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的空港——达姆达姆在华祝面前，我提到加尔各答，实际上，加尔各答这个机场真正名称叫“达姆达姆”机场。
已经无法考证“达姆达姆”的名称来历，惟一知道的是，那个时期，“达姆达姆”机场的繁忙程度不亚于现在国内任何一座空港。
说它是战时亚洲最繁忙的航空港毫不夸张。
云铎老人原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参事王立序手下秘书，负责为躲避战火从杭州搬迁到中缅边境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和陈纳德航空志愿队双方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老人说，1942年初，上边一道命令就把他和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队长赖逊岩调去了加尔各答，在达姆达姆机场一驻就是两年多，和原来的工作几乎相同，也是协调、沟通，只是这次协调、沟通是在美军、英军、中国空军、“中航”公司、印度等多国、多个部门之间。
在印度，老人的身份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全权代表。
老人说，1942年2月，正月初一那一天，他和赖逊岩赴加尔各答，都是二十多岁年轻人，除了有精力、胆量外，基本上对外一无所知。官衔也低，赖是个少校，自己则只是“三等机械师”，到了加尔各答才发现，由于很多给中国运送军需物资的货船是在航行途中得知太平洋爆发战争、香港被占、缅甸危在旦夕，于是都是临时改变停靠港口，改航印度，卸在加尔各答的物资只是一部分，吉大港、孟买、马德拉斯……哪个港口都有、到处都是。
老人说，刚到印度，那个乱啊，由于货轮散乱卸货，物资器材，堆积如山，人找不到货、货见不到人，而国内催运货物、告急电文，每天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眼前要做的，也是最十万火急的，就是接收、整理、处置——把分散到各地的物资都尽快归拢到加尔各答，然后再一点点运回国内。
每一件事情，都不可避免地要牵扯中、美、英三方，一方协调不好就影响整个行动。于是两人商量，第一件事情，拜会当地的最高“军事当局”。
年轻就是好，活力四射，没多想，就去了新德里，此时的印度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通过中华民国驻印度使馆介绍，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直接拜会英国皇家空军驻印度少将。
皇家空军少将绝对没有轻视这两个来自中国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年轻人，他答应全力支持云铎他们的工作，为表示诚意，当着两个中国小伙子的面，他亲自给驻达姆达姆机场的皇家空军221联队下令：帮助中国人。
拜会完英国少将，马不停蹄，云铎又和赖逊岩赶回加尔各答，这一次，他们见到的是美军驻加尔各答补给司令，苏瑟兰德少校（ColSouTherland）。
从有空中力量那天起，在美国军队中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陆军航空兵军衔普遍比陆军高两级，一支由少校担任“司令”带领的部队在海外到处都是。一切照搬美军的中国空军也不例外，但就是不知为什么，同样也是“少校”，赖逊岩在国内，却只是个空军大队长，英文书写的联络函上也就是这样介绍的。
好在盟军没有“狗眼看人低”，和皇家空军少将的回答相同，为人爽直的苏瑟兰德少校当即表示，一定紧密合作。
接下来拜会的，就都是自己人了，有中华民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志宁、中国银行驻加尔各答总经理陈长桐、中央信托局驻加尔各答代表沈祖同……
逐个拜访完毕后，赴印工作，说白了，就是航委会在达姆达姆机场全面协调工作就算正式展开。在中、美、英几方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多久，散落印度几处港口的军需物资一点点开始往加尔各答集中。
剩下的，就是该怎样快速运回国内。
中、美、英，三方共同使用一个机场，中国航空公司维修基地也设在这里，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尼泊尔人、马来人混在一块儿……繁琐、杂乱的事情还相当多。
中国航空公司最大的维修、维护基地就在达姆达姆。
问梁鹤英老人，“中航”怎么把基地放在印度啊，干吗不设在国内，比如昆明、重庆什么的？
老人笑了，要是设在国内，飞“驼峰”不用运别的，全得运飞机零件、燃油什么的，哪还有吨位再运其他物资，看来你连一点“统筹学”都没学过。
中国不仅在加尔各答有基地，卡拉奇也是中国空军一个重要场站。
比同期稍后一些时间，就是张义声驾驶着B-25一路风尘仆仆从美国踏上返途的时候，在卡拉奇，他接到国内命令，令他择日飞越“驼峰”。就在张义声等待命令之时，中美混合团正式成立，张义声直接带着他的B-25并入混合团第一大队（轰炸大队）。
中美混合团成建制后，半年多时间，都是在卡拉奇训练，然后归国参加对日作战。
问每一位老人，都是缄默不语，只有几个从台湾回来的老兵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孩子，一支部队从成军到作战，不是喊声集合就可以的，尤其是空军，需要长时间合成编队、反复磨合、演练，才能作战。如果我们回国做这一切，无疑给本就物资匮乏的部队增加额外负担，飞“驼峰”运物资，不容易啊！在卡拉奇训练，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也是当时惟一可行的。
向几位在加尔各答工作过的老人打听，达姆达姆机场到底“繁忙”到什么样子？
云铎：达姆达姆机场，二十四小时，不分白天和黑夜，飞机不间断地起降。飞机来自各处，有从美国起飞绕一大圈经欧洲过来的；有从拉合尔过来补给的；还有不少日夜不停地把物资运送到汀江、准备再经“驼峰”回国的；有训练的；有不时出击和日本人作战的；有中途“路过”的、经停、中转、从国内来的……多了去，巨大的轰鸣声震人心扉。
梁鹤英：那个机场大，停机坪上密密麻麻的，没别的，全是飞机。
黄元亮：“中航”维修基地在机场只占了很少一部分，也是在跑道边上，从那里望去，飞机根本看不到边……
张义声：加尔各答机场没降过，但我可以告诉你卡拉奇机场。
于是我又问卡拉奇机场有多大？
老人说，拉合尔机场是美国人建的，但兵营是英国人的，都是成排、一模一样的红砖房子，编有门牌号，初去，没人带着，出去后再回来，不记住门牌号，很难找到。
中国空军去美国或是从美国培训回来，在那里中转的多，空军接收新机也基本上以那里为经停地。中美混合团成立不久，国内有不少人调来集结训练。一天晚上，一个新来的战友出去和另外一支也从国内来的部队里的老乡吃饭，回来晚了，在兵营前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自己的营房，门牌号又没记住，语言又不过关，最后只好在空地上坐了一夜。好在那里一年四季都热，否则还真麻烦。第二天，那个兄弟被教官狠狠剋了一顿。
中转站、物资集散地——汀江作为乘客的一段航程，汀江只是个中转站，但作为驼峰航线一个起点，汀江简直就是一个物资集散地。
一条连接加尔各答的铁路和并行的公路使它在抗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飘洋跨海的货物在加尔各答港口卸货后，由铁路或公路运抵这里，再装上C-47、C-46越过“驼峰”送至国民政府、送至前线官兵手中。
邦德第一次试飞的是阿萨姆，在后来计划中的“新航线”里，也都没有提到“汀江”这个地方，我的脑子拐不过这个弯，于是白痴的问题依旧不时提出。
既然不使用阿萨姆机场，为什么不把物资在加尔各答那个“达姆达姆”机场直接装机回国，何必还要运到汀江再上飞机，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如果不是看我表情透着真诚，我估计老人肯定会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保不准会使劲抽我一个耳光！
老人们依次地耐心给我讲解。
华人杰：汀江也是在阿萨姆邦，从航图上看，这里也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点。
邦德第一次考察新航线，从缅甸出去后，去的是萨地亚，那时汀江还没有机场，这个机场是战争爆发后修建的。“中航”和印中联队都把这里设为驼峰航线的起点和终点，所有的军需物资也是从这里装机启运。把物资从加尔各答运到这里，是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增加运输机有效载荷，如果C-47从加尔各答起飞，就要多装燃油，这样，无形中就得减少单机运量，那可不是千八百斤的事儿，加在一起，就是个惊人的数字了。
陆元斌：那时，为最大限度减轻昆明巫家坝机场补给负担，真是把一切办法都想尽了。从汀江起飞时，大家一般都把回程的油带够。辛烷值100的航空汽油要加满箱的话，大概是804加仑，同时还要带20加仑润滑油，如果是在昆明起飞，就不同了，只加半箱，500-550加仑。但这是冒险——前提是，飞行过程中不能出任何意外，比如长时间偏航、迷航，真要是遇到恶劣气候飞七八个小时，就是死路一条。“中航”还不错，500-550，比一半还多那么一点，还讲科学。
任锡纯是“中航”公司副驾驶，在驼峰航线上飞越过二百多次，老人说，从昆明返汀江，回程只带单程燃油、连一点余额都不备，那纯粹是用生命做赌注。严格来讲，是不能这么做的，公司好像也明文规定过，可大家还是心照不宣地照旧。那时的人啊，单纯，没多的想法，就是一心抗战，把日本人早一天赶出去，能怎么做就怎么做。高标汽油，每一滴都是飘洋越海从一万多公里之外运来的，节约一点是一点，在昆明这边少用一点，空军那边就能多出动一次，前线抗战胜利就多一分希望，谁都明白这个道理。老人说，“中航”还讲点“科学”，没蛮干，起码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摔飞机。美军那边做得绝，有一段时间，印中联队的飞机，从昆明返回去的时候，油箱里面有多余的存油都要抽出来，只给留一点，仅够回程用。“驼峰”上气候瞬间千变万化，来时也许还好好的，回去就完了。初来乍到的美国人也不懂，有一阵子摔飞机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邦德第一次带领吴士、夏普驾驶DC-2在阿萨姆萨地亚机场降落，是“中航”飞机第一次出现在印度，一直想把萨地亚机场当作“新航线”起始点的他肯定没有想到，驼峰航线开辟后，“中航”利用率最高的，竟然不是最早勘察的萨地亚，而是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汀江。
和萨地亚机场位置、距离相比，中国航空公司和印中联队把汀江作为“驼峰”起点。这座处于迪布鲁加尔和萨地亚之间的小航站在航空距离上实在是属于“毫厘”之间，中转站、物资集散地——汀江多少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但如果认真计算，它的优势马上凸现出来，这里有公路、铁路和加尔各答相连，便于物资转运，最能让人轻松一些的，和阿萨姆相比较，它的跑道尽头不是崇山峻岭，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起降中飞行员的心理压力。
起码，飞机抬头后，十公里外才是雪山。
陆元斌老人说，汀江机场投入使用后，在附近，作为备降之用，又在汀江西南十几公里外修建了巴里江机场，在汀江东三十公里左右的地方修建了达姆达摩机场，对外仍统称为“汀江”，但很少使用。
问老人，为什么？
老人说，飞“驼峰”，过来了就过来，也用不着“备降”，过不来，就是再修十个也没用。
道理如此简单。
对汀江机场熟悉的老人们说，每天在汀江进进出出的乘客并不多，即使是有，也是“经停”一会儿走掉，但每天进进出出的物资数量巨大。
抗战时期，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物资集散、空运基地。路过汀江的老人都说，汀江机场场站是很简易的小棚子，但成堆成堆的货物，那堆放规模，就和今天的港口、铁路货场差不多。
汀江办事处值机领班张寄萍回忆，汀江机场原是美军为往中国运送物资专门修建的，但实际利用率最高反而是中国航空公司。
看来是邦德和王承黻的“爪子”太长，本来原打算是用阿萨姆机场，一看汀江机场修好了，得，就地“取材”。
反正都是同盟国，目标也只有一个，大大咧咧的美国大兵也不在乎，机场就是起降飞机的，谁用还不是用。
张寄萍老人说，汀江机场虽然小，但毕竟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启程地，“中航”在此设有自己的电台、机修基地、商务、飞行、气象预报等很多重要职能部门。
老人说，从1944年开始，每天有二十到三十架“中航”的C-47在汀江进进出出，飞到中国的，全是满载加超载，返程以空机居多，有时有一两架带回点蔬菜、鲜蛋，供应中方和美方餐厅之用。
也不知“中航”高层是怎么和美军方沟通的，在汀江，所有货物配载清单、装运都是由美方负责。那么多物资，就由一个小少尉发放，双方也都放心。
具体程序是，美军军士做好配载物资清单，“中航”办事处按每架飞机签收，并另做一张“中航”清单，这张清单是飞抵昆明后，由机组交给地面接受部门之用。上述事项完成后，接着是装舱——所有物资的捆扎、摆放、包括货物在机舱所处位置等等也都是由美军负责，等这一切做完后，办事处商务部门就要清点检查，最后双方签字认可。
接下来就是飞行。
飞机起飞前，飞行员领降落伞，到商务办公室签领舱单，过印度海关，登机、起飞，回国，再返回。
问老人，都有些什么物资，老人说，他也不清楚——装箱的多，零散的少，大都是军需品，还有汽油，都是一桶一桶的。
汽油最不好运。
老人们说，看似简单，实际上最麻烦的是运汽油，不仅是因为整架飞机都成了燃烧弹，关键是，只要一个地方捆扎不好，只要稍微一点颠簸就散花，油桶在舱内滚来滚去，马上影响到飞机在空中“配平”。
飞机在飞行中保持平衡稳定，“配平”是一个重要参数，就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配平”变动一点都不行，何况是飞越天气瞬息万变的驼峰航线！
所以，对运载的汽油，办事处的人检查得非常仔细。
至于客运航班，老人说，当时，每周有三班由重庆至加尔各答的航班，当时，这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惟一一条通道，来往的大都是国民政府的要员。汀江只是经停，飞机在这里加油。多数时候，他们也会在此时下机，稍息片刻。常常，下来的每个人表情都是一副惊魂未定之神态——那是在“驼峰”上空九死一生给吓的。等再回去时，也是在这里经停，马上要过“驼峰”了，他们的神态也是因人而异——有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之神情的，也有忐忑不安、惊恐万状之神态，这种人，最爱不停地向我们打听“驼峰”上的天气如何。我们的气象，只能预报汀江机场附近的气象，“驼峰”，我们哪管得到啊，要是那儿也能“预测”，“中航”就不至于摔那么多飞机了！
接送这样的商务航班，当时我们值机人员能做的，就是会同印度海关、印度安全部门人员，在飞机过境时用车子把他们接到餐厅吃饭、休息。再在飞机起飞前，送他们上机，和现在的机场差不多。
老人说，办事处的工作和生活完全是集体化，军事化。住的宿舍离机场要穿越一片原始森林，美军在中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开车要走二十多分钟，说是宿舍，其实就是四方形的草顶棚子，中间有一大间供大家运动、看电影之用。宿舍是八个人一室，不分工种、不分空地勤、不分职别，只要是中国人，都在这里住。食堂办得好，公司广东人多，那里是纯粹的广东菜。公司美方宿舍离我们这里就五分钟，我们很少有人到他们那里去，相反，他们总有人过来——中国菜，太好吃了。
把汀江办事处一切安排有条不紊的，是“中航”汀江办事处处长顾其行。
查找不到有关顾其行太多的资料，只知道这位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精通英法两种语言的高才生是在1942年初进入“中航”的，一开始在重庆总公司营业组，由于他知识面广，不但具有航空专业知识，还精通土木工程，经常被王承黻直接委派至公司建筑场地担任质量验收员，没过多久，就成为公司业务骨干。
曾因业务往来和同乡友情之缘由，和蒋纬国交往笃深的江圣帆老人，于1943年初从中国调往汀江办事处，回忆起自己的老上级顾其行时，老人说，顾其行不仅精通航空和土木，文秘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公司中很多英文函件、电报文稿多出自他手，总经理对他非常欣赏，不仅派他参加很多当时由盟国之间召开的民用航空会议，还担任过“中航”驻美国旧金山办事处主任。
难怪，顾其行被派驻汀江办事处主任时，只有二十七岁。
把这么一个抗战担负物资转运、飞行任务繁重的基地交给这样一个年轻人，可见王承黻对他的欣赏和信任。
江圣帆老人说，汀江生活环境艰苦，宿舍简陋，除了偶尔放一场电影外，基本没什么娱乐设施，大家的工作就是起早摸黑地和C-47、C-46机群打交道，由于汀江场站站舍、物资相对紧张，公司规定，汀江场站不准携带家眷，顾其行到汀江上任，才新婚三天。老人说，大家都是太了解“驼峰”空运的重大战略意义了，即使条件再差，生活再苦，也都默默做着自己那份工作。
再说了，再苦、再累，也没有那些日夜穿梭在“驼峰”上空的飞行员们艰难啊。
人家随时送命都不在乎，咱们在地面工作的，苦一点、累一点，算个啥！
问老人，听到有飞机失踪时，是什么心情？
老人说，一开始，该到的飞机一直不到直至最后彻底没有音讯，每个人心情都非常沉重，宿舍里连点声音都没有，谁都不说话，整夜整夜死气沉沉。昨天还在一个房间里说话，今天人就没了，接受不了啊。到后来，太多了，也都习惯了，遇上有飞机没回来，大家碰面，也就说声，谁谁今天没回来。死的人多了，就没感觉了。
采访中，很多老人，飞过的、没飞过的，也都这么说：战争年代，死个人，算得了啥！
敢把行政院长托运的龙虾扔掉的人——一代英杰何凤元
在“中航”行政管理人员中，能和那些飞行精英齐名媲美的，何凤元当仁不让地会排在前列。
这倒不仅因为他曾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也不是因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系的他学历高，更不是因为他1939年9月进入中国航空公司的资格老。
是人品、人格让他赢得同事们的广泛尊重。
熟悉何凤元的老人这样评介，他这个人啊，书生，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当时的中国，既能担当学生运动领导者又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人，不多。
战争时期，是军人、武夫尽兴展现魅力的时代，在一家商业航空公司、在一个以飞行精英们担负重任的风云时代，何凤元能以一个行政“主管”和“天之骄子”们齐名得到一致称赞，可见其人格之魅力。
除了前面提到的顾其行得到王承黻的重用，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最欣赏的行政主管，就是何凤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中航”香港基地被炸，总经理王承黻这边和邦德紧急制定新航线计划，那边，已经开始选派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了。
把“中航”基地设在印度加尔各答，是原总经理黄宝贤和继任者王承黻及邦德在抗战时期，干得最有远见、最漂亮的一件事情之一。在委派加尔各答办事处第一任主任人选上，黄宝贤毫不犹豫地选择并向代总经理彭学沛推荐何凤元，后来在叙府（宜宾）设立办事处时，继任“中航”总经理的王承黻又是首选何凤元。
何凤元的夫人张莹华老人回忆说，日本人是1942年12月初炸的香港，不到一个月，总经理派驻任命就下达。
谈起这段往事，还很有意思。
老人说，自己本来是学水利的，当时在扬子江委员会湘桂水道工程处搞阳朔的漓江水利工程，和何凤元正在谈恋爱。本来已经商量好的，等张莹华去云南搞一年水利工程、以完成一个三十年代学水利的女大学生对治理祖国江河的一点微薄奉献后再结婚。
一个是知识精英，一个是对祖国未来充满希望的美丽少女，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老人说，日本人打香港时，王承黻还没来“中航”。调令是当时被困在香港的黄宝贤辗转发给代总经理彭学沛、又经彭学沛转来的。那时的人，不像现在，观念都非常正统，凤元要出国，总不能带着的竟然是未婚妻啊。还是彭学沛脑子来得快，他让我们马上就结婚，并亲自当证婚人。1943年1月6日，婚后第三天，自己就和何凤元及一位秘书登机去了加尔各答。
云铎老人是航委会派驻加尔各答的，负责多国之间协调及联络。何凤元正是中国航空公司派驻加尔各答基地主任，负责“中航”在基地的所有行政业务。
张莹华老人说，驼峰航线开辟后，加尔各答是中国当时惟一的国际航班终点站，国民政府要员在加尔各答进出频繁，叫出哪个都比何凤元官大，摆谱拿派的不在少数，但除了必要不得不做的外，何凤元很少出面迎送。
他最看不惯官场上那一套。
不仅自己不和“官员”往来，也不许新婚妻子和那些有干系的人交往。
行政院长孔祥熙千金孔令仪和张莹华是同班同学，都在金陵女大毕业。1943年初夏，孔令仪赴美完婚，从重庆来到加尔各答，这边等候飞往美国的飞机，那边等待从重庆空运过来的绣花嫁衣。是同学，又在异国他乡相遇，无论从哪面讲，在加尔各答已小住一年之久的张莹华作为“地主”出面，招待、问候，是起码的礼尚往来。嘿，何凤元就是不准娇妻招待这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的千金，他严厉告诫妻子，少和她来往，以免麻烦！
结婚一年多，从没见过丈夫发脾气的张莹华眼泪汪汪，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请孔令仪吃顿饭怎么就有“麻烦”！
妻子不明白的事情还很多。
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参加“六教授”赴美抗日宣讲团，中国第一代农业专家赵联方和沈宗瀚赴美参加“世界战后粮食会议”，都先后路过加尔各答，三个人除吴贻芳曾是张莹华的校长外，后两位只是和她打过几次照面的老师，对待他们，何凤元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忙前跑后，分外热情，尽力招待。
最绝的还在后面。
孔令仪在加尔各答等待嫁衣和赴美航班期间，也许是从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也许是富家大小姐从来不知穷人的苦日子是啥样，颐指气使的她竟然不断地从加尔各答给她父母运送在国内还很少见的芒果、木瓜、螃蟹、龙虾……
“驼峰”空运，运进国内的每一颗枪弹、每一滴汽油、每一粒粮食、每一点药品，是靠飞行员们献出生命的代价来维持航线的通畅，每件军需给养，附着在上面的，是英雄的鲜血！
空运如此艰难、飞机舱位如此有限，行政院长的千金小姐简直是忙中添乱，这么紧张时期还来这一套，真是拿肉包子打狗的富家孩子根本不知穷人挨饿是啥滋味！
大小姐只是发话，连面都不用出——所有的“货物”都是经驻加尔各答总领馆派出专人、专车送至办事处的，不仅分文运费未付，临了，还给何凤元扔一句话：“请火速运抵。”
总领馆的车子走了，敢怒不敢言的职员只能对着车子背影撇嘴，呸！
再看何凤元，脸色煞白，一声不吭。他是这里的主管，目前惟一能做的，就是拖，尽量地往后拖。
加尔各答天气炎热，几天后，芒果、木瓜、螃蟹、龙虾……通通发黑发臭，工作人员请示何凤元，咋办？
何凤元头都不抬：“扔掉！”
于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又多了一项“工作”——成筐成箱地往外倒水果、海鲜。
老这么“拖”也不是办法，下面的工作人员也为何凤元担心，背着他，还真给托运回国一次。只是当一大筐木瓜送到重庆孔公馆时，还未等拆箱，一股臭气熏天的味道弥漫整个房间。
孔夫人（宋蔼龄）捂着鼻子给“中航”打电话：“让你们总经理来！”
王承黻没想到，自己刚刚上任，见的第一个“高官”，竟然是行政院长之夫人。
行政院长夫人看着毕恭毕敬站在自己面前的“中航”公司总经理，拉着长脸道：“我女儿会买这样的东西给我吃吗？你们航空公司是干什么的？你，还想不想干了？”
安抚加检讨，王承黻赔了好一顿不是才把这个场面圆下来。
几天后，这话原封不动地传到加尔各答，传到何凤元耳中：一个小小的办事处主任，竟然胆敢抗拒行政院长，真是胆“肥”，简直是活腻了！
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果然，没过几日，重庆来电：总经理王承黻不日赴印。
知道这个消息，办事处所有的人，心都悬了起来。
和邦德考察“驼峰”的日期相差无几，总经理王承黻也来了，到了加尔各答。见到何凤元，总经理问的都是航线、航班、物资运输等诸多事项。后来，还是何凤元把话题“引”到孔大小姐托运芒果、木瓜、螃蟹、龙虾的事情上来。
毕竟，始作俑者是在这里。
还没等“汇报”完毕，王承黻轻轻笑了，他看着何凤元，只说了一句话：“你呀，真是书生气十足……”
王承黻笑论自己的部下书生气十足，这位受西化熏陶的早期清华留美生，自己又何尝不也同样“书生气”。上次在孔府，被孔夫人臭骂一顿后，他不仅没有迁怒公司派驻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而恰恰相反，他开始非常喜欢和欣赏起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何凤元赴加尔各答工作时，王承黻尚未调任“中航”，在加尔各答，两人才是第一次见面），他早就想好了，即便真的因此被免职，他也绝不会批评何凤元一个字。
和邦德一样，王承黻此次来加尔各答，也是“亲历”驼峰航线之感觉的，和芒果、木瓜、螃蟹、龙虾之“事件”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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