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东京国际法庭。
“日本兵那么酷爱女人，对女人的嗜好，简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兵占领南京头一周内，被他们糟蹋奸污的中国妇女有三万人之多。”
这就是中国证人在审判“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时的一段证词。
日本军事法庭规定：凡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判处一个月以上徒刑；犯有强奸罪的军官，除服刑外，一律降为士兵。另外规定：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只有一审，不允许上诉。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年底，也就是日本侵略军血洗上海和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四个月中，遭到日本强盗野蛮施暴，被强奸、轮奸、蹂躏的中国妇女至少在五万人以上，而日本华中军事法庭总共只受理了两名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受理军官人数为零。
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本军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撰文写道：
“……士兵越来越不受纪律的约束，为所欲为，他们在南京城里纵火抢劫，追逐妇女，这种现象实在令人担心。
“……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无疑就等于瓦解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
日本士兵在中国城市的放纵和为所欲为引起了军事当局的忧虑，他们担心的并不是当地人民的命运，而是军纪涣散将直接影响和削弱帝国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一九三八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在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长期调查之后，写出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有名的《麻生意见书》。麻生军医首次在报告中提出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以消除士兵性欲旺盛带来的种种不安稳因素。他将这种“随军慰安所”的职能明确规定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
麻生医生的意见被东京大本营采纳了。
在日本近代史上，以天皇名义发动的大规模对外战争至少有七次，即侵占台湾，吞并朝鲜，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满洲事变，“七·七”华北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对狂热的日本国民来说，战争是一种高效催化剂，它使大和民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并把每个国民忠君爱国的愿望变成投身“圣战”的实际行动。
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队捷报频传。在皇宫门口，每天都能看到一队队摇着太阳旗的游行队伍踏着泥泞的秋雨或者冬雪，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集会庆祝。在东京街头，每家商社和住户都挂出欢庆胜利的太阳旗和彩带，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许多兴高采烈的人群在欢呼。酒馆里的醉汉也在醉醺醺地向日本皇军致敬。青年学生成群结队离开学校去参军，工厂的工人成立预备役兵团，随时准备听从召唤开赴前线。在家里，妇女会的妇女连夜赶制慰问袋和慰问鞋，把“效忠天皇”和“保佑平安”的字样一针针绣在吉祥物上。连监狱里的囚犯也热血沸腾，要求当局把他们派到中国去打仗。
狂热的战争情绪好像危险的酒精一样在大和民族的血液中燃烧。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军部在国内首次秘密征召“随军慰安妇”。
第一周，首批自愿应召的一百二十八名妇女从长崎登船启程，前往上海前线“安慰”作战最勇猛的将士。这批女人中有学生、职员、女工，也有家庭主妇和私娼。她们许多人还是处女，自愿将贞操和青春奉献给战争。功利目的是次要的，慰安妇薪水相当微薄，她们都为自己有机会直接服务于前线官兵深感荣幸和自豪。
秘密或者半公开地征召慰安妇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四年底。在漫长的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约有五万名年轻女性志愿走上前线，用这种特殊方式为战争作出贡献。另外还有九万余名朝鲜和台湾妇女应召入伍。
这两项数字相加的总和为十四万二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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