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胜”加尔各答
几乎是在恍然间，不知不觉，很难说清从什么时候起，加尔各答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战略纵深，一个可靠的大后方——所有历经劫难从大西洋躲过轴心国“狼群”潜艇攻击、再经印度洋运抵加尔各答港口卸货的物资全部由此转运，国民政府、同盟国间，所有人员的进出，也全是在这里中转。
也不只是作为国民政府通道，美国、英国在加尔各答设有办事机构，也都使用达姆达姆机场。
1942-1945地面大配送航委会印度办事处、中国航空公司总部、“中航”维修基地，由中美双方共同派员参与、专门负责转运、分配“租借法案”战略物资的“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局”、美军驻加尔各答补给司令部、英国皇家空军，统统在此办公。
这只是印度。美国方面，除了宋子文受蒋委员长指派担任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以外，从“租借法案”开始执行后，担当“中航”最后一任总经理的刘敬宜被委任中国空军驻美办事处行政处长（后改为中国空军驻美国代表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航空事务参赞，主管“租借法案”援助航空抗战器材的对华供应。（注一）宋子文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仍然是一个接着一个。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刘敬宜传》中，清楚记载：3月25日，宋子文向罗斯福提交备忘录，要求加强对华空运和驻华美国空军：①以后中印空运以1/2运输机专运空军汽油、零件等。1/2运其他物质。②陈纳德要求增加驱逐机（战斗机。笔者）两队，请予拨给。③美曾允诺当年12月以前，在中国驻有战斗机500架，希告之其按月拨派计划。随后，即令毛邦初与刘敬宜等与美国有关方面保持接触，敦促落实。后于4月30日又提出备忘录，要求美方早日拨交对日空中攻击所必需之汽油及飞机器材；5、6、7三个月限运吨位，宜全部供运汽油……使有效的空中攻击得以实现，7月以后，空运除少量空军补充器材外，再运陆军之需。5月后的备忘录又改为6、7、8三个月，全部吨位和9月的4800吨空运量为空军补充物资所用。
由于宋子文及毛邦初、刘敬宜的不断敦促，7月17日，美国政府通知当年内供给中国空军P-40驱逐机300架，每月供汽油1万吨……（注二）
每个环节都有专职的人员在操作，所有的物资全是从美国本土运至加尔各答，再从驼峰航线转运到中国。
老人说，地球上有四大洋，中国的抗战，除了北冰洋没涉及外，其他三个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都用上了。有老人马上反驳道，不对，北冰洋也用上了，“中美混合团”从美国接机回来，走的是格陵兰、冰岛，那不也是挨着北冰洋吗？
经老人这么提醒，我顿时恍然大悟，在三个毫不相邻的国家间，是飞机、轮船把中国、印度、美国连成了一体，犹如一个个紧密相连的链条，每个人，都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现代战争就是这么个打法。
加尔各答。
常用“一国三公”形容政出多门，让执行者无所适从。云铎老人说，加尔各答，别说一国三公，一国五公，十公都有！任意拉出一个，都比自己大。随便找一个，也比自己级别高。
初开始的无序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人突袭珍珠港，打乱了开往缅甸卸货的船只计划，于是都是临时停靠印度，货卸得哪儿都有，云铎和赖少校刚到印度时，一片混乱，要么是人找不到货、要么是货找不到人，等到走上正轨后，虽然“诸公”并存，但由于中、美、英、印，几方恪尽职守，齐心协力，一切变得有板有眼。
由于加尔各答无意间已成为中国战略物资和人员往来之枢纽，航委会决定，成立印度总办事处，下设加尔各答、新德里、卡拉奇三个办事处，分别由云铎、郑汝镛、林祖心任专员，和云铎同来的空军少校赖逊岩则驻卡拉奇，主管飞行工作。
总办事处主任为罗惠侨。
老人说，刚到加尔各答，走在街头，常常是一脸茫然——老成持重的英国人、散漫自由的美国人、内敛的中国人、贫穷的印度人、流浪的马来人、底层的尼泊尔人、不丹人，英文、汉语、印度话、马来音同时充斥耳中，不同宗教、种族、国籍，各种职业、各个阶层的人无所不在，让你一时还真搞不清，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中国航空公司负责所有在中国到印度之间的飞行输送，云铎的工作则是把海外运到这里的货物，分门别类，按需求的轻重缓急，逐一分配后，择“机”空运回国。
也不仅只是对物资的监管、分配和运输，还有数不清的迎来送往、调节多方纠纷等等，烦乱、无序，杂七杂八的事情应有尽有。
老人说，到加尔各答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往国内发送一批教练机。
1942年年中，30架莱因发往国内的教练机运抵码头，对这批教练机，昆明空军学校已望眼欲穿，当务之急是把它们迅速运到昆明。
谁想到，随着这批教练机的到来，麻烦接踵而至——由于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飞机，无论是DC-2还是C-53和C-47，都是舱门小或是容积有限，而无法承载这种教练机，把它直接飞回国内，又因航程短、马力小、升限低，无通讯设备，根本过不了“驼峰”。看着航委会和空军学校连连催运飞机的急电，着实把总办事处主任罗惠侨和云铎急得团团转。
云铎向驻加尔各答的英国皇家空军221联队K中校求助，K中校也拿不出好办法，但两人商定，先把这批教练机从码头运到221联队驻扎的达卡机场，开箱检查、装配保养后再说。
英国人挺合作，不仅把达卡机场腾出一块地方，还派军士帮助装配飞机。用了二十天，三十架崭新的莱因教练机整整齐齐摆放在停机坪上，看着真是神气又美气！
这么好的飞机，国内又是急需，就是没法运回。一想到这里，云铎的心还是不由自主地往下沉。
飞机装配好后，是地面运转和试车、试飞，这项工作也是由英国人协助完成。结果，谁都没有想到，一位英国飞行员的玩笑给云铎带来了启发。
那是在一次地面发动机试车后，一位英国飞行员跳下飞机座舱，对云铎说，等你们把它运回国，可在后座带些奶粉、药品。
英国老兄本是一句玩笑话，他知道抗战中的中国物资匮乏，教练机又是双座，空着也是空着，能捎带些紧缺的物品何乐不而为。但云铎听到这话，仿佛脑袋被拍打一下，思路马上开阔起来——既然能带“紧缺的物品”，为何不能带个油箱……
想到这里，云铎不由得周身一个激灵，他马上向总办事处主任罗惠侨报告。
完全能感觉到，电话那边的罗惠侨也是兴奋得不行，他嘱咐云铎再认真地和英国那面研究一个可靠方案，这边他开始起草发给航委会和昆明空军学校的电报。
经过一番探讨，中英双方都一致认为，这个看似大胆的计划是可行的：除去莱因教练机后座，按所能承载最大负重，放置一个桶状油箱，再按飞机的总载油量计算，如在汀江起飞（前提是全程天气完好），选择较低的山峰或贴峰而过，按加个“备用”油箱后莱因教练机的最大航程看，飞到云南保山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个飞行方案还是相当冒险，它要求在整个飞行中，不能出现较大偏航——只要有一点绕路都可能导致飞机油量不足。
所以，在发给航委会和昆明空军航校的电报中，罗惠侨说得也非常清楚，有出现严重事故的可能，如同意，请派有相当飞行经验和领队能力的飞行员前来接收飞机。
看来国内不仅同意，而且很急，几天后，第一批接机的九名飞行员搭着“中航”飞机经“驼峰”来到加尔各答。果然，在这批人中，都是大、中、小队长，最次的，也是飞行教官。
接着就是制定详细飞行路线，云铎不仅把“中航”经常穿越“驼峰”的飞行员请来，也把美军、英军有经验的飞行员请到了场，各抒己见，最后一致认定，在汀江加满油起飞，避开高峰，经密之那，然后在畹町循滇缅路回国。
走密之那纯粹是一次冒险的赌博，但也有一定道理：第一，日本人不一定天天出来拦截。第二就算是遇见零式机，只要能提前发现后，迅速下降高度钻山沟，还是可以逃脱攻击，毕竟，和笨大的运输机相比，莱因教练机体积小、动作灵活。
一切妥当后，就是编队练习。路线选择在加尔各答和汀江间。模拟过“驼峰”，主要是演练在领队准确无误的指挥下的编队飞行。
正式起飞那天，依据汀江气象台的报告和刚从“驼峰”回来的飞行员给出的空中气象数据，九架莱因教练机在汀江机场依次起飞，在空中完成编队后，结伴向着“驼峰”，向着祖国飞去。
“就是准备得这样充分，可还是摔掉了三架。那儿的天气真是说变就变，上去后，根本保持不住航向，稍一不留神，就撞了山。唉，都是那该死的‘驼峰’！”
老人愤愤地说。
问老人，加尔各答作为中国最大的海外物资中转基地，日本人为什么没有攻击这里？
原“中航”材料供应股股长胡鸿奎老人说，怎么没来，最早日本人来了好几次，又是投弹又是扫射的，当时在机场守卫的英国皇家空军大部分都被召回国参战，剩下几架仓促应战，结果可想而知。机场的飞机、机库、塔台都被炸了。后来来得少了，但也有。有一段时间，加尔各答不断有防空警报声，弄得大家也是紧张兮兮，他们的飞机来过后，扔下几颗炸弹就走了，造成的损失不如原来那样大。为什么？也是力量不够。他们的零式机到这里，已经是最大航程了，只能是扔下炸弹就走。
其实从堵截“驼峰航线”后，不是日本人不想来，而是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实在是无能为力。后期，日本人至多是在封锁、拦截驼峰航线的同时，偶尔到加尔各答扔几个炸弹而已。整个战争期间，除去开始阶段加尔各答被炸得比较惨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一片太平景象。本节的题目似乎有些不妥，但只要想到加尔各答在中国抗战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位置，相信一切都会释然。
兢兢业业每一天
云铎的办事处在加尔各答机场附近，“中航”加尔各答办事处就设在达姆达姆机场，透过何凤元办公室的窗户，就能看到不停起飞和降落的飞机。
“中航”加尔各答维修基地就在达姆达姆机场停机坪上。
“热，出奇的热！”谈起加尔各答的“中航”基地，老人们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这么说。
正午的阳光是垂直照射在北回归线以南这个印度最大城市，地表温度轻松就达到四十度，阳光反射到铝制机身蒙皮上，只要有点稍微不注意，身体任何部位碰上去，马上一股焦煳皮肉味就会弥漫在空气中。
午间，只要在外面稍站一会儿，周身的水分好像立刻就会蒸发，有被风干的感觉。
如此的酷热，中国航空公司规定，地勤维修人员，一律在下午4点上班。
即便如此，也是个热。
黄元亮：“真热，修飞机和工厂车间不一样，没有厂房，工作都在露天里，大家只穿条短裤。飞机蒙皮被太阳烤得像火一样热，踩在上面，隔着鞋子都烫脚。
张照珊：“这一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加尔各答，那个热，让人头昏脑涨，拼命喝水，这边喝，那边就挥发掉了。碰到在机身下的活还好一些，虽然地面热，但躲在下面，起码还有个‘阴凉’，最苦的是站在机身上面的，实际上就是在阳光下暴晒。
几次眼看着有人干着干着就晕了过去——中暑了！”
梁鹤英：“都是使劲干、拼命干。那时大家都晓得，眼下国家就靠这么一条航线运送物资和联系，抗战的成败就维系在驼峰航线上，能多修一架飞机，就多一点儿舱位向国内运输物资，大家都是使劲干、拼命干，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
乔文劲老人是“中航”地勤，当年也在加尔各答。我在上海见到他时，当年在飞机机身、机翼上爬上跳下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已到耄耋之年，只能坐在轮椅上和我说话。
乔文劲：“累不算什么，为了前方的抗战，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干活。就是那个热，实在是难以忍受，每次爬上机翼后，我的感觉如同孙悟空被放进了蒸笼，就是那个感觉。
开始是浑身一层层地“暴皮”，轻轻一揭就是一大片，有点像米汤贴在锅沿上那一层，后来晒出来了，不掉皮了，晚上回到宿舍，就能闻到肉皮发出的焦油味道，每个人都是。”
也有晒不着的，马达人当时在加尔各答负责中航核算。可以用英语把方程式、微积分、高等数学表述得清清楚楚的老人告诉我，每天坐在小板房里，还真挺羡慕那些修飞机的，起码是在外面，可以随便活动，能吹吹风。这可好，晚上都回到宿舍了，眼前还都是“小蝌蚪”。
罢工（一）：搭“飞的”去上班1944年夏季的事情。
“中航”公司那些没日没夜穿梭在驼峰航线上的飞行员可能对这件事情不太清楚，但所有在加尔各答基地工作过的老人们，对印度人的大罢工至今记忆犹新。
蒋委员长在1942年请宋子文转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封信笺中，曾用焦虑的口吻对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政治“前景”忧心忡忡，作为战略后方和重要的补给基地，他最担心的就是印度，尤其是加尔各答，哪怕出现一丝动荡，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抗日战争。
国民政府之所以在加尔各答使用那里的码头、港口、铁路、机场，是因中、美、英三方是同盟国，而英国人又是印度的殖民统治者，说话“好使”，于是对中国大开方便之门。委员长担忧的是，假设，那里真要来一场“革命”、造个什么“反”的，英国人抗不过，来个脚底抹油——溜了，那对于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中的中国，将是非常不利的。
委员长一直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那边，中国人挥汗如雨地全面抗战，“中航”基地的员工拼命地工作，而在他们生活、工作的这个国家里，加尔各答的印度人全面罢工。
目的——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者！
梁鹤英：“一开始，印度人罢工我们大家都没当回事儿，不是吗，你们罢你们的工好了，我们是中国人，干我们的工作，和你们没关系。但第二天早上上班，发现情况不对头。”
黄元亮：“公司不提供宿舍，大家都是在市区合租的房子，每天下班后回宿舍，第二天再搭公司班车上班……”
罢工后，加尔各答大街小巷全是砖头、碎石、瓦片，路上是横七竖八的公交车、卡车……
老人说，第二天上班时，班车是辆货车，夜里就停在这边，上车后，人还没等站稳，砖头、石块噼里啪啦砸过来。汽车风挡玻璃嘁里喀嚓就碎了，每个人身上都挨了几砖头，印度小孩和大人，投掷手法还真准，想打的，基本上都打到了。下车后半天没回过味来，路边也没看到人啊，这东西都是从哪儿撇来的呢？
没办法啊，大家又都下了车。
典型的东方式“民主”——我不去上班，也不允许你上班。
别说，印度人还蛮讲理的，看见这些人下车了，石头、瓦块什么的也都停止了投掷，大家站在那里，心里火烧眉毛似的焦急，基地，好几架飞机等待维修和保养，一天不上班，要耽误多少事情！
你罢你的工好了，你得让我上班啊！
十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被石头、砖头打下车后，也没觉得疼，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站在马路边，有的要回宿舍，有的说，上不了班，还有一堆活呐怎么办？
同伴中有个美国人，年龄也和大家差不多，二十多岁，他让大家回宿舍等消息，他开车去公司。
梁鹤英：“大家还没反应过来，那个人跳上车子，发动后就跑，这下我们看清楚了，路边的小院、胡同里都是人，砖头、石块全是从那里撇出来的。石头就从我们头顶上飞，砸在车厢板上，‘啪啪’地响，就那么一瞬间，好像把后风挡玻璃也砸碎了。不佩服不行，那些人打得确实准！”
黄元亮：“那个车子一溜烟就没影了，路上那么多障碍，也不知那家伙是怎么过去的。”
车子跑远了，大家三三两两回宿舍。开车那伙计速度是快，我们这边人还没进门，电话过来了，是公司打来的，就是一句话：请大家相互转告，都到某地集合。
关于因印度罢工，“中航”请员工到某地“集结”一事，采访中，有的老人说，“集结”地点是在马路边，因为他记得地面是条石渣路，有的老人说是在公园里，因为他进了公园，也有的老人说是在加尔各答跑马场……时间过去久远，老人们记忆衰退，于是众说纷纭。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求证，最后在黄元亮老人那里得到确认——“集结”的地点，是在加尔各答公园里的一条能“跑马”的马路附近。
黄元亮：“公司的电话通知只说到公园，也没说干什么。加尔各答那个公园里有几条油渣路，好像是可以平时用来赛马的，和它相邻是一条宽长都适中、更好一点儿的马路，据说是当局专为‘备战’修建的。等大家聚在那里后，正面面相觑——都不知到这里干什么。正琢磨着，就听天上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都是干这行的，不用看就知道是C-47，这里也不是航线，它来这里干什么？正想着，抬头一看，一架机身上涂着一个大大‘中’字的C-47就在头顶，那是公司的飞机啊！”
老人说，当C-47出现在大家眼前后，大家先是本能地吃惊，当看到它把航向对准跑马场的赛道后，就非常紧张了——谁都知道，“跑马”的路肯定不能起降飞机，那“备战”路就算是能让飞机落下，也是为战斗机设计的，也就百十米长，而运输机起飞滑跑、降落都需要比这更长的跑道。要在这里起降，难度相当大，要求驾驶技术相当高才行。
老人说，当时还挺担心的，现场的气氛有些复杂，此时如果出现的是一架直升机，也许还好些。
都是天天和飞机打交道，对飞行真是太熟悉不过了，正想着，C-47飘飘悠悠顺着那条“备战”路还真下来了，舱门洞开后，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大家伙一拥而上。
老人们都说，天天都和飞机打交道，维修后试飞时上天兜一圈也是常事，但像这次，在一个城市中，用现在的话就是搭着“飞的”上班，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下可算长见识了。
汽车不能通行的路，C-47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走完了。
再问老人：是谁驾驶的飞机？
梁鹤英：“记不太清，但应该是夏普，因为公司的飞行员都在汀江——昆明的驼峰航线上飞行，他是公司机航组主任。在加尔各答，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让C-47降在那样的地方。那次他把一架快散架的飞机从南雄飞到加尔各答，弄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一个个性张扬的人，碰上这个机会，他应该是不会放过的。”
是夏普。
罢工（二）：大敌当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罢工”
记得在一次采访中，隐约地听到一位老人说过“中航”也曾有一次罢工，邦德日记也很含糊地提到此事，于是在我印象中，一直都认为这是继印度人罢工后不久中航自己的一次罢工，也在加尔各答。直到写下这个题目后，晚间和梁鹤英老人在电话中闲谈时，老人听说我写“中航”在印度的罢工，在话筒那一边，明显感觉到老人急了：“没有、没有，我们在印度肯定没有罢工。大敌当前，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哪还有心思去罢工啊，再说，罢工不外乎是增加薪水、减少工作量、提高待遇什么的，我们拼命干还怕每天干得少呢，罢什么工啊！”
再问老人，在加尔各答肯定没有罢工？
老人回答：“起码，我在印度三年，没经历过。”
陆元斌：“飞‘驼峰’的三年多时间，大家都异常紧张，不仅飞行员如此，地面的机务、商务人员更是忙碌。无论是潮湿酷热、还是大雨滂沱，排除故障、维修飞机，迅速装卸货物、编制舱单，都是在最快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人目的只有一个——使飞机尽快起飞。大家忘我地劳动，效率极高，在‘驼峰’飞行期间，由于机务或商务原因而耽误飞行的事，就我所知，还没听说过。”
想想也是，老人说得对。中国人在外辱面前，从来都是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说老人在加尔各答罢工的确是没有道理。
但还是有疑虑，连续问了几个老人后，老人们说，真正的“罢工”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是“中航”公司从加尔各答回迁到上海龙华机场以后，起因……老人们说也是由于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后引发众怒，此时，抗战已结束，没有“大敌”了，于是发生了罢工。
老人的话只是讲述了表层，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件重大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实质，如果单是一桶润滑油就造成整个“中航”公司的动荡，肯定有深层次的“罢工”
因素在其内，诸如中美双方待遇不平等，中方副驾驶升迁慢……
没错，之所以后来导致全体罢工，矛盾全在中美双方的待遇不平等上。
可王承黻和“中航”顾问亚瑟·扬在1943年9月提交交通部的报告中，确实提到了出现罢工的苗头。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儿？不是“真正”的罢工有没有？
再一次请教黄元亮，听完我的陈述后，老人沉思片刻，然后告诉我，在加尔各答是有一次，但不是罢工，而是通过工会和美方协商。因为那个时候，抗战是每个人心中的头等大事，不会出现罢工这一说。
起因：美国领班让一位中国青工看修好后的C-47还有多少存油，也许是天太热、也许是那名青工认为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他随便报了一个数。
几个小时后，此事“东窗事发”。一开始，也没有人往心里去，这也不算什么事啊。
但在合资的“另一半”中，这，就是天大的事件。美国领班没有通过中方，直接将此事上报他的顶头上司，据说，没多长时间，给这个青工还安了一个“罪名”，要将其开除。
大家这才着了慌，在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开除一个人，让他去哪儿?直接去找美方，对方不应，于是，大家忽地想到了，自己还有一个“组织”——工会！
工会协调的结果，“中航”收回开除青工成命。受王承黻指派，前往加尔各答调查的“中航”顾问亚瑟·扬给公司高层写下了这样的报告：我们发现情况是复杂的。麻烦的近因是因为一个不幸的恶作剧被不相称地夸大了，以至成为接近罢工的诱因。但是不满的真正原因隐藏得较深……这里和汀江的地勤人员不得不在临时简陋的车间里工作，没有足够的机器和工具——仅仅因为建造和购买都需要时间和排队。还有住房短缺、文娱设施不足等等，使人员福利工作没有能够做得像要求的那样多。这样，有些人在这种大集体生活中难免的有个人牢骚。(注三)在某种程度上公司的责任是没有早一些处理抱怨的原因。我们现在正在纠正这些问题。
想想看，几百名二十一二岁、正值“青春激昂”年代的“孩子”，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们本应该或是继续求学、或是和女友缠绵、或是已经成家立业，可是现在，他们却每天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地球上最酷热的地方、在火一样的太阳下面，重复着单调的劳动。
毒辣的太阳，是他们的伴侣；周身的油污，是他们的标记；单调的日子，是他们每天的生活……
在中国，他们都有温暖的家，有着爱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是这该死的战争，让他们颠沛流离……
问老人，在加尔各答那几年，回过家吗？
梁鹤英：“想啊，可是家在哪里啊，都不知道。”
黄元亮：“做梦都想，想我妈妈，但就是回不去啊。现在多好，在外面读书打工的，想家，买张车票就回去了，我们那个时候不行啊，有的人想家，说着说着就哭，我们就赶紧劝，也是边劝边哭……”
感谢“洋”顾问那份“报告”，对职工们的苗头和倾向，他没有一句“指责”和“上纲上线”。
注一：李永着《刘敬宜传》第118页注二：李永着《刘敬宜传》第120页。
注三：亚瑟·扬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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