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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中日大角逐

第六章 外籍指挥官的悲哀

  夜里11时,重庆黄山官邸云岫楼内,蒋介石身穿宽宽松松的睡袍,在做着晚祈祷。自从与美龄结婚后,他由原先信奉佛教,改换门庭,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晚祈祷是他每天临睡前必须温习的课程。

  昏暗的灯光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圣像跟前,双目紧闭,神情木然,口中念念有词。看来,总司令有满肚子的话要和上帝交谈。

  他在祷告什么呢?

  蒋总司令要上帝帮忙的事太多了。入夏以来,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一夕数惊;长沙会战以失败而告终,国军损失惨重;国内金融崩溃,物价飞涨,怨声载道……—而此刻,最让他食寝难安的是,在缅甸战场,中国远征军败入缅北丛林,中断联系,生死未卜。这数万人马不仅是他的嫡系,也是王牌。他心头一块肉啊!

  这时,侍从室机要秘书毛庆祥走了进来,他向总司令报告:同缅甸方面的电台还是没有联系上。

  总司令“嗯”了一声。

  做完祷告,蒋介石拖着疲倦的身躯进入卧室。他取下假牙,放到床头的一个玻璃器皿,该是睡觉的时候了。但是,重庆的夏夜仍是这样闷热,加上心中烦躁,睡意全无。他在室内来回踱了几步,便坐到那把雕花柚木椅上。他伛偻着身躯,摘下假牙的双颌往里塌陷,象只瘪了气的皮球。在人前,总司令总是威风凛凛,神采飞扬,而更深人静,独自一人时,他也如此苍老、疲惫。他也是个人哟,旷日持久的战争和无休无止的政治搏斗,把他的精力血气快熬干了。他确实疲劳了。

  坐在木椅上,他闭目养神。干涩的手指不停地在圆滑的脑门上摩挲。在剃得光光的脑壳上,他能摸到隆起的一道道坎,一条条棱,他用手轻轻地揉擦,想把它抚平,想让自己的心境入静。可是,他怎能平静?他内心呼唤的是:

  史迪威,你把我的人马带往哪里去了?

  此时此刻,史迪威将军正躺在木筏上,和他的少数随从,沿着亲敦江的支流向印度方向漂去。他仰望满天星斗,在对美国记者贝尔登描绘他决心从印度反攻缅甸的战略构想。

  同时,他怒气冲冲地抱怨说:“要不是‘花生米’在幕后遥控,横加干涉,缅甸之战不致这么惨的。”

  “花生米”是参谋长给总司令起的绰号。指的是,上司那圆溜溜、白里透红,由皮下血管鼓起道道坎棱的光脑袋。

  缅甸战场本来是个热热闹闹,吵吵嚷嚷的地方,加上这样一位对谁也不放心的总司令,和一位谁也不放在眼里的参谋长,就更显得纷乱和嘈杂了。

  对蒋介石来说,缅甸以及通向缅甸的滇缅路是他最敏感的神经,最致命的血管。

  抗日战争打到1942年这个时候,号称千里边关,万里海疆的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一条滇缅路。本来,抗战头几年,中国与盟国的联系尚有4条通道:东边的香港,南边的桂越铁路,西北的新疆,以及西南的滇缅公路。可是,1940年,香港和越南相继陷落。而疑神疑鬼的蒋介石不愿意走西北路线。他害怕苏联在运进军火的同时,把赤化思想也一起运进中国。他曾恼怒地训斥一位热衷于西北运输线的交通部次长,说:“运,运,运,再这样下去,中国都成了赤色世界。”

  因此,从仰光出海的滇缅路,成了中国巨人最后一根输血管。

  挂着星条旗的美国船队一支支开进仰光。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援华物资,在仰光港堆得小山一样。然后,通过滇缅路,运往昆明,运往重庆。

  想想看,中国半壁江山沦入敌手,主要战略物资和工厂,都在沦陷区。况且,国民党军队打仗只有扔枪扔炮的份,没有缴获敌人武器武装自己的本事。枪越扔越少,炮越打越残,国军枪匮弹缺,失血过度,没有美国输血打气,势难维持。

  麻烦在于,缅甸是英国的属地。中国和英国在历史上结怨最多,鸦片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两大民族。英国人习惯用殖民主义者高傲的眼光看待中国,对中国不屑一顾。而在中国人看来,大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成为垂死和没落的象征,英国人现在只配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如何如何威风过。

  中国与英国合作是件困难的事情。在缅甸战场尤其如此。1940年6月,日本扬言,英国如果继续让美援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他们将拿香港和新加坡报复。小日本一句话,把大英帝国吓得直哆嗦。果然,他们不顾中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对,从1940年7月起,封闭了滇缅路。把蒋介石憋得上气不接下气。后来,是日本人当面打英国人的耳光,同年9月日军攻下越南,威胁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英国人恼羞成怒,这才重新开放滇缅路。

  即使开放了滇缅路,英国也不断从中捞油水,刮地皮。去年12月,竟把美国援华的150辆道格拉斯大卡车和一船军火,从仰光港扣了下来;据为已有。

  只不过,拿英国与日本比较,英国是个小偷,日本则是强盗。为了对付强盗,有时要与小偷结盟。中国人这么想。

  联合英国,共同保卫缅甸,蒋介石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41年1月,重庆派出以商震为团长、林蔚为副团长,团员包括杜聿明、侯腾等高级将领的军事考察团,考察了缅甸、印度、马来亚,提出了中英共同防御方案。

  自敦刻尔克大溃退后,英国自顾不暇,无力保卫远东殖民地,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与日本抗衡。因此,英国人响应中国的呼吁,1941年初,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华武官,开始酝酿中英军事同盟。之后,英军驻印度总司令韦维尔上将,驻缅甸总司令胡敦中将,英属新加坡总督波普汉相继访华。英军还装模作样,派出一批军官来华学习游击战术。

  英国人半心半意,骨子里还是瞧不起中国军队;蒋介石却信以为真,跃跃欲试。韦维尔上将在重庆访问的时候,蒋介石曾对他说:

  “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派8万精兵入缅作战。”

  没想到,独眼将军韦维尔,正眼也不瞧他,回答说:

  “如果由华军解救缅甸,实在是英军的耻辱。”

  蒋介石一辈子也忘不了独眼龙这句毒话。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英国人狂妄无知,愚不可及,实不足与之共事。”

  之后,他将商震等人提出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方案束之高阁,并再也不愿意晤见“一身生牛肉味”的英国佬。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已被日本小太阳烧得发烫的亚洲、太平洋地区,一下又增加了好几度,地球的运转好象都加快了。

  太平洋西岸,美国举国上下沉浸在极大痛苦之中,罗斯福在国会大厦发表广播演说,对日宣战。

  太平洋东岸,中国陪都重庆,却一片欢腾。“美国终于和日本打起来了”“日本祸水终于撞向太平洋了”国民党要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珍珠港事件给蒋介石极大的振奋。由于美国参战,他的腰杆变粗,胆子变大了。事件的当天,他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决定对日宣战(中国全面抗战已进行4年多,国土沦陷一半,国民党一直没有正式对日宣战)。同日,他向罗斯福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

  不久,罗斯福、丘吉尔邀集26个国家首脑,举行了历史性的华盛顿会议,会上,美、英、苏、中四国领衔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国宪章》,中国开始跻身于世界四强地位。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当时无以复加的兴奋心情:

  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12月31日,经罗斯福提议;盟军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战区总司令,指挥在中国、越南、泰国的盟军作战。当盟国代表把委任证书送达重庆,请蒋总司令签字时,他的双手神经质地剧烈颤抖,足足有半分钟,才把“蒋中正”三个字写了上去。

  世界大国领袖的地位,盟军战区统帅的头衔,还有那如潮水般涌来的美援物资……珍珠港一声炮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做了多少年的梦如今一个一个实现。如此看来,珍珠港事变的当天,山城重庆那种把别人的丧事当自己喜事欢庆的反常景象,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就在这种喜庆的气氛中,蒋介石将已经搁置了半年多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翻了出来,在重庆与英国政府代表分别签了字。

  磕磕碰碰,别别扭扭的中英军事同盟终于宣告成立。

  中国远征军于是动员,集结,出征。

  蒋介石虽然被封为中国战区总司令,负责中国、越南、泰国战事。但是,在他出任总司令之前,法属越南在日军武力逼迫之下,1940·年9月22日已同日本缔结了“友好条约”。次年12月8日,泰王也同日军订立“城下之盟”。就连中国,也已被日军占去多半。蒋介石实际上只能指挥小半个中国,出了重庆和中国西南一隅,总司令就号令不灵,鞭长莫及了。

  缅甸划归盟军印缅战区,总司令正好是那位蛮横无理、目中无人的独眼将军韦维尔。缅甸的事情,蒋总司令不能过多指手划脚。

  娘希匹,鸦片战争都结束一百年了,难道到缅甸又要让英国佬再骑到中国人头上来?蒋总司令决意不让英国人染指中国远征军。

  权衡再三,蒋介石决定请罗斯福总统给中国战区派来一名参谋长,负责指挥人缅中国军队。他认为虽然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大鼻子,但美国大鼻子比英国大鼻子还要大一号。把远征军交给美国人指挥,在英国人那里才不会吃亏。蒋介石还想到,他这个总司令是罗斯福总统抬举的,请美国人当参谋长,对罗总统是个报答。而且,今后由这位美国参谋长出面替中国要美援,国会山就更容易迈得过。

  蒋介石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造就出来的,他的每一笔买卖,必须有三个以上的赚头。

  蒋总司令把这件事委托给宋子文。这位外交部长现在长住华盛顿,专门办理中美外交。在电报中,蒋介石特别提醒宋子文,想法用什么外交辞令,把如下意思暗示给罗总统:

  请选派一位对中国过去的事不甚了了的人来,以免他用看待旧军阀的眼光,看今日的中国。

  说穿了,蒋总司令要的是一位不必有什么才华,而只须效忠于总司令本人的大鼻子参谋长。

  真是精明过人,滴水不漏!难怪外国人说,蒋介石是20世纪最诡计多端的独裁者。有的外国来访者,看到蒋介石那光溜溜,令人捉摸不透的脑袋,评论说,全世界找不出第二颗这样好使的脑瓜。

  参谋长派来了。

  不过,这是一位蒋介石所熟悉的“大鼻子”。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是一位中国通,除了鼻子是美国式的,一身上下都是中国味。一位东方化了的西方人。并且年龄还比蒋介石大4岁。这与总司令本意完全相悖。

  史迪威将军1883年出生于佛罗里达州,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在此之前,还上过弗吉尼亚军校。从西点毕业后,派往菲律宾美军第二步兵团服务。1911年,他途经中国,在北平住了13天,目睹辛亥革命风暴。他对中国开始产生深刻印象。他把辛亥革命,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相提并论,寄予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潘兴大将率领的美国远征军中做情报工作,踏遍了法国北部地区。1919年至1923年,史迪威第二次来华,充任北京美军语言教官,恰适五四运动,他混在外国留学生队伍中,整天活跃在北京街头。事后,他将五四运动情况,给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很有见地的详细报告,得到上司的赞许。1925年回国入指挥参谋学校,与艾森豪威尔同级。

  1926年至1929年,他第三次来华,任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营长,马歇尔当时任该团执行长。二人从此结下友情。史迪威生性好动,北伐时期,他走遍中国北方数省。时而坐吉普车,时而骑马,甚至还坐过陕北的老牛车。张作霖的奉军、阎锡山的晋军、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和冯玉祥的国民军,都去过,甚至在冯玉祥部队的士兵帐篷中睡过觉。他对中国军队摸得透,对军阀们了如指掌。哪派军阀和哪派军阀有什么宿怨,有什么瓜葛,有什么默契,哪派军阀走的什么路线,以哪个国家做靠山,他都清楚,甚至军阀老爷们个人志趣、传闻轶事,也能津津乐道。

  这就更犯蒋总司令的忌。不过,史迪威对蒋介石本人并无烦言。1937年,史迪威第四次到中国,就任美国驻华武官,不久,爆发卢沟桥事变,国共合作抗日。1939年,史迪威离任回国时,在重庆拜谒了蒋委员长,他同蒋介石夫妇虽然只会晤了15分钟;但会晤是愉快的,互相都留下了好印象。轻易不说别人好话的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

  会晤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蒋介石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

  所以,两年多后的今天,当史迪威的老上司、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把他推荐给蒋介石之前,征求意见时间他:“乔,准备派你去中国,行不行,24小时后回答我。”史迪威当即回答:“乔治,不用等,我现在回答你,行!”很快,“乔大叔”到白宫晋见罗斯福,领受任务。之后,他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卡麦尔城,告别妻儿,背上行囊,戴上那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戴过的战斗帽旷奔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战场。

  2月13日,史迪威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跨越大西洋,在开罗稍作停留后,飞往印度新德里。2月28日,史迪威在加尔各答会见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刚从激战中的爪畦飞回的这位英军统帅,“疲惫不堪,神情沮丧,一副吃了大败仗的模样。”韦维尔丧魂落魄的样子叫史迪威吃惊。东南亚局势不妙,现在该我出场了。史迪威想。

  3月初,缅甸战局吃紧。蒋介石飞至缅北腊戍部署军事。还没有正式上任的史迪威接到蒋介石命令,从加尔各答直飞腊戍,向他报到。3月3日,史迪威从加尔各答登机,向北飞行。穿过印度的阿萨姆邦后,飞机进入缅甸北部丛林的上空。

  透过机窗,远望脚下那片莽莽苍苍,浩浩荡荡的丛林,“真是美极了,气派极了。”史迪威兴奋地说。

  他当时不知道,这就是可怕的野人山。更不可能料想,3个月后,野人山怎样无情地毁灭他麾下的一支支精锐部队。

  在腊戍波特酒家,史迪威会见了蒋介石。作为总司令和作为参谋长的这次会见,甚至比上次在重庆作为国家首脑和即将离任的外国武官的会面更具有礼节性。

  蒋介石的奉化口音很重,说话又尖又快;史迪威竭力捕捉和辨别他说的每一个字,想听清总司令对他有何训示。蒋夫人也从旁帮助,她把蒋介石一些关键性的话,用标准普通话再重复一遍。史迪威这才全部听懂了。蒋介石说,他真诚欢迎史迪威的到来。接着,询问途中天气如何,旅途顺利不顺利,能不能适应远东的高温,甚至问印度的塌塌米床睡得惯不惯。

  然而,他闭口不谈缅甸的战况和史迪威的使命。他们的见面一共只有五六分钟。

  从蒋介石的客厅出来,史迪威看见远征军将官们正守候在楼梯下,等待蒋总司令训话。蒋介石热情地把史迪威介绍给中国将领。机敏的史迪威这时有一个重要发现:站在楼梯下的这帮高级将领,清一色都是嫡系,没有—个杂牌货。在中国的土地上,蒋介石几十年征战,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消灭那多如牛毛的杂牌部队,而在缅甸,他终于建立起自己的一支蒋家军,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站在楼梯上,蒋介石发表了冗长而激越的训词。部将们颌首挺胸,洗耳恭听。

  史迪威被撂在一边。

  午后,蒋介石夫妇登机回国。史迪威奉命随后飞往重庆。

  在北去的飞机上,史迪威十分纳闷:蒋总司令匆匆忙忙把我召到腊戍,就为那几分钟的会见,就为那几句无关痛痒的问候?

  3月6日,在重庆黄山官邸,史迪威晋谒蒋介石。。为了避免在腊戌时那种不着边际的谈话,史迪威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呈上罗斯福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件后,史迪威操着流利的中国话,郑重其事地说:

  “就本人之地位而言,特向钧座声明如下。”

  蒋介石无法适应这种谈话方式!他把看过的罗斯福的信件放下来,抬头扫了史迪威一眼,心想,你是来向我报到呢,还是向我宣布某项决定?他很不自然,很不情愿地向史迪威点点头,示意他往下说。

  “第一,”史迪威象在宣读命令或者外交文本,“本人奉命指挥在中国、缅甸及印度之美国军队;第二,本人奉命监督及管理美国对中国之国防援助;第三,在军事会议中,本人以美国政府代表资格出席;第四,本人为蒋委员长及韦维尔将军之间联络员;第五,管理维持及改善缅甸公路……”

  史迪威有这个头衔,那个头衔,就是不提蒋介石最关心的那个头衔,总司令面有愠色,插断了史迪威的话,问道:

  “余愿悉将军是否为余之参谋长?”

  史迪威立刻挺起胸,回答:“是的。本人为钧座之参谋长,直接接受钧座命令而工作。”

  “将军与韦维尔是何关系?”蒋介石又问。

  “本人不为他工作,唯为他与钧座间之联络员。在中国战区中,钧座为最高统帅,本人为钧座之参谋长。”

  蒋介石脑瓜上的十多道坎坎棱棱鼓得更高了,他在想:哼,你身兼六职之多,是美军司令,还是罗斯福的代表,我怎么指挥你?要是指挥不了你,我怎么能把远征军交给你呢?

  沉默一会儿后,蒋介石缓缓说:

  “将军,关于你作为战区参谋长的具体事务,你去和何应钦及商震洽商吧。”

  说完,蒋介石把史迪威打发走了。

  3月7日一天,蒋介石再不露面。史迪威一到重庆,就落入云里雾中。他不知道蒋总司令到底怎么啦?

  关于远征军指挥权,总司令与参谋长在无言中僵持着。最后,日本人出来说话了。3月8日,日军攻占仰光。蒋介石慌了神,当天晚上召见史迪威,笑吟吟地对他说:

  “将军,入缅华军归你指挥。”

  3月10日和11日,蒋介石又两次召见史迪威,总司令反反复复地说:

  “史将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第5、第6军为国军精锐,苟或败北,不仅缅甸反攻无望,即中国战场欲发动反攻,亦不可能。此次作战,不属二三军之效果,足以决定军心之振颓,影响全国人民心理。胜负在此一举矣。”

  他还提醒道:“3月10日是日本陆军节。日军攻下仰光后,气焰甚盛。我应视敌人兵力大小决定我是否反攻。若敌兵力小,我可即行反攻;若敌在两师以内,我仍可反攻;若有三师,则我反攻不易。故第5军主力仍应在后方集中。”

  蒋夫人惟恐史迪威不能领会总司令深意,再三嘱咐道:

  “小心谨慎,千万千万。”

  蒋介石犹犹豫豫,吞吞吐吐,欲纵还擒,好不容易把远征军指挥权交到史迪威手里。史迪威怕夜长梦多,3月11日,下午,匆忙离开重庆,飞往缅甸前线。

  史迪威把自己的总部设在梅苗一座浸礼教传教士的红砖楼内。他雄心勃勃地打算,从这座古老的建筑物里,通过无线电指挥中国军队,挡住日军进攻,挽救滇缅路,挽救全缅甸。

  而实际上,缅甸已经在劫难逃。

  早在2月底,英军在缅甸仅有的两个步兵师中的第17师,在仰光以南被日军歼灭。3月8日,日军不费吹灰之力,轻取仰光。此时,英军在缅甸兵力,只有步兵第1师,和从中东匆匆赶到的装甲第7旅,以及从印度调来的三个步兵营。

  印缅战区统帅韦维尔在给丘吉尔的信中,描绘了缅甸战局的可怕前景:

  倘若日本坚决进攻,我认为我们不能指望久守缅甸。许多部队仍旧缺乏装备,下缅甸的经验还使他们动摇。余下的几个缅甸步枪营能起多少作用,很可怀疑。炮兵不多了。目前,再要切实增援是办不到的。中国方面的合作,并不容易。他们怀疑我们的战斗力,有退缩倾向。他们对抗日军的丛林战,能否比我们现在打得更成功,尚难肯定。

  于是,丘吉尔把因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出了名的亚历山大上将,派到缅甸,收拾残局。

  英国人已经准备撤退,史迪威蒙在鼓里,还在高喊进攻。

  在梅苗,史迪威见到亚历山大。英国人对一个美国将领,手中并无一兵一卒,却要担当挽救缅甸的重任,感到可笑。史迪威则告诉亚历山大,他打算用中国第5军和英军一道,发动强大反攻,夺回仰光。亚历山大笑吟吟地表示赞赏。

  史迪威的反攻计划遇到很大的麻烦。一面是日军进攻的强大压力,一面是中国将领的坚决抵制。他的命令在他的主要执行官杜聿明那里常常通不过。史迪威要求新22师火速增援同古,但该师却“在火车上不可思议地拖了四天”。史迪威发出的进攻命令,经过杜聿明和部将讨论后,总能找到各种借口给顶回来。

  史迪威不知道,蒋介石给他的实际是一颗橡皮图章。他不知道,在他就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的那天,曾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插曲:

  那天,在梅苗,他把自己的总指挥部安顿好后,去拜访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并自称是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官。史迪威走后不久,杜聿明也以同样身分,拜访这位总督大人。总督瞪着蓝眼睛,大惑不解。杜聿明解释道:“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当是让他指挥军队,其实,并非如此。”听罢,缅甸总督掩口而笑。

  这位美国将军不是傻瓜,他很快发现缅甸的仗,实际上是蒋介石直接指挥杜聿明打的,他的前线总指挥不过挂名而已。同古失守后,史迪威气冲冲地从缅甸飞回重庆,对蒋介石大发其火:

  “钧座委我缅战指挥之责,而不予指挥之权,无权何以为将?无权何以尽责?”

  从来没人敢在蒋介石面前这样毫不掩饰地伸手要权,总司令自然有总司令的威严,只见他板着面孔,冷冷地说:

  “将军言之差矣,我为战区统帅,无不可过问之事。你是我的参谋长,不是太上参谋长!”

  史迪威干脆撂挑子:“既然总司令事必躬亲,依我看,参谋长一职可以勾销。”

  你一言,我一语,俩人各不相让。

  蒋介石毕竟圆滑,要是和自己的僚属顶牛,那就没本事啦!顿了一顿,总司令转而和颜悦色地说:

  “将军求战心切,肯于负责,我已深知。不过,我过问前线战事,实亦一片好心。我平素指挥作战,惯于用电话与前线将领联系,必要时,不分昼夜。如此,可依将领习性及能力,纠正其错误。中国抗战能支持至今,此实为一重要原因。”

  “原来是这样!”史迪威嘿嘿一笑,笑得很刻薄,很冰凉。他自己心想,总司令,你说的全错了。中国抗战之所以一败再败,原因正是你专断独裁,插手过多。现在,在缅甸战场的日军,全是从中国战场调过去的。18师团打过上海,33师团占过南京,55师团陷过华东,56师团则是从华南调到马来亚,再开到缅甸来的。要是中国战场打得好一点,何须缅甸作战?

  蒋介石似乎也感觉到一下难以说服自己的参谋长,便叹了一声,说:

  “要是我能写英文,那就好啦!这样,我可以直接与将军函商军情,再不用假手他人。以往你我间疏于直接联系,实因文字之障碍。”

  蒋介石满是假牙的嘴,说不出一句真话。其实,史迪威精通中文,在天津美军兵营当过汉语教官,普通话比蒋介石讲得还标准,汉字写起来也龙飞凤舞。蒋介石要与他联系,根本用不着写什么英文。见蒋介石故意和他兜圈子,史迪威极为不满,他直截了当地说:

  “既然你我之间诸多不便,钧座还是另派一位方便的人去缅甸为好。我在重庆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办,比如管理美援、训练部队等等。”

  史迪威一提美援,蒋介石心里就发汗。他什么都不怕,就怕断了美援。美援掌握在史迪威手里。最近,蒋介石想向美国要500架战斗机,正需要史迪威替他说话呢。眼前这位美国-佬,他得罪不起。

  “这,怎么可以呢?将军,这,太不合适……”蒋介石竭力装出笑容,想给自己找个合适的台阶。

  宋美龄走进来了。

  她总是在蒋介石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身边。

  蒋夫人春风满面,娇小动人。在蒋介石那充满坎坷、大起大落的一生中,蒋夫人运用一种奇特的力量,于顾盼流传之间,曾帮他度过多少难关,为他争取到多少朋友!要是没有夫人从旁相助,蒋介石一生历史恐怕是另一种写法了。现在,蒋夫人款款走到史迪威跟前,笑容可掬地说:

  “史将军,你瞧,外面阳光多好,我们到花园散步去,别在这磨牙斗气,走。”

  史迪威将军无法拒绝她。

  果然,在明丽的阳光下,清爽的春风中,总司令和参谋长和解了。

  “我总是个老毛子吧!”史迪威设身处地地说:“不能奢望全权指挥如此庞大的华军,不过,我倒希望单独拨出一支小部队,一个军,一个师都行,由我指挥,按我的计划办。”

  “不,不,”蒋总司令赶紧说,“你还是做你名副其实的总指挥官。”

  “即使总司令把远征军都交给我,我也指挥不动啊!象杜聿明这样有才华、有个性的将领,不是我能驾驭得了的。”史迪威看准火候,得寸进尺,想乘机排挤杜聿明。

  “我把罗卓英派去,他会同你很好合作的。”蒋介石继续退让。

  “史将军,还有什么困难吗?我可以作你的后盾。我在战线的另一端支持你。”蒋夫人将一束玫瑰花递到史迪威手里,爽朗地说。

  “夫人,我愿意效劳。”

  史迪威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有了笑容。

  多半是蒋夫人的主意,4月7日,蒋介石夫妇亲自把史迪威送回缅甸。新任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随同前往。在腊戍,蒋总司令主持军事会议,当着全体高级将领的面,郑重确认史迪威指挥职权,总司令宣布道:

  “第一,余委托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入缅华军;第二,罗卓英服从史迪威,杜聿明服从罗卓英;第三,史将军有权奖罚军官;第四,与英军联系由史将军洽商。”

  这回,乔大叔该满意了吧!

  史迪威的日子是好过多了。

  罗卓英乐意执行他的命令。他再也不用为一个指示,在电话中同杜聿明三番五次地商量、辩论,以致吵得脸红脖子粗。有什么决定,史迪威便告诉罗卓英,由罗卓英直接下达给杜聿明。杜聿明可以顶撞史迪威,但抵挡不住罗卓英。罗卓英是蒋介石亲自派来的,又是陈诚手下的干将。杜聿明变得顺从多了。他只能在心里埋怨蒋介石糊涂,骂罗卓英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

  罗卓英祖籍广东大埔县渔洋坪村,幼年过继给叔叔,家境贫穷,耕读并作。1919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同班。由于出身清苦,履历坎坷,罗卓英工于心计,多谋寡断,甘愿以别人旨意为旨意。正愁权柄旁落的史迪威最喜欢他这一点,觉得罗卓英是个“很招人喜爱的人物”。而罗卓英的想法是,史迪威身后是美国大老板,军火装备有的是,乘这个机会把部队好好装备装备。他毕竟是个外国佬,兔子尾巴长不了,他一走,远征军就不是我的啦!

  4月的头半个月,缅甸战场的战争机器运转得比较顺当,统帅部里争吵的电话比较少。从重庆方面传来的“手令”、“急电”也少多了。仁安羌一仗,给战局注入生机,缅甸战场天气晴好。

  这段时间,史迪威心情舒畅,胡子刮得满干净,食量也有增加。他常常自己开着吉普车跑到前沿阵地,对士兵们说:进攻,进攻,即使防御的时候,也要想到进攻。回到指挥部,他则一个人边玩着扑克,边浏览战报。

  4月下半月,形势逆转。平满纳会战陷入危机。

  平满纳在史迪威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不仅仅因为这里战略地位重要,而且,自同古弃守,回重庆讨到兵权后,他便开始苦心经营平满纳会战。这是他作为远征军总指挥官独立设计的重大作战计划。

  现在,眼看会战成为泡影,史迪威的心境一下又到了伏天。他连忙调兵遣将,更变部署,设防线,补漏洞,拆东墙,补西墙,搞得他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这时,接二连三地发生让史迪威心烦的情况,过去一直归史迪威指挥的美国第10航空队,突然被调到欧洲,支援英军作战。史迪威一直指望这支航空队在缅甸战场提供空中支援。此事还表明了美国对亚洲战场的轻视,史迪威对此感到恼火。

  由于缅甸战场出现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史迪威刚刚建立起的权威,在中国将领中又开始下跌。他的指挥棒又不灵了。有一天,史迪威命令新22师的一个团占领沙斯瓦阵地,填补英军撤走后留下的缺口,团长推说这也不行,那也困难,史迪威气得把枪拔了出来,才把他逼了上去。杜聿明这时又变得强硬起来,连罗卓英也对付不了他。

  史迪威想起重庆,蒋总司令肯定又在插手了。

  他的猜想很快得到证实。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信很短,但等级很高,特急,绝密,还加了火漆。史迪威从来不大在乎总司令的信,因为他根本不欣赏总司令的指挥才能,认为蒋介石的军事视野是相当可怜的,耍政治手腕可以,搞军事完全外行。但是,这封短信却引起他的高度注意,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信中,蒋总司令命令他:“给每四个士兵发一个西瓜。”

  史迪威气得脸色煞白!

  在战局动荡,全军陷入困境的严重关头,总司令还用这种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琐事分散前线指挥员的注意力,干扰他的决心。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史迪威过去就瞧不起蒋介石,现在更把他看得一文不值。骂他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还把这件事,作为蒋介石腐败无能、又想独断专行的证据,报告了美国军事当局。

  听说史迪威拿那封信大做文章,在重庆,蒋介石也勃然大怒。做统帅的体恤下情,关心士兵,有什么错?我管大事,掌大权,他史迪威跟我大吵大闹,说削了他的兵权。现在我过问小事,他也发雷霆。还让不让我说话?部队是他的,还是我的?蒋介石一开始就不放心史迪威,担心他是来夺兵权,要让中国改变颜色的,现在更骂他“拿中国军队当雇佣军”,是个“可恶的殖民主义者”。

  关于西瓜,本是件小事。拿它和一场战争比较,简直小到不能再小了。但是,在缅甸这场特殊的战争中,在缅甸作战面临危局的时刻,它却导致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矛盾的总爆发,双方都从这件事中找到否定、诋毁对方的理申,成为互相攻击的炮弹,造成了破坏性的严重后果。

  “西瓜事件”不仅影响了蒋史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了缅甸作战的进程,甚至给中美关系投下一道阴影。

  缅甸作战已经没什么指望了。

  4月20日,日军攻占平满纳。55师团师团长竹内宽中将和18师团师团长牟由口中将一齐登上高高的城墙,相互握手祝贺。日军官兵向着日本方向,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旋律在天空喧嚣震荡。

  中国远征军官兵垂头丧气地向北撤退。

  由于对史迪威的彻底失望,蒋介石此时已更多地通过军委会滇缅参谋团团长林蔚,指导缅甸作战。

  史迪威则认定缅甸作战,已成败局。此时,坐在自己那又矮又小,又闷又热的行军帐篷里,他已经在独自构思重新打回缅甸的计划。面对着一张皱皱巴巴的作战地图,他的目光在寻找印度。他打算,利用密支那机场,把中国远征军的部队空运到印度,在那里彻底改组和严格训练,然后,从印度打回缅甸,报仇雪恨。他接到马歇尔的通知,空运部队的25架C47大型运输机已在印度待命。

  但是日军战略目标之恶毒,战术动作之神速,出人意料。日军先是飞兵腊戍,切断远征军后路。接着,兵分两路,夹击中央,瓦解曼德勒会战计划。转瞬间,日军又轻取密支那,使史迪威的空运计划破产。最后,日本军队把中国远征军一步步逼进野人山。

  唯有英军一直按照既定计划行事。4月30日,在曼德勒签署了总撤退命令后,亚历山大一身轻松。丘吉尔派他到缅甸的使命,就是利用中国军队,掩护英军撤退。现在,他的使命圆满完成。分手之前,亚历山大去见史迪威,英国人笑眯眯地说:

  “阁下,在缅甸,我们合作得很好。我期待着再次合作。”

  史迪威瞪了他一眼:“这样的合作,难道一次还少吗?”

  次日,亚历山大领着自己的千军万马,从预先准备下的公路,退向印度;史迪威也只好带着百余名随从,沿着山间小道,匆忙向印度败走。

  夏天的重庆,闷热难挨。即使在林木葱茏,江风轻拂的黄山官邸,蒋介石也备受酷暑煎熬,通体上下,就连最凉快的地方——光秃秃的脑门,也沁出点点汗珠。

  中国远征军数万精兵,陷入缅北丛林,音讯全无,生死不明,为古今战史罕见。

  我蒋某人,要为兵家留下笑柄罗!

  蒋介石天天呼唤着史迪威;诅咒着史迪威。

  直到6月份,才接到美军驻华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中将转来史迪威的电报,大意是:

  史迪威一行百余人,正在徒步向印度前进。中国远征军也撤向印度。现在部队化整为零,由小单位统率,毋须以命令指挥。

  看罢电文,蒋介石气得浑身哆嗦,头上青筋暴突,上下假牙咬得咯咯作响。史迪威是我的参谋长,我以大军相托,打了败仗,竟不顾部队,只身逃跑;娘希匹,崽卖爷田心不疼。你自己逃到印度,我且不说你。通天大事,你不直接请示我,反向马格鲁德报告,眼睛里还有我吗?

  蒋介石越想越气,提笔在电文上恶狠狠地批道:

  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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