来，离地也就十几米就摔了下去，机长和中国的副驾驶吴子丹都是骨折，只有他擦破点皮。此时，两个战友都在加尔各答医院里，只有他回到机上，继续飞。
今天，从汀江起飞时，天气就不是很好，在“驼峰”上，更是遭遇了强气流，机长是新手，总算是糊里糊涂地逃脱出来，已属不易，哪想到，过了“驼峰”，都已经到“家”了，竟然进不去“门”。
迷航，对于“中航”整天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飞机，是家常便饭，想办法、拼尽全力往出冲就是。可现在恰恰不是“驼峰”，是在冬春季交替终日大雾弥漫的四川，此时，他们的目的地是叙府，可这个叙府，你在哪里？
1944年3月24日，笼罩在四川盆地上空的大雾把“中航”51号留在了空中。从汀江出发到现在，预计只有四个多小时的航程，现在他们已经整整飞了十个多小时。
到处都是白蒙蒙一片，不知飞机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在何处。
黄焕元是中国人，但他也不知道下面是什么地方，目前，他能提供给机长斯可夫的，就是可以肯定，51号现在是在四川境内，其他，无从知晓。
机长斯可夫只有时而让飞机稍稍低飞，想看清地表，但马上，什么都没看见，他又得让机头上仰——他担心这里有山，再低一点就撞上去！
雾太大，什么都看不见。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耗下去，飞机存油越来越少，再找不到“机场”飞机就要停车了。
也许就像那两个正副驾驶“推测”的那样，黄焕元是中国人，又在自己的国家上空飞行，“熟悉”。
的确，要说“熟悉”这里，黄焕元做不到，但是凭本能、凭直觉，他意识到飞机的下面并非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而同样是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空，因为刚才机长下穿云时，借着即将下山的落日，他隐约地看见了在同等高度上有一座雪峰峰尖，若隐若现地耸立在云端。他没有告诉正副驾驶，担心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多次遇险，临危不乱的黄焕元让机长斯可夫一定保持高度，再把飞机航向向右偏转一百零五度。用最大速度飞，一直飞到C-53燃油耗尽为止。
机长、副驾驶均服从报务，这在飞行中，还不多见。斯可夫也意识到可能来了大麻烦，他不顾飞机是重载，把油门杆推至最大。
C-53简直是在咆哮着，使劲地向前冲。
红色的油量警告灯不断地闪亮，同时报警声响了起来。
机长、副驾驶再一次把求助的目光转向后座，此时，这个中国报务员是他们生还的最后的希望。
黄焕元点点头：“可以！”
斯可夫：“背伞包，跳！”
机长继续操纵飞机，黄焕元第一个跳出机舱，接着是副驾驶、机长……
51号飞机失踪，机组人员已经三天生死不明。消息在“中航”传开后，又在一个女人心灵深处，重重地一击！
昆明，黄家大门洞开，不时有人前来慰问和悼念。有“中航”公司前来处理丧事的，有亲朋好友、四周邻居来安抚的。
黄焕元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还不到十岁的女儿黄德芬，懂事地依靠在妈妈身边，不时地用小手给妈妈擦擦流淌不止的泪水。
战争，再一次把女人推到前沿，让她们承受着本不应该承受的东西。
白花、黑纱，亲属都准备好了，马上要开追悼会了，一个电话从成都打来——黄焕元跳伞成功，三名机组成员全部生还！
悲剧霎时转为喜剧，喜讯传到黄家，黄妻和两个孩子，顿时欢天喜地。
窗外，阳光明媚！
黄焕元跳伞的位置是在四川绵阳以南英家坝，整个一个白天，他们都是在空中度过，以至到他们跳伞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黄焕元先落的地，毫发无损，正副驾驶轻伤。落地后的黄焕元马上承担起救援同伴的职责。
搞不清落地的方位，在飞机上可以任由驰骋的三个人在地面上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出，只好在野地里呆了一夜。第二天，问当地的老乡，知道此地是绵阳后，搭车向成都进发。
在成都，他们马上给“中航”叙府地面航站打电话，通报平安，叙府那边再通知昆明。
有老人告诉我，在这次机组跳伞中，黄焕元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让机长改变航向并最大限度地飞，一直飞到C-53燃油耗尽后跳伞，是最聪明之举。因为按C-53最后坠毁的位置看，51号迷航地点是在川西北、海拔在4000-6000米的西岭雪山、巴郎山、四姑娘山一带，果真在那里跳伞或迫降，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
同样也是迷航，也是在四川、就在成都，美军第二十航空队的6286号B-29就远没有“中航”51号C-53这样好的运气。
1944年8月20日下午，二十航空队的六十余架B-29轰炸机浩浩荡荡地从成都附近几个机场起飞，这次轰炸的目标是日本八幡钢铁基地。
整个轰炸结束后，等到再次进入中国境内返回基地途中，麻烦降临了——天色已黑。黑天，对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蜡烛、松明、煤油灯下的中国百姓不算什么，但对于只靠“罗盘”指示方位的螺旋桨飞机，的确有些不便。虽然不是在驼峰航线上，但机组11名满脸稚气、驾驶着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大鸟”的美国“孩子”们，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遇到了似乎比轰炸还要艰巨的挑战！
鉴于黑天、无法保持编队，当大队返程飞行至华东“太湖”附近，第二十航空队司令部发来电报：“编队在此解散，大家各自飞回基地。”
此时，时间是格林尼治11：15。
太湖上空，伤痕累累、疲倦不堪的机群各自散开了。
6286号就在这散开的机群之中。谁都没有想到，另外一架编号340的B-29机尾射手爱伦（AlanDunipace）却成了最后一个目睹在空中飞翔的6286号B-29的人……
从此之后，人们就没有再见到这架6286号B-29远程轰炸机的空中雄姿。
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全国开始“大炼钢铁”了，找不到那么多的“炼钢”
原料，于是有人说，西岭雪山那里有一架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飞机残骸……
五十多名“右派”奉命上山，来到西岭雪山海拔4400米处，果真，一架硕大的飞机七零八落地躺在那里。
将近五十年后，《超堡队》一书作者李肖伟先生告诉我，当年，6286号撞在西岭雪山上后，住在山下的村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只是五六天后才上山，看见三具呈爬行状的尸体……
我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直觉得浑身发冷。
这足以说明，B-29撞山失事后，机组人员并没有立即死亡，此时，假如能够立即得到及时的救助，也许他们就不会命丧异国！
黄焕元跳伞那一刻，想到的是昆明的家、老婆、孩子。6286号那三个已经爬出舱外的孩子，在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刻，想到的是什么？
是想回到大洋彼岸温暖的家吗？是想回到妈妈温暖的怀抱吗？
假若，假若当地村民能及时相助；假若返航时天还没黑；假若11个孩子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空飞行；假若假若……或许，这架被机组成员戏称为“祈祷的螳螂”的6286号就不会粉身碎骨。11名美国孩子也会像黄焕元他们一样，转危为安。
但恰恰，一切都是相反。
在“太湖”上空，和大家一样，“祈祷中的螳螂”在黑夜中迷航了，冥冥中，它闯到了西岭雪山“大雪塘”附近，在那里，6286号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机上11位来自太平洋另一侧的大兵们不知道飞机的确切位置，实际上坠机的地点离机场只有百十公里，像B-29这样的飞机只需飞行十几分钟，就可平安降落在双流、广汉、新津。
但，这只是一种“假设”，6286号上面没有另外一个黄焕元，于是，在漆黑的夜空中，6286号终于耗尽了燃油，它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从天而降，重重地撞在西岭雪山4400米处。
相比之下，“中航”51号C-53由于有了黄焕元，实在运气。
也是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找到一张黄焕元的一寸“标准照”，如果不是在简历上看到黄焕元是曾就读于香港圣约瑟英文书院，单从照片上看，我肯定把他当成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民。
气质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又一例证。
但，另外一种“气质”还在。
据说，黄焕元可以讲一口相当地道的美式英语，“地道”到什么程度，他14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年龄最小的职员，可见他的英文功力之深。
1938年春，“中航”在战火中招工，黄焕元又以最好的英文成绩进入“中航”。
也是“据说”。“中航”之所以招收黄焕元，看中的就是他的“英文”水平。进“中航”后，他从深圳电台电话传报员干起，在一年之内，从河源电台见习报务员、南雄电台报务员领班、新丰电台领班，一直干到重庆电台（总台）报务员。
黄焕元很早就表现出在紧急关头临危不惧的指挥才能。1938年10月，日本人把战线推至广东边界毗邻香港一带，“中航”深圳电台奉命紧急撤退，在乘船过河时，遭遇难民，当时场面极其混乱，所有的人都往一条船上挤，眼看小船倾覆、大家都要落水，此时，身材矮小的黄焕元站出来指挥，人们马上变得井然有序起来，最后大家都得以顺利撤退。
“中航”撤退南雄机场、夏普驾驶着“破烂”一样的DC-2飞印度，在现场负责通讯工作的，正是黄焕元。
从1942年，“中航”开始正式飞越驼峰航线起，黄焕元就一直担当飞行随机报务员，一直到抗战结束。
老人的女儿黄德芬说，“文革”前，爸爸曾保留着一张1941年南雄电台人员的合照，共计13个人，后来都先后上机参加了“驼峰”空运，到抗战结束时，照片上，除爸爸一人还活着，其余全部牺牲。
一则“寻人广告”
爱情，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它永远都不会因地域、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必有爱情存在，这是一个永恒的、亘古不变的话题。
在已故原“中航”加尔各答材料股股长胡鸿奎老人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老人也谈到了“爱情”，不是他的爱情，是朋友的爱情，那是另外一种爱，一种凄楚的情……
那是1944年4月，我因病住进加尔各答一家医院，同病房还有个病友，也是“中航”的，是一位飞行员，年代过去太久远了，具体名字已经记不住，只记得他姓张。在闲聊时才发现，两人竟是同乡——都是上海江湾人。
老乡，又是在异国相遇，自然是亲切，无话不谈。几天下来，就成了好友。他给我讲的都是在驼峰航线上遇到的惊险飞行，什么结冰、强气流、迷航……
自己本身就是“中航”员工，再加上自己到加尔各答就是从驼峰航线上过来的，以为对“驼峰”已经很了解了，但没想到，听着同乡这样一讲，把我也给听呆了。
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后来的话题不免就提及到恋情，他说还有个女友在上海。
等到老乡出院那天，要分别了，他站在我病床前，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神情黯然地说：“胡兄，有一件事情拜托你……”
他告诉我，他是上海沦陷后一个人跑了出来，未婚妻还在上海。一对苦命的“鸳鸯”，在战争硝烟中，只能天各一方。老乡说，那个女孩子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一次完美的天作之合……说着，老乡还拿出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我看见，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在微笑着。
老乡说，他想求助我，今后能在报纸上给他发个“寻人广告”，见我茫然不解。
老乡语调低沉地告诉我，出院后，他马上就又要飞“驼峰”。而且是一天飞两个半来回，他担心……担心随时回不来。他说，在信中，他和那个女孩子商定好的，万一，有不测发生，会有人在报纸上发出一则“寻人广告”，那边的女友只要看到这则“广告”，就知道心上人已经遇难……
我一听这话顿时心乱如麻，也不知怎样能安慰他，在我送他出门的时候，他的泪水就在眼中……
这是一封从头到尾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信。看完信，我马上拨通了老人那边的电话，急切地问老人：“伯伯，那‘寻人广告’，您后来刊登了吗？”
电话那边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是沉缓的语调：“登了……”
我在史料中查到，1944年5月15日，“中航”90号C-47凌晨两点从汀江飞昆明，两点二十六分，汀江地面站接到该机最后报告，之后就杳无音讯。
机组成员：机长阿特沃特（Atwater），副驾驶张由桐，报务员陆经祥。
能找到的，仅此而已。
对了，胡鸿奎年轻时酷爱摄影，在加尔各答专门为此购买一部照相机，拍了很多很多照片，都是“中航”的，有飞行的、有在“驼峰”上的，有加尔各答、汀江基地的，“文革”一来，怕惹麻烦，老人像对待飞机上的“敌我识别器”守则要求的那样——全都自毁！
“自毁”大量资料、书籍、照片的还有一个——中航飞行报务员方榕满。
老人故去二十年后，2002年，我接到方榕满之女方姝仪的来信：刘记者：你好！
父亲方榕满是中航飞行报务员，他从1942年进中航就开始飞“驼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大约飞了三年多。父亲一向谦逊、和蔼可亲，同时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关于“驼峰”的事情他提得很少。
父亲自从事飞行工作以来，养成一个习惯，即每次飞行后都记录飞行的情况。如起飞和到达的时间、地点、飞行高度、经纬度、气流量以及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数据等等均有翔实记录，直至1962年他停飞时，近二十年密密麻麻记了厚厚一摞，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对飞“驼峰”的记录。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中“两航”人员被整，我们家随时处于可能被抄家的危险之中（已经上了黑名单），父亲为了避免惹出更大的麻烦，忍痛亲手将所有宝贵资料付之一炬。母亲回忆说，父亲在把这些资料一本本、一张张、一篇篇投入到炉膛中去的时候，双手一直不停地颤抖。母亲说，那是父亲的心在流血……
为你提供的情况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好材料，还有。
刘记者：我的父亲周丕显已逝世，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从来没给我们讲过“驼峰”的事情。
后来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一次，父亲听半导体广播，里面说的是美国一个“驼峰”访问团来中国昆明访问。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和平时不一样，父亲听完广播久久没有挪动脚步，一直是站在那里沉思，我实在是感到奇怪，就去问，父亲还是半天不语，最后抬起头来说，你知道吗，这“驼峰”，我就飞过……
我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父亲说，有一天，他们飞印度，两架飞机。在印度再往回飞时，天就要快黑了，赶巧另外一架飞机还坏了，那架飞机的人让父亲他们先走，等他们修好再走。父亲说，回来的路上，走的是另外一条航线，正飞着，前面突然出现一座巨大的山峰挡住去路，幸亏天还没黑，父亲说他们急忙拉杆就过去了。父亲说，后面那架飞机一直没回来，可能是撞在父亲他们差点撞上的那座山峰上了，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天就黑了。
“另类人物”——老“顽童”陈应明绝对是个“特殊”人物，不是飞行员，也没在航空公司上过一天班，和悲壮的“驼峰”飞行挨不上边，与中国空军也毫无关系，和印中联队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但，如果谈航空、写飞行——只要是涉及人造的“翅膀”，就必须要提到他，否则，中国的航空史就要遗漏很多。
一个从小就对飞机入迷的航空“发烧友”，一个非常可爱、老“顽童”一般的老人。
只举几个例子。
史迪威将军在日记中提到运往中国途中在埃及被转至英国的A-29，这个飞机型号听都没听说过，于是看得是一头雾水。请教老人，老人在电话那边张口即来：“啊，A-29哇，中国空军共有十八架，1942年进来的。”
后一查资料——果然。
所有的资料中都说，当年“飞虎队”从美国运来一百架P-40战斗机，只有他，只要见到一个前来找他了解历史的人，就不遗余力地大声“更正”：“什么一百架呀，是九十九架，有一架中途掉到海里去了。”
我在美国方面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老人的“数据”是正确的。
关于那架DC-3在宜宾机场被日本人击坏机翼后，又换成不对称的DC-2机翼，我也是请教老人。老人依旧是在电话中说：“我和负责指挥维修的总工程师吴敬成熟得很，哎呀，要是早几年，我都可以让你见到他……”
2002年，北京，老人和我一同和原中国空军、1944年成功炸断郑州黄河铁桥迟滞日军南下、蒋委员长亲自给他颁发“武功状”的中美混合团B-25飞行员杨训伟老人一同吃晚饭。饭后，同样是八旬老人的杨训伟看着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陈应明踯躅而去的背影，疑惑不解地看着我：“这个陈老先生够可以的，我们空军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比我还清楚！”
除了天上的飞鸟外，只要是人造的飞行器，外国的、中国的，过去的、现代的，没有他不知道的。
说起飞机型号、人员配置、武器配备，他如数家珍——什么这架飞机机徽是什么图案、那架飞机的保护色如何，连C-53和C-47的舱门相差多少都一清二楚。
喜欢“飞”，没当过飞行员，于是就画飞机。
别的老人如果能到他这个年龄，都是打打牌、喝喝茶，靠在墙角、坐在门前晒太阳，打发时光、颐养天年，他不，每天在他的居室里涂涂抹抹——画的全是飞机，黑白的、水粉的，什么三面图、透视图……八旬老人，眼睛萎缩得快成一条缝了，还是那么写、画。他的房间里也没别的，全是飞机——航空书籍和图片，美国、日本、台湾的。有一年，台湾有个出版商想出一册中国空军战机图集，特地从台北来成都找他。
很多喜欢飞机的年轻人，到他那里，看见一本书，就厚着脸皮说，陈老，这本书您借我看看……
哦，拿去嘛，拿去嘛。
等一两个月后，给你打电话，“喂，我的书你拿回来，我要用。”可能借书的人把这事儿都忘了，他还想着。
他记忆力极好。
也是2004年，为纪念飞机诞生一百周年，民航学院邀请航空爱好者参观飞机、体验飞行。去的都是年轻人，就他一个老头，也和那些孩子们一样，在飞机里外爬上爬下……
看飞机、画飞机，自己还“造”飞机。
整个2004年，老人让我目瞪口呆的事情一个接一个。
两个月不见，再一见，“哗”，老人推开一座车间大门，一架莱特兄弟一百年前制造的1∶1仿真飞机跃入眼帘，连发动机都和图片上的一模一样，整个世界只有三架，他这儿就有一架。又过两个月，再去，刚一拐过墙角，就被吓了一大跳——车间前的院子里，竟摆放着一架苏-27，昂首挺胸，一副积蓄待发之势。
只有在珠海航空展上看到过的家伙现在就在伸手可及之处。
“怎么样？”老人一副神秘的表情，“车间里还有一架卡-50……”
迫不及待地走进车间，哈，一架先进的俄罗斯武装直升机安然趴在地中间、连配备的火箭、反坦克导弹都赫然在目。
我急了：“陈老，您什么时候倒卖起军火了，这可是犯法啊！”
老人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小伙子，你看清楚，那都是1∶1模型，是我指导我的学生们做的。”
我恍然大悟。对了，老人是制作航空模型的行家里手，年轻的时候，国内很多将要定型或是没定型的飞机模型，都是出自于他的手，并培养出多批学生。
祖籍广东，在越南出生并长大的陈应明，打小就喜爱飞机，热爱飞行。
1944年8月的一天，回到国内的中美混合团一次和日本人交火，空战从云南保山一直打到越南老街、红河，后又延至接近河内一带。追杀所经之处，恰好在陈家的“上空”。
老人说，自打一出生就在枪炮声中成长，消停的日子加一起也不到三个月，你杀我砍的场面已经熟视无睹了，可还没看见过空战、没看见这么激烈的在天上的厮杀。
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上面炸翻了天，大人们全藏了起来，就我，哪有炮声往哪钻，就想看日本人的飞机是怎么被打掉的。虽然家里在当地算是“大户”，平日里日本人还算客气，但他是侵占了我们的祖国啊，表面上过得去，心里还是恨他们！
那仗打得，看着真过瘾。零式机被打得溃不成军，摔的摔、逃的逃，我这个高兴啊，在地面上连拍手带蹦跳的，忘了身边就是日本人的岗楼。看见空中不断噼里啪啦开枪开炮，一边鼓掌叫好，一边用余光往四下瞄。这一“瞄”不要紧，真是倒吸一口冷气——岗楼里的日本人正拿枪冲我瞄准哪，妈呀，撒丫子就跑。
老人说，那时以为飞机都是美国的，后来才知道里边有咱们中国自己的空军。
抗战胜利了，陈应明跟着大人们（都是华侨）跑前跑后迎接前去受降的部队，本以为能看见让他心驰神往的中国空军，结果看到的全是陆军。国民政府派到越南接受日本人投降的是“云南王”龙云的93军，没见到空军，陆军也将就，反正都是中国自己的军队，又是半大孩子，照样屁颠屁颠地给大人们使唤。部队的人也喜欢他，93军后来奉命回国，陈应明跟着就回到广州。
在广州，老人在一家广告公司画广告，没事儿就爱往白云机场跑，看飞机、画飞机。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空军中有人看中他的绘画才能，让他也去。一开始也想去了，老人说，都上飞机了，一个当官的把守舱门，见他领着未婚妻，只允许他一个人上，还告诉他，女人是衣服，现在“脱”，到台湾再“穿”，那里有的是！
陈应明不干了：“在你们那儿是‘衣服’，在我这儿可是宝贝！得，台湾我不去了。”
台湾没去，解放军过来了，就去参加解放军。到那儿一看，整整有一个连，都“蹲在地上吃饭”，又回来了，去香港。在香港，没事还是看飞机，连看带画，他打工那家公司就在机场边上，当时，跟随国民政府一路退却的“中航”，也把大本营设在香港启德机场。这下好了，没事就爱往那里跑，一来二去，和大家混得熟了，人家飞机修好后，要试飞，让他上去坐一坐，他就乐呵呵上去。
C-46围着机场转一圈，一个倒栽葱，掉下来了，再一摸，门牙摔落两颗。
1949年年末，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酝酿起义，有人找到他：“跟我们回去吧，一起回去，你就可以在公司里上班，天天能看飞机……”
这回好，不仅能看飞机，还天天和飞机打交道，一辈子，就喜欢这玩意儿，再说，当时大家伙一致认为我是惟一一个不是“两航”职工却跟着“起义”回来的人。
起义呀、表彰啊、发证书啊，统统没他的份，没关系，毕竟没在航空公司上过班。
从太原干到成都，正像那句口号中说的那样，就把自己当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陈应明乐此不疲，不管怎么“搬”，还真是一直都在“航空”圈子里转，可以看飞机啊，高兴着呢！
新中国从建立到现在，几乎每一个新机种的模型，陈应明都动手做过。
陈应明，在我的采访中，是惟一一位既不是中国航空公司、又不是中国空军，非起义又不是“投诚”，但又对中国空军抗战史非常了解的老人。
一位童心未泯、可敬又可爱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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