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我结束流浪生活回到连队不久，收到家里一封来信。母亲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已经落实政策，从“五·七”干校分配到川西北一个叫龙门镇的地方工作，母亲和弟妹亦一同迁出城市。他们都很想念我，等等。
这天晚上，我在地图上查找许久，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偏僻陌生的地名。
又过了一年，我获准回家探亲。经过十几天风尘仆仆的旅行，汽车终于在嘉陵江上游一个荒凉破败的小站外面停下来。
我从车窗里看见了久别的父亲。
父亲微佝着背，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劳动布工作服，四十多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母亲站在父亲身边，显得那么娇小和弱不禁风。他们紧紧挽在一起，任凭公路上滚滚尘土落满全身，望眼欲穿地盼望他们的儿子从远方归来。
我猛然鼻根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记得文革前，母亲常常自豪地对我们说，她和父亲都是在教会的摇篮里长大的。
教会学校是近代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产物。学校主要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兼及传播社会文化和基督教义。由于教会学校考试严格，收费昂贵，加上男女同校，授受不亲，不大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往往只有一部分家境富裕和勤奋上进的学生能够入学深造并且不致中途辍学。
我的父母亲就是唱着赞美上帝的颂歌从幼稚园一直唱到大学毕业。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是个精明、专制、野心勃勃和不屈不挠的小个子男人。他一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完成了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伟大转折，并且从一个讨饭的八岁小流浪汉奇迹般成长为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工业巨头，创立了号称“中国四大财团”之一的“武汉裕大华纺织公司（集团）”。
我父亲在他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以想象力丰富和不安分著称，因此没少挨老太爷的拐杖，常常被揪出来示众。但是，要将功折过取得老太爷宽恕并不困难，那就是好好读书，分数挂帅。老太爷从未进过学堂，相当鄙薄妇女，但是却推崇圣贤，迷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孔孟之道。因此聪明过人的父亲便常常篡改出一些奇迹般的高分数捧回家来报功，才避免了被撵出家门做流浪汉的可耻下场。
汉口沦陷，全家人偕工厂搬往重庆。我父亲考取一所名叫“博学（ERUDITE）”的教会学校念初中，地址在江北区的黄角垭。他从窍角沱的裕华纱厂去上学，每天都要翻两座山坡，走很远的山路。
黄角垭位于长江北岸的山坡下，与繁华的市中心隔江相望，那幢著名的黄山别墅就坐落在黄角垭镇外的山坡上。学校后门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上山，但是山上有别短枪的警卫站岗，因此学生们只能登上半山腰远远地张望一阵，望见树林间隐隐绰绰的灰屋顶。
盛夏暑热，有时大人物不喜坐车，就乘滑竿从小路下山，一前一后，跟了七八个随从。总是女的在前，悠悠扬扬；男的殿后，穿青布长衫，兴致勃勃的样子。抗战时候，国家领袖在民众心目中还是很神圣的，虽然这种威望主要来自老百姓对国家权力的敬畏和崇拜。委员长似乎并不十分惧怕老百姓谋刺，所经之处也不戒严，行人远远瞻仰，也不会受到鞭笞或者驱赶。因此有一天，一个读初中的少年人突然壮起胆子拉住滑竿，要同大人物讲一句话，大人物竟然同意了。
“你说吧，我听着。”大人物的声音听上去一点也不亲切。
少年人开始胆怯了。他涨红脸，结结巴巴问：“我想知道，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原来的家去？”
“你原来的家在哪里？”
“在汉口。”
“重庆不好吗？”
大人物皱起眉头。少年人觉得大人物的表情同生气一样难看。
前面的夫人也停下来。她向少年人招手，让少年人走到她跟前。
“你的话我听见了。”夫人温柔地说，“你是这间学校的学生吗？”
“我们都是。”少年人指着那些站得远远的同学回答。
“让我来告诉你，你们都会回到原来的家去的，我保证。”
少年人呆呆地望着夫人，他觉得夫人的面孔生动极了，皮肤透明，泛着柔和的光泽，就跟画像上的圣母玛利亚一样。他呆呆地站了几秒钟，突然心脏大跳，连告别的话也忘记说，就慌慌张张地逃走了。此后一连几天，他在课堂上神不守舍，什么也没有听进去，老师怀疑这个学生是不是在偷偷早恋。
这个喜欢幻想和不安分的少年人后来就成为我的父亲。几十年后，父亲应我的要求把他的记忆日积月累整理成册，并且编上号码，指定由我来继承。
于是我父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正在写作的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的主人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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