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经过紧张拆卸，第一批机器终于装船启运。
开船之前，工厂在武昌码头举行隆重的上路仪式。有人专程从荆州请来一尊关帝神像护航，左有黑脸周仓，右有白脸关平，张松樵率领一干工厂主事，燃起香烛来行磕头大礼。
仪式完毕，上百条木船相继离港，浩浩荡荡溯江而上，占据很大一片江面，造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景象，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看。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裕华纱厂率先撤退的行动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人们惊讶之余议论纷纷各说不一。有人猜测说，既然中国飞机空袭日本，取得伟大胜利，前线捷报频传，保卫大武汉宣传得轰轰烈烈，为何在湖北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裕华纱厂偏偏选择此时搬迁？迁厂有何政治背景，是否得到来自上层的某种消息？此举是否一个信号，表明前线形势不妙，当局已经或者即将放弃武汉？
市政当局大为恼火，他们派人来张贴布告，宣布所有撤退行动都须经过批准，属于“战略行为”。工厂不得私自搬迁，违令者将以“破坏抗战罪”没收财产。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舆论沸沸扬扬，工厂搬迁工作被迫停止，码头上机器堆积如山。好在第一批船队已经驶离武汉地界，正在浩浩荡荡地往上游进发，张松樵得报后感到一丝欣慰，他指示肖老大说，这是工厂的火种，你要给我看管好机器，有了它们裕华纱厂才不至于全军覆没。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松樵从工厂搬迁那一刻起，他的个人抗战就已经打响了。
２
“五·一九”中国飞机空袭日本之后，日军一个阴险的秘密报复计划被命令付诸紧急实施。一个皓月当空之夜，两架携带炸弹的日本海军战斗机从停泊在长江口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沿着长江航道向华中腹地偷偷飞来。
这是一次被称作“约定暗杀”的夜间袭击。
敌机在目标区域上空开始降低高度耐心盘旋。
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仅仅几分钟后，珞珈山下果然升起汉奸的信号弹来，日本飞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飞行员早已瞪大眼睛虎视眈眈，只等信号弹出现立刻锁定目标发动攻击，这就是里应外合的所谓“约定暗杀”战术。
目标就是隐藏在丛林中的蒋介石东湖官邸。
东湖官邸四周均属军事禁区，戒备森严难以接近，而且背山靠水古木参天，就是大白天飞机也难以发现目标。日本人事先派出汉奸潜入树林里埋伏起来，这些中国人的败类趁黑夜里应外合，用信号弹编织起一张暗杀的阴谋大网来。
敌机呼啸而至，把两颗重达五百磅的高爆炸弹先后投向目标，日本飞行员亲眼看见炸弹爆炸的巨大火球撕碎黑暗的大幕，随后开始猛烈燃烧的树木就像火炬一样映亮夜空。日本强盗确信偷袭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于是得意洋洋原路返航。事实上，敌机偷袭确实给地面造成很大损失，一颗炸弹击中东湖官邸的草坪，冲天而起的爆炸气浪摧毁了一幢精致小楼，掀翻假山和喷水池。
另一颗炸弹击中车库，引燃一场大火。
负责实施“约定暗杀”的日本海航司令部获得偷袭成功的暗号后一片欢腾兴高采烈，他们相信蒋氏夫妇已经在劫难逃。日本舰队司令更是立即给东京打电报，向海军大臣报告喜讯，称蒋介石“十有八九已经在我英勇战机打击下丧命”。日本内阁成员都在第一时间得悉来自中国前线的军事报告，他们连夜紧急会晤，磋商如何处置发生这个重大事变后的支那（中国）形势。
３
汪精卫是在天亮之后才得知东湖官邸遭袭的惊人消息的。
当国民党中宣部长周佛海跌跌撞撞地冲进客厅，把这个未经证实的爆炸性新闻向他报告时，汪精卫蜷缩在沙发上的身体短暂地僵硬了几秒钟，然后猛然绷直，好像遭开水烫了的大虾一样。他一迭声地问周佛海：真的真的真的……吗？好好！
对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议会议长汪精卫来说，东湖官邸挨炸无疑是个天大喜讯，让他重新看到登台执政和接管权力的曙光。自从日本内阁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即第一次近卫声明）之后，他读解日本对华政策的背后含义是，日本人已经彻底排除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性，决心置这个铁腕的中国统治者于死地。
汪精卫在屋子里急速走动，试图从一团乱麻的脑袋中整理出头绪来。首先他清楚自己上台执政决不会一帆风顺，阻力和挑战将会来自那些军方实权派人物，手中掌握军队的黄埔系将军们肯定不会欢迎他上台，他们将会成为他通往权力宝座上的最大绊脚石。其次还有党内持不同政见的元老人物和各派政治领袖，这些人都不会轻易对他俯首称臣，他们无疑会给他制造很多麻烦和障碍。但是已经看见曙光升起的汪精卫信心百倍，他并不十分担心这些对手和政敌，因为他相信除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实力，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政治盟友将会坚定地站在他一边，这个盟友就是日本人。日本人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因为只有他才是中日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最佳人选，只有他才能把“中日亲善”的事业推动下去。但是胃口很大的日本盟友将会提出什么苛刻条件来，中日战争如何收场，今后中国政府怎样应对战败国的从属地位等等他一时心中无数。
站在一旁的宣传部长小心地提醒他，应当考虑召开中政会，以最高领袖的名义控制政府和军队。汪精卫这才如梦初醒，开始着手拟定接管权力的方案。他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赶快核实空袭消息，查找蒋氏夫妇下落，并且一定要找到尸体，哪怕烧成灰也要验明正身。接着他又指示秘书曾鸣久草拟一份《告全党全国同胞书》，准备一经证实蒋氏遇难的消息立即向国内外发布，防止军队阴谋政变夺权。他还频频召见心腹部下，商议未来的政府组阁方案。
不久派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说，东湖官邸已被宪兵严密封锁，任何人不得靠近，就是汪副总裁亲往恐怕也难以进入。此时与委员长侍从室的联络也已中断，无论中央要员还是军队将领俱无从得知委员长下落，而戴笠指挥的军统局和蓝衣社特务则如临大敌倾巢出动，武汉三镇武装军警的身影四处密布，警笛尖啸之声不绝于耳。一时间社会上谣言蜂起，小道消息沸沸扬扬，有说军队里出了内奸，领袖夫妇已经不幸遇难；有说殡仪馆里停放好多具棺材灵柩，上面一律覆盖国民党党旗；还有说东湖官邸已经夷为平地，有人亲眼看见一具很像委员长的尸体被人抬出来，如此等等，总之活灵活现不一而足。
种种迹象表明，蒋氏夫妇这回的确出了大事，否则以铁腕人物的性格，他决不能容忍外面闹得沸反盈天而一声不吭。于是汪精卫再也坐不住了，立即驱车赶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他相信中国历史的马车已经来到一个刻不容缓的十字路口，如果蒋介石已死，他那些掌握大权的亲信死党如宋氏兄妹、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陈诚以及戴笠等等是决不会主动交权的，他们会使出一切手段来封锁消息，挟天子以令诸侯。汪精卫决不能受制于人，他必须抢先行动，将局势和主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他以副总裁身份召集中政委紧急开会。这一回中执委很快到齐了，他们自然都听说东湖官邸被炸的惊人消息，但是却无人知道蒋氏夫妇的下落，因此都把目光集中在会议最高召集人的汪副总裁身上。汪精卫感受到众人目光的分量，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近一个期盼已久的历史角色，他将亲手翻开中国当代社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崭新一页。他沉住气，先让周佛海宣读《告全党全国同胞书》，然后以一种略略沙哑的声音说：诸位同志，在这个举国悲痛的时刻，让我们先来做一个举手表决……
话音未落，他看见与会者的目光仿佛被一根钢丝拉直了，全都离开他被牵往身后某个地方。当汪精卫莫名其妙地转过身来，那份准备好的腹稿立即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抹得干干净净，他看见会议室装饰精美的大门被人推开，一个熟悉的光头人影像棵白杨树那样笔直地站在门口。
４
其实无论蓄谋已久的日本人还是居心叵测的汪精卫都不知道，当“约定暗杀”的炸弹从天而降的时候，蒋介石夫妇正在一架秘密飞往重庆的专机上。
由于豫东失败已不可逆转，武汉局势骤然严峻起来，大本营事先担心的最坏结果到底出现了，武汉事实上已经处于两支日本大军南北夹击的巨大威胁之中。因为首都南京陷落之后国民政府机关、内迁工厂、学校和百万难民全都滞留武汉，一旦形势危急根本无法撤离。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不是大本营行动迟缓，或者对战场形势盲目乐观贻误了撤退时机，而是地方政权反对中央入川。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确定一旦南京失守即以重庆为“陪都”，坚守四川大后方抗战的战略方针。中央决策得到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将军坚决拥护。刘湘代表七千万川人表态：坚决拥护中央抗战，欢迎中央随时入川，川人为四川有幸担当救国救亡的重任而无上荣光。
四川服从大局，支持中央抗日，为全国做出表率。刘湘将军还亲率两个集团军开出四川，身先士卒抗战救国。不幸的是，刘将军积劳成疾，于１９３８年初病逝武汉，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刘将军猝然去世给群龙无首的四川局势带来意外变数。
首先是蒋介石看准时机下手夺权，迫不及待地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引起轩然大波。四川各界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川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拒绝中央任命，并作出武力抗命的强硬姿态来。同时四川各地民众群情激奋，纷纷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四川局势顿趋紧张。
四川本来是个几近封闭的独立王国，各路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除“四川王”刘湘之外还有“川西王”刘文辉、川北邓锡侯、川东杨森、潘文华等等，他们对于蒋介石借抗战之名行吞并四川之实早有警惕，于是联合起来进行抵制，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和阻挠中央入川。更有多支川军队伍奉命开赴万县、奉节，封锁三峡航道，严防中央军强行入川。
这就是国民政府何以迟迟未能入川的原因。
身为统治者的蒋介石岂能不知道后院起火的严重性，如果四川坚持不肯让步甚至哗变，全国抗战就将演变成一场内战。一旦日军进攻武汉，中央政府将落得一个无路可走和丧家之犬的地步，“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于是委员长被迫对川人做出重大让步，同意“川人治川”而非中央治川。他先在武汉紧急召见邓锡侯、王陵基、唐式遵、王缵绪等四川头面人物，宣布对各路诸侯和川军将领封官晋爵，师长提升军长，司令加封行署主任，即使对于原先坚持不予承认的西康建省一事也不再反对，以换取“川西王”刘文辉对中央入川的支持。最后在关键的省主席人选上几经周折，蒋介石同意撤销任命，由川人王缵绪代理省主席。
委员长的“绥靖”政策终于大见成效。川人如愿以偿，风波暂时平息，各路诸侯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入川抗战，大后方城门洞开，这就是此次蒋介石入川视察的原因。
委员长的飞机只在重庆停留数小时，他的秘密视察标志着中央入川的战略计划正式启动。当一封东湖官邸遭袭的急电送到委员长手中时，据说他冷冷一笑，对夫人说了一句话：大令，看来我们得学习走山路了。
蒋介石在武汉公开露面好像一只大手，立刻将那些漫天飞舞的谣言赶走，平息空穴来风，同时也宣告日本人“约定暗杀”的阴谋彻底破产。抗战八年，日本人策划过多次不成功的暗杀行动，夜袭东湖官邸只是其中一次。特务头子戴笠指挥军统特务倾巢出动，紧急围捕潜伏地下的敌特汉奸，短短一个月，武汉地区破获多个日本间谍网，逮捕和枪毙汉奸特务多达百余人，但是大后方敌特汉奸制造的破坏事件还是屡有发生。
５
香港皇家大道。
这条大道两旁均以十九世纪欧洲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为主，其中一幢据说曾经是英国贵族的豪宅，那些制作精美的雕花栏杆、高大门廊和紧闭的橡木大门无不透露出昔日房主的华贵气派。后来故人远去，豪宅也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房产几经易手，如今在市政当局登记的房主是一个名字叫做伊藤芳男的日本商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恍然大悟的英国当局才知道原来这座楼房是一个代号叫做“帆”的日本间谍机关。
１９３８年春天，一个头戴鸭舌帽的中国男人走近“帆”机关的大门口，他警惕地四下张望，确信身后没有被人跟踪，这才轻轻拉响老式门铃。
门框上方出现一双警惕的眼睛，经过仔细盘问，来客被放进大门，领进一间会客室坐下来。客人似乎并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抽着香烟，目光淡定地打量四周，表情沉着自信，表明他不是一般身份的访客。
原来他是国民政府的秘密谈判代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战后披露的文件表明，抗战以来外交部一直致力于同日本方面秘密谈判，高宗武就是中日和谈的核心人物之一。一些至今仍然难以解开的历史谜团是，高宗武究竟奉谁之命行事，蒋介石还是汪精卫？谈判代表后来何以一头跌进日本人怀抱，成为著名的铁杆汉奸？有学者认为高宗武先是奉蒋之命谈判，后来投靠汪；也有认为高宗武本来就是汪派分子，“明蒋暗汪”。还有人提出历史新解，说高宗武其实是奉蒋之命投靠汪，是个双面间谍。
总之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此时徐州前线激战正酣，高宗武亲自登门拜会伊藤先生，是奉命向日方提出一个口头建议，那就是国民政府希望委派一位特使秘密访日，并向日本内阁转达中方有关停战的最新和平方案。
伊藤是个小个子日本人，他听完来客的外交辞令之后没有直接答复，而是提出一个疑问。他说：高先生能否告诉我，这位尊敬的特使先生是谁？
高答：就是在下本人。
伊藤又说：请问特使先生究竟奉谁之命行事呢？
高宗武正色道：本人奉国民政府命令行事，难道伊藤先生认为还不够明确吗？
日本人狡黠一笑说：哪个国民政府，蒋先生？还是汪先生？按照你们说法，军人派，还是议会派？
高宗武回答：本人被授权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无关哪党哪派。
日本人说：本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会把这个消息尽快转告国内，请阁下耐心等候答复吧。
高宗武当天即将这一重大外交动态通报武汉，外交部认为中日和谈将有新的进展，不免抱有乐观幻想，更有一些“和谈派”竟迫不及待地提出“暂时休战”的荒谬主张。但是许多日子过去，日本方面音讯全无，高宗武再次前往“帆”机关求见伊藤先生，不料这回却吃了闭门羹，侍者回答伊藤先生回国去了。
原来天有不测风云，徐州会战之后，日本大本营决心以武力消灭国民政府，“帆”机关奉命关闭谈判渠道。
碰了一鼻子灰的中方谈判代表无计可施，既然日本人不愿谈判，谈判代表的外交使命也只好到此结束。仍不死心的高宗武多次派人打望消息，均无功而返，无奈之下的他只好打点行李，准备离开香港打道回府。
６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豫东战败消息很快被披露出来。
连日来，武汉报纸纷纷刊登来自豫东前线的记者报道，有记者称，昨晚最后一列运载伤员的列车通过之后，随着一声巨响，开封铁路桥被炸毁，至此陇海铁路郑州以东运输全线中断。有记者从黄河水利局官员口中得知，因为形势紧张，每年例行堤防加固工程已经奉命停止，民工遣散回家。还有记者采访开封守军某师长，该师长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与敌决战，誓与开封城共存亡。许多记者亲眼所见，大批从豫东逃出来的难民已经拥入郑州、洛阳，有确切消息称，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商丘、民权、兰封等地，正在逼近开封，云云。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军方发布的战报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比如某地激战歼敌多少多少，敌精锐师团如何被击溃，但是不久即传来该地沦陷的消息，弄得人们不得不怀疑所谓大捷是否真有其事。又比如豫东前线果如军方宣称那样打了大胜仗，国军正在乘胜追击，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兰封会战真的像蒋委员长所说“活捉土肥原”和“消灭第十四师团”，那么陇海铁路何以要自毁桥梁？豫东何以被敌人占领？地处后方的守军何以要发出“与开封城共存亡”的铿锵誓言来？
一再失望的国人终于幻想破灭，感到受了欺骗，于是一些进步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穿军方谎言。他们手中握有记者从前线发回来的战地调查和访谈，有豫东会战失败的铁证，还有国军正在溃败，大片国土正在沦陷的事实真相。他们痛心疾首地质问政府，如此屡战屡败之军队，如此兵败如山倒之将领，何以担当卫国御敌之重任？如此只会以谎言蒙蔽大众之政府何以取信于民，何以领导四万万民众奋起抗战收复国土？
失败消息如同一根导火索，将民众心中积蓄太多的失望、愤怒和抗议引爆。社会各界如梦初醒，人们从一场虚幻的胜利中看清事实真相，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军方越是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应，政府越是报喜不报忧，前线的失败就越是激怒民众，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武汉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声讨国民政府，要求公布战败真相，检讨战败原因，追究责任，严惩那些临阵脱逃和贪生怕死的将军。还有许多激进党派团体、大学生和民众组织上街游行，他们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委会示威，发表言词激烈的演讲，“打到卖国贼！”“抗日无罪！”“还我河山！”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面接见民众代表，他当场允诺三件事：第一，调查战败真相。第二，严惩战败责任人和将领，无论是谁绝不包庇姑息。第三，改革弊端重重的军方新闻官检查制度，由中宣部领导报纸新闻检查。
全国声讨浪潮令蒋介石焦头烂额处境被动，他不得不作出前所未有的姿态来检讨豫东战役，以平息舆论和渡过这场由战败引发的政治危机。他宣布对战败的各级黄埔将领进行严厉处分；总司令薛岳上将被记大过一次，降薪三级；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中将、装甲兵指挥官邱清泉少将皆因作战不力被撤职，调往他用；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中将被降职使用。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中将则以“临阵脱逃罪”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另有多名旅、团长亦被撤职查办。
事实上蒋介石上述严惩只是做个姿态而已，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打败仗绝非个人原因所致，也不是哪个将军没有尽力，“非不为，乃力所不逮也”。但是身为统帅的他必须要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替领袖平息众怒，难道要由他蒋介石来承担战败罪责么？
我们看到，宋希濂在随后进行的武汉会战中英勇作战，阻滞日军进攻，受到通电嘉奖，提升集团军副总司令。薛岳在三次长沙保卫战中大败日军，成就一代抗战名将。邱清泉则率部参加著名的昆仑关大战，此役中国军队出动空军、坦克和步兵相配合大败日军，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取得为数不多的经典性进攻战之一。桂永清则积极发挥外交才能出使欧洲，后来官至海军总司令。只有龙慕韩没有获得赦免，最终沦为豫东战败的替罪羊。
７
一队汽车悄悄驶进武昌红山陆军监狱。
这是一个初夏之夜，地处郊外的监狱分外寂静。身穿青布长衫的蒋介石从车内走下来，被人领进一间单独的囚室里。他看见在一盏闪动着昏黄光线的马灯下，一个坐姿端正的人正在捧书夜读，他就是沦为死囚的前陆军中将龙慕韩。
犯人蓦然回首，不觉大惊，连忙起身立正。
校长目光威严，默默注视这个昔日的得意门生，如果此刻龙慕韩意志软弱，像个胆小鬼那样喊冤叫屈痛哭流涕，校长肯定拂袖而去，因为贪生怕死的学生根本不配他亲临探视。但是他面前的学生依然站得笔挺浩气长存，体现视死如归的黄埔精神，令他不由得心情复杂感慨莫名。据说蒋介石曾经再三犹豫，最终还是没有赦免龙慕韩的死罪。从今天所能找到的一切材料来看，所谓“临阵脱逃”的罪名大有值得推敲之处，如果师长龙慕韩不是英勇作战，第八十八师何以收复兰封，并且一度取得的辉煌战绩从何而来？如果龙慕韩是个不堪造就之才，蒋介石何以亲自提名把他留在人才济济的黄埔军校当总教官，后来又提升陆军中将，把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王牌部队交给他指挥呢？相信龙慕韩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知遇之恩，他有可能或者说胆敢畏敌如虎擅自逃跑吗？
据《中原抗战——前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一书多处提及，薛岳、桂永清、宋希濂等人均替龙慕韩求情，恳请蒋介石刀下留人。但是“蒋介石不允”。
换个角度看，“蒋介石不允”并非不允，乃身不由己也。蒋介石更有自己的难处，他要公开向全国显示其公正性，就必须严惩黄埔亲信，为战场失败找个说法。政治斗争终归要付出代价，“两害相权择其轻”，龙慕韩怨不得别人，也非校长对学生有何偏见，相比于薛岳、桂永清、邱清泉、宋希濂等等军长总司令来说，他就是那个“轻”。
古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千古绝唱，今有蒋介石忍痛诛爱将的难言之隐，两者虽然朝代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龙慕韩有幸替校长排忧解难也是一个不亚于冲锋陷阵的重大使命。据说领袖在监狱停留片刻随即匆匆离去，校长和学生均心照不宣，校长亲自探视死囚的例子绝无仅有，龙慕韩获此殊荣即为例外。
后来有一种无从考据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开来，犯人曾有一个请求，即死后入祀忠烈祠。校长未置可否。
６月１７日，龙慕韩在武汉公开执行死刑，时年仅四十岁。一代抗战名将从此灰飞烟灭矣。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