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六月，素有“江南火炉”之称的陪都重庆，骄阳似火，溽暑难当。树叶低垂着头，热辣辣的阳光穿透树枝，将跳跃的光斑撒在山坡、石阶和草坪上。
这是前线噩耗频传的一九四二年。蒋介石站在一间名为“老草房”的会客厅窗前。他到剪双手，面色沉郁，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窗外，室内半明半暗的光线将他瘦削的脸膛勾勒出一幅冷色调的剪影来。
委员长威严地沉默着。他没有如通常出席重要会议那样身着戎装，而是穿一件普通青布长衫，着府绸灯笼长裤，蹬一双浅口绒面布鞋，这身朴素的装束虽然藏起了军人统治者的威势，却更显出中国政治家深藏不露，狡诈诡谲的风格。
客厅里还坐着几位国民党军政要人。有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兼副总长白崇禧，还有林蔚、陈诚、陈布雷、余飞鹏、商震等。他们或悄悄啜茶，或轻轻摇扇，偶尔压低声音交谈几句，唯恐惊扰领袖的沉思。
再过一小时，委员长将在黄山别墅宴请刚刚从印度飞来的史迪威将军。
对委员长来说，缅甸之战无疑是替英国人干了一件得不偿失的蠢事。他的初衷并非取悦于丘吉尔而是要让罗斯福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以提高中国同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领袖一种压抑已久的大国冲动，它表明中国人不仅渴望获得更多的援助，而且更渴望恢复昔日在世界上的盟主地位。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委员长偏偏为此丢尽了脸面。三个精锐军伤亡过半，武器装备丧失殆尽；仰光不仅没有保住，反而险些让日本人打进昆明。以十万大军的征战换来一场令人汗颜的惨败，这真是中国委员长始料不及的。
但是委员长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他的天才不在于打仗而在于玩弄政治阴谋。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无疑更坚定了他对中国抗战抱有的一贯信念，即以一个沦陷半壁的贫弱之国去试图打败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那是白痴才会有的可笑念头。
中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英国人也不行，只有美国人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抗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场无法选择的赌博，你已经坐在牌桌上，就必须赌下去。因此唯有谨慎下注和聚敛本钱才不至于输得精光。
身后传来窃窃私语，委员长听出是何应钦的声音。这位总参谋长好像同商震讨论日本东京的歌伎和料理什么的。
委员长没有回过头去，他好像一尊冷漠的雕像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滑下去。
以民国政府的军政大员而论，恐怕没有人比委员长更了解他们的对手日本人了。委员长青年时代曾三次东渡日本海，就读于东京振武军校炮科和士官学校，悉心研究过日本的政治、军事和历史。他认为日本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是亚洲唯一能与欧美列强抗衡的国家，中国若要强盛，则非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不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西洋药方，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无效。
中国需要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中国需要集权，需要独裁和枪杆子。中国有中国的真理。
以眼前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而论，中国若要取胜，唯一正确的策略不是“打”而是“抗”，即抗到美国人的飞机大炮迫使日本人投降为止。中国是一个靠实力划分天下的国家，中国每省每县乃至每个区乡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委员长。如果拿中央军和日本人火并，其结果只能叫共产党和那些心怀不轨的地方军阀坐收渔利。领袖和政治家的目光绝不能不看到将来，看到中国战后重建势力范围的前途和大格局。
几乎与腊戌失守同时，日本人发动中原、浙赣和华南作战。侵华日军以五十万的兵力从南方数省同时大举进攻，意在打通浙赣路，收缩包围圈，一举迫使重庆政府投降或者和谈。
雕像微微一动，改变了姿势。委员长佝起腰，手指不知不觉绞在一起。他仿佛要用这种姿势抗拒来自窗外敌人的无形压力。
委员长从不反对和谈。但是和谈的前提是决不能导致中国出现第二个满洲国傀儡皇帝。在“珍珠港事件”前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国民政府几经迁都，多次濒临绝境，委员长也顶住压力坚持不肯与日本人和谈。倒不是委员长要保全什么民族气节或者为信仰而战，而是日本人的胃口太大，太贪婪，欺人太甚。中国是委员长的中国，只有委员长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领袖，任何人试图瓜分或者强行剥夺他的权力都是他所不允许的。
否则委员长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在战争把中国人的贫弱之躯同西方列强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既然美国人已经参战，他还有什么必要考虑同日本人单独媾和呢？
除非有人逼迫他打这张牌！
委员长慢慢拭去额角渗出的汗珠，从窗外收回目光，然后不动声色地转过身来。他以他那浓重的奉化口音呼唤他的表兄俞飞鹏，“你说说看，你现在每月还能给我运来多少东西？”
俞飞鹏悚然望着比他高出一头的表弟，不知所措。委员长明明对缅甸失守后的物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当众叫他难堪呢？莫非哪里又出了岔子叫他捉住把柄？委员长面无表情，目光冷淡，于是这位身材矮胖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滇缅公路物资运输总处主任惶恐地垂下目光，嗫嚅着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你是说不上来呢，还是要叫我替你说？”委员长背着手，不紧不慢地问道。
表格额头淌汗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恐怕……就几十吨吧。”
“恐怕没有这些吧，咹，到底多少吨？”委员长皱起眉头望着这位窝囊的表哥，厉声说。
“是！报告委员长，五月份一共运进物资二十一吨。”
“混蛋！娘希匹！你五月份以前都干什么去了？！”委员长突然雷霆震怒，把一份文件啪地摔在俞飞鹏面前。交通部长站得笔挺，汗如雨下。委员长丝毫不理会表哥的窘态，继续声色俱厉地呵斥他：
“你给我念一念！要大声念。你们都听一听，这就是他的成绩！”
这是一份东京电台公布的战报，战报对第五十六师团在滇缅公路追击战中缴获战利品统计如下：
在中国边境的畹町，缴获汽油共1，570桶，机油1，000桶，米500袋，盐280贯（每贯3·2公斤）。在遮放缴获汽油310桶，机油1，100桶。
另在芒市缴获汽车轮胎900条，榴弹炮弹900箱，速射炮弹600箱。在龙陵缴获汽油550桶，柴油1，100桶，轮胎250条，米700袋，水泥10，000袋。其他还有大量铜、铁、锌板、钨等金属材料。
加上在腊戌和仰光缴获的美援物资，累计总数在十万吨以上，其中仅汽油一项就达二万余桶……（见《缅甸作战》）
委员长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期间伴随着一阵阵尖声詈骂和歇斯底里。
“……日本人天天在广播里宣传他们的胜利，宣传他们又缴获多少多少美国物资，还列出了清单。娘希匹！丢人到家了！美国人听见会怎么想？他们把东西送给你，给你运到家门口，你们这群废物却把它统统丢给了日本人！我这个委员长在美国人面前还说得起话吗？咹？！”
众皆无语。沉默。只有委员长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何应钦小心翼翼劝道：“委座息怒。盛夏溽暑，勿要伤了身体。依我看，缅战失利责任主要在英国人，这一点美国人不会不知道。”
委员长不理会何应钦。他的表情变化有如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安全达到随心所欲和炉火纯青的境地。他的声调一转，缓缓环顾众人，哀伤地说：“你们中间，咹，还有谁能替我，替党国多分担一些责任？抗战的局面，照这样下去能坚持得住吗？”他指着俞飞鹏：“你们要是都跟他一样，我就只好打起白旗下山去投降了。”
山上传来日机空袭警报。委员长颓然坐下，飞机马达声自远而近，空气沉重地压迫着客厅里的每一个人。幸好这天日本飞机只是飞临重庆侦查，没有扫射投弹，因此天空的马达声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你出去！我不要见你，从今天起，我撤你的职！”委员长又尖叫起来。他厌恶地挥挥手，将那位哭丧着脸的表哥赶出门去。
随着交通部长的消失，屋子里仿佛消除了一个危险的热点，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掏出手帕来揩汗。
委员长对失职的表哥处理比较含糊，俞飞鹏将军的主要职务有两个，即交通部长和运输总处主任，委员长究竟要撤消他哪个职务却没有讲明白。事实上滇缅公路被切断后，运输总处便已名存实亡。有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大家都明白委员长不过雷声大雨点小，目的仍在于震慑他人罢了。
委员长朝何应钦微微颌首，说：
“敬之，你把美国人那份东西给他们念一念。”
被委员长称之为“东西”的是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外交信件。白宫那位权力很大的总统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致函委员长，除了重申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抗战的一贯态度外，还通知委员长，总统准备紧急调遣一百架运输机前往中国运送物资，以弥补滇缅公路被切断的损失。信件最后说，有关援助的具体事宜已经授权史迪威将军来华处理。
白宫的态度十分明确，美国人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因失败而丧失信心，因此决定增加飞机运输的昂贵代价来鼓舞抗战士气。问题出在白宫将大权授予一个过分自信的美国将军，这就使得委员长的心情变得郁郁不乐。因为史迪威恰恰是他最不喜欢的外国人之一。
“启予，你把子文的电报念给他们听听。”蒋介石又指着靠在门边的商震说。商震将军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
“宋外长二日从华盛顿来电称：缅甸失利影响甚大，白宫和五角大楼俱感震惊。美国公众对我抗战的不信任情绪正在增长。考虑到美国国会不久将通过对华援助修正案和对华贷款计划，我国政府应对此予以足够重视。另据悉史迪威已拟就反攻缅甸计划，具体情况不详。”
“都说说，咹，有什么看法？”蒋介石一一扫视众人问。
“莫非史迪威还要组织一次远征军不成？”军政部次长陈诚问。远征军组建之初，总司令一职一直由陈诚兼任，幸好后来因故未到任，才改派罗卓英。他至今暗自庆幸。
“仗总得要打嘛，不然人家美国人为啥那么大方地给你运装备来？”何应钦看了他的死对头一眼，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说：“再说中国有的是人，只要美国人肯出钱，出枪炮，多装备几个军，到时候怎么打，大打小打，真打假打，就由不得他史迪威了。”
“何部长信不信，史迪威会拿飞机大炮同委员长作一笔交易？”人称“小诸葛”的桂系将领白崇禧冷笑着插言。
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蒋介石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但他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
“白部长，你认为史迪威会提出对正面战场的要求吗？”蒋介石轻描淡写地问。
白崇禧略一迟疑，立即恭敬地回答：“依我看，史迪威未必有那么大的胃口。”
陈成接口道：“怎么不敢有那么大的胃口？不信你把中央军都交给他试试，美国人巴不得把中国都接过去哩。你端人家的碗，就受人家管嘛。”
最末一句话刺激了蒋介石，他不满地瞪了陈诚一眼，厉声说：“辞修怎么说这种话？咹！前些年抗战，没有美国人的枪炮，我们不是也打过来了吗？我们现在不光是为中国打仗，也是为美国打仗嘛，他们就不该多出一些枪炮吗？”
何应钦又不失时机地踢了对方一脚。
“委座之言极是。依我看，我们有美国饭吃当然好，但是受不受制于人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古时候还有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嘛。你如果不想受制于人，自然有办法对付，哪能就被别人牵了鼻子走？比如这次在缅甸，罗卓英一败涂地，就该好好追究他的责任才对。”
罗卓英明摆着是陈诚的人，而杜聿明却是何应钦的干将。陈诚好像被马蜂蛰了，脸红筋胀，要与何应钦论个明白，却被蒋介石制止了。
“我说过，要精诚团结嘛！国难当头，你们还这样吵来吵去，传出去成何体统，岂不叫国人失望吗？！”蒋介石再次声色俱厉地训斥道。其实他对手下人的派系活动了如指掌，但是他并不打算消除派系。中国是个派系林立的国家，无宗派即无中国。越是高明的政治家，就越要制造各种派系，并且控制和利用这些派系矛盾为自己服务。
“我还要讲，你们都要牢牢记住。第一，中国有句古话，叫‘以夷制夷’，这是我们老祖宗总结的御侮之道。以美国之夷治日本之夷，日夷岂有不治之理？第二，我早就说过，‘攘外必先安内’，这才是最要紧的东西。你们不要忘了，将来同我们争夺天下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
委员长端起茶杯很响地漱了一口，转向商震说：“你再讲讲史迪威的个人情况。这个美国人，以后我们要集中精力对付他。”
“据我所知，史迪威是个很难对付的人物。”外事局长从公文包里取出材料，边翻阅边说，“你们都知道，他有过三次来华任职的经历，对中国比较熟悉。他同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私交甚密，并且很受美国总统的信任。但是在史迪威的军事生涯中，他最多只有带领一团人打仗的经历，那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我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位美国中将非常渴望有机会率领大兵团作战，做个麦克阿瑟或者蒙哥马利那样的统帅。
“还有情报表明，史迪威与陈纳德有较大矛盾，并且有激化趋势。陈纳德是个自命不凡的退役军人，作战勇敢，独断专行，喜欢受人崇拜。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事物，尤其干涉他亲手创建的航空自愿队。但是史迪威将军是总统任命的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他毫无疑问要指挥陈纳德，并且把陈纳德的独立王国接管过来。我还要补充一点，史迪威此次来华手握物资分配大权，他将会提出对将来反攻缅甸的军队拥有绝对指挥权，这一点几乎是明摆着的。”
蒋介石沉吟不语。高参林蔚建议同美国人摊牌，明确协议用多少师换多少装备。何应钦狡黠一笑，说：“依本人之见，让美国人自以为是总司令不是更好些吗？比如这次缅甸作战，杜聿明的第五军就让史迪威知道，别人的军队到底是养不家的嘛。”
蒋介石眉梢一动，若有所悟。他抬起头问：“杜聿明到印度了吗？”
何应钦摇摇头。
蒋介石突然大发感慨，赞叹不已：
“杜光亭誓死效忠党国，精神可嘉。身为长官，与士兵生死与共，这样的优秀军人，在我们党国已经不多见了。”
白崇禧插言：
“请委座明示，罗卓英已经到了印度。委座要他回国还是留在那里？”
蒋介石略一思忖，断然说：
“叫他去听史迪威指挥。反正装备也丢光了，回来两手空空。还有那个孙立人，我不放心。”
一架古色古香的镶花木座钟清脆地敲了十一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报告美国客人已经到了山脚下。委员长让大家都到门外去等候，只把商震留下来。
“启予，今后主要由你同这些美国人打交道。”委员长低声嘱咐道，“你要记住，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讲究谋略的。中国有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打败敌人固然可贵，但是兵不血刃就取胜更加不易，这才是军事家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不是军事，是政治。中国是个没有民主的大国，内乱外战不断，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要靠枪杆子做后盾的。我的中央军既不能送给美国人，更不能送给日本人，它们是我将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本钱。你明白吗？”
外事局长频频点头，他完全为领袖的智慧和胸怀所折服。领袖之所以为领袖，就在于他们具有通常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商震出去后，“老草房”经过片刻宁静，山道上有了汽车开近的沙沙声。委员长从窗户里看到，两辆黑色的“福特”轿车一前一后驶近，在石阶下面停住。车门打开，美国大使高斯和史迪威钻出车来。
几乎与此同时，走廊里响起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叩击声。宋美龄仿佛踩着钟点节拍一样分秒不差地出现在客厅门口。这对代表中国最高权力的夫妻相视一笑，男的伸出胳膊，女的亲热地挽住他，然后一同款款地迎出门去。
这一天，黄山别墅的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但是在此后进行的会谈中，委员长遇到了一系列棘手的难题，中美谈判几近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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