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十九日，两架涂有中国机徽的美制“马丁式”轰炸机悄悄降落在浙江沿海的宁波机场，经补充加油后于当晚再次起飞。此时北方的豫东战役进行得如火如荼，徐州方向和长江下游的日本军队也蠢蠢欲动，这两架行踪神秘的中国轰炸机显然负有特殊任务，无人知道机上载有何物，以及它们的飞行目的地。地面人员看见飞机升空后没有向西返回汉口，而是径直往北方的公海方向飞去，机翼下面的闪烁灯光很快就消失在夜空中不见了。
他们要去轰炸日本。
凌晨二时许，轰炸机下方的黑暗中出现星星点点的城市灯火，机组人员深感振奋。经确认那是日本九州岛的长崎市，也就是七年之后将遭到美国原子弹毁灭的那座悲惨城市。飞行员看见，正在沉睡的日本城市依然灯火通明，全不像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城市那样断壁残垣漆黑一团。庄严的复仇时刻终于来临，机长一声令下，投弹舱徐徐开启，早已严阵以待的投弹手把空投物推出舱外。
“马丁式”为当时中国空军航程最远、载弹量最大的轰炸机，单机载弹达一点零二五吨。也就是说，如果这两架飞机满载炸弹燃烧弹的话，它们足以把这座毫无防备的日本城市变成一片火海。但是我们看到，长途奔袭的中国轰炸机投下的不是发出死亡尖啸的钢铁炸弹，而是许多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被称作“精神炸弹”的传单和宣传品。
这是一次象征性的空中远征，中国大本营将其定性为“人道大轰炸”，换句话说就是轰炸敌人精神而不是肉体。轰炸机先后飞临日本长崎、福冈、久留米和佐贺上空，总共投下一百万份传单，等到手忙脚乱的日本人拉响空袭警报，中国飞机已经完成任务胜利返航。轰炸日本的消息在国内引起轰动，国民政府和军方高层人士孔祥熙、何应钦以及各界群众数千人到机场迎接机组凯旋，武汉各界召开庆功大会，蒋氏夫妇亲自到会祝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也派代表出席，并转赠毛泽东和朱德亲笔题写的锦旗。
尽管中国飞机的远征行动令人鼓舞，但是当时仍有许多报纸发出批评声音，许多国人不满地质问道：轰炸机为何不携带炸弹？中日战争已经进行十个月，日本人占领半个中国并且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个残暴的海岛民族难道不应当得到教训，不要让他们为侵略付出代价吗？如此以德报怨的“人道轰炸”是不是显得很可笑，就像自欺欺人的堂·吉诃德一样，很让敌人看不起我们自己呢？
更多读者尖锐指出，试想一下，如果轰炸机投下的是两吨多炸弹会怎样？难道炸弹对敌人的警醒效果还比不上传单吗？你们是不是太仁慈，对敌人还存有恻隐之心？你们为什么不替饱受敌人蹂躏的广大沦陷区人民想想，他们会同意你们千里迢迢去表示仁慈和道义吗？总之全国舆论沸沸扬扬，多数人对于“人道轰炸”不予认同，表示愤愤不平和坚决反对。
其实本来空军指挥部拟定的轰炸方案是以多架（不是两架！）轰炸机夜袭东京，投下全部炸弹而不是传单之后掉头转飞苏联远东地区降落，机组人员取道新疆回国。但是这一方案遭到蒋介石本人否决。委员长意味深长地开导部下说：区区几架飞机岂能决定战争胜负，此行动乃我国民政府一个姿态……警告尔等，今日所投之传单，明日将变成一百万颗炸弹。
军人出身的政治家蒋介石岂能不知道炸弹威力，但是他更加清楚中国的战争处境，说穿了这是一个弱国领袖身处两难境地的无奈选择。蒋介石既不能示弱，又不愿过分激怒强敌，他寄希望于日本对国民政府的善意行动做出积极回应，并为政治解决战争创造条件。说到底“人道轰炸”只是一场外交攻势，一个煞费苦心的和平姿态而已。
然而野心勃勃和狂妄自大的日本人并不领情，国民政府的善意被反诬为“罪恶入侵”、“可耻挑衅”等等，引来日本人变本加厉地报复。但是“善恶终有报，只是未到时”，玩火者岂能逃脱历史惩罚？真正的复仇还要等到三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飞行员同美国盟军一道跨越东海，痛快淋漓地用炸弹而不是传单回击万恶的侵略者，直到1945年两颗原子弹向日本人敲响战争丧钟为止。
２
与轰炸日本几乎同时，收复兰封的胜利捷报传到后方，激起民众的欢呼热潮。
抗战十个月来，中国军队英勇战斗抵抗侵略，但是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即使轰动全国的“台儿庄大捷”充其量是一场成功的局部防御战而已，其胜利意义主要体现在精神而非战场上。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厅长的著名诗人郭沫若撰文指出：
宣传周开始的第三天便遇着台儿庄的大胜利，当时的军事消息是作着这样的报道的：……是役敌死伤二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虏无数。敌坂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在今天看来，这消息是有点令人发噱的。事实是敌人从台儿庄一带作了战略撤退，以便作全面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军师”们却把它夸大起来，真真正正地作了“扩大宣传”。这本来也是“军师”们惯用的老套，然而在当时竟使一般人都被卷进胜利的陶醉中去了。
——《郭沫若文集》第九卷第55、56页
郭氏文章被日本报纸和军事机构大量加以引用，作为对中国宣传战的反击。事实上日军坂垣、矶谷两师团并未被歼灭，他们在随后进行的徐州会战中依然充当进攻主力，所以郭沫若对于国民政府的尖锐抨击并非强加不实之词。但是宣传战亦属战争的组成部分，只是宣传战不能代替消灭敌人，这就是尽管“台儿庄大捷”宣传得轰轰烈烈却依旧无法阻止日本人进军脚步的原因。
但是收复兰封不同。
1938年的豫东战役是抗战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攻战，围歼战，而不是被动挨打的防御战。中国人民的死敌土肥原贤二及其第十四师团遭到十几万中国大军沉重打击：天上飞机轰炸，地面大军围攻，铁甲列车开路，官兵奋勇杀敌，完全收复兰封县城，重新打通陇海铁路，将这股气焰嚣张的凶恶敌人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敌人长途偷袭的战略计划遭到彻底挫败，连土肥原的御赐军刀都被我军缴获了，所以是否让他活着回去还得看中国人民同意不同意，这不是一场真正的军事胜利是什么？不是一个鼓舞全国人民斗志的大捷又是什么？难怪从郑州督战归来的蒋介石一阵风似的刮进大本营，一贯莫测高深的表情里竟然多了几分掩饰不住的兴奋。
总参谋长何应钦向委员长汇报说，徐州方向敌华北派遣军已有频频调动的迹象，估计全面战斗将在近日内打响。
蒋介石皱起眉头来，他把地图上的形势研究了好一阵，才转过身来问大家道：你们不认为，这回寺内寿一动作有些迟缓吗？
何应钦信心十足地回答：正是我军行动神速打乱敌人计划。不管怎么说，目前我军已经赢得这个关键性的时间差，现在寺内寿一就是倾巢出动恐怕也未必救得了土肥原。
副总长白崇禧在一旁补充说：华北派遣军大举出动来解救土肥原，正好说明土肥原已经招架不住了。经过打通陇海铁路的反复激战，相信这股远离后方基地的敌人不仅已经遭受重创，而且其携带的作战物资已经接近耗尽，面临弹尽粮绝之境。
蒋介石微微颔首，表示赞同上述判断。
为此总参谋部提出两套作战方案：其一是将土肥原师团驱逐过黄河。一般说来这股敌人撤退到安全的黄河北岸，华北派遣军的正面进攻将随之停止，徐州战线的对峙局面也将重新得以维持。
其二是坚决消灭土肥原师团。可以预料这是一场殊死决战，敌人必作困兽之斗，万一出现久攻不下的僵局，我军则会因丧失优势转而陷入腹背受敌和两面作战的困境，后果必将十分严重。
蒋介石面色渐渐严峻起来。他看见土肥原背靠黄河，状如一只缩头乌龟，而我斗志高昂的中国大军则如阔步前进的巨人。现在他必须运用领袖的最高意志为处在十字路口的我军作出战略抉择：是稳妥作战穷寇勿追，还是一鼓作气围歼残敌？是维持来之不易的对峙局面，还是消灭土肥原“以战逼和”？何去何从，全听委员长定夺。
仿佛为了映证白副总长对敌情的判断，一个参谋报告说，接第一战区报告，敌人炮火已较从前明显减弱，还有日本兵到处劫掠粮食，宰杀村民耕牛，说明土肥原师团确已弹尽粮绝。当蒋介石亲自要通第一战区总司令程潜电话时，一向行事谨慎的程长官也言词铿锵地表态说：土肥原是只煮熟的鸭子，我军就是吃也把他吃掉了。
巨人的脚步不可阻挡。领袖对胜利的渴望因为信心充足而变得急不可耐，他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达给千里之外的前线官兵：你们必须全歼土肥原残部，不许他们逃过黄河……无论活捉或者击毙土肥原，奖励一万元！
命令下达，各路大军争先恐后乘胜追击，把敌人团团围困在一块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
３
据一本海外出版的回忆录披露，促使汪精卫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致命枪伤，因为汪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决心孤注一掷，完成脱离国民政府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权且把这种说法当作一家之言，但是抗战以来汪精卫伤势恶化健康每况愈下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这天早餐时令汪精卫气急败坏的却不是枪伤，而是新闻。
打开报纸，各种欢庆胜利的新闻标题一齐沸腾起来，比如“我英勇军机空袭日本九州，轰炸机投下百万份传单”、“豫东我军大捷”、“大本营下令：活捉土肥原，全歼第十四师团”等等，有的报纸干脆推出喜气洋洋的套红号外，好像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一样。
汪精卫的胃口立刻被这些新闻标题填满了。
对这位国民党魁和“和谈派”领袖来说，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他的敏感神经，都将关系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于是阴沉着脸的汪精卫连一口牛奶都没顾得上喝就匆匆赶往国民党中央机关临时驻地，紧急召集中政委常委会讨论局势。
在国民党内，汪、蒋争斗势如水火愈演愈烈，核心问题当然是权力之争。相比于军人出身的铁腕统治者蒋介石来说，一向以民主政治家自居的汪精卫反其道而行之，大唱和平高调，大打和谈牌。他的理论是无论谈判也好，亲日也好，一切皆是手段，只有和平才是目的。古往今来，“不战而屈人之兵”难道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么？为什么只有打仗才是爱国主义呢？但是全面升级的中日战争就像一辆失控的马车，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完全背离当初他与蒋介石达成“边打边谈”的抗战共识。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是目的，战争只是手段，政治家的任务是实现其政治目的而不能被军人牵着鼻子走。对此汪精卫的主张十分明确，中国决无打赢战争的可能，中日实力相差悬殊，所以必须对日妥协，蒋介石必须下台，避免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重演。
中常委气喘吁吁地赶来开会，他们一进门看见不是蒋总裁而是汪副总裁召集的会议，有人神情明显怠慢许多。在国民党内，“拥蒋派”阵营远比“拥汪派”强大，如果他们反对，即使汪精卫签署的文件也没有用，等于一纸空文。还有一些靠边站的国民党元老，他们反对蒋介石并不等于拥护汪精卫，在抗战问题上，许多人还是认可军事抵抗的。
会议开始，汪精卫精神抖擞，将演说家的雄辩口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阐述的观点是必须停止或者延缓战争步伐，大力推动和谈进程，这是抗战的唯一出路。因为觉醒的中国迟早会变得强大起来，但是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时间，怎样获得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呢？那就是除了谈判别无选择。等到中国强大起来，日本人自然会把侵略的土地乖乖地退还中国。
汪精卫认为，所谓长期抗战不是三五十年而是一两百年或者更长时间。中国国力贫弱，但是五千年文化传统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元代的蒙古人还是清朝的满族人，他们的铁骑不是都被无所不在的中国文化所包容、同化和消灭了吗？所以国人不要过于畏惧日本入侵，如果中日两国融合，究竟谁改造谁难道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吗？
中政会经过争吵终于达成一个决议，就是要求江对岸的军委会必须对前线战局作出说明，重申重大军事行动须经中政会批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对抗党中央，否则将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汪精卫还对紧随左右的中宣部长周佛海指示说：以党治国，以党权制军权，这是要害，你们要加紧宣传……权力之争向来都是中国政治的核心，是原则问题，我们决不能让步。我还要直接对广大党员演讲，向他们指出不要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抗战不能只有枪杆子，更要有一个健全的大脑，否则就会抗战误国！
1938年春夏之交，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利用手中大权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公开鼓吹“和平救国论”和“抗战误国论”，在民族救亡大潮中掀起一股颇具欺骗性的黑色逆流。
４
2005年，抗战老人孙绍朴如约同我在成都一家茶馆见面。
这是个阴霾满天的春日，湿漉漉的空气令人压抑，但是出现在我面前的孙老却精神矍铄。孙老同多数四川人一样个子不高，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黢黑精瘦，目光炯炯有神，令人不敢相信他已是个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
孙老介绍自己是四川资中人，抗战爆发那年刚好满二十岁，在成都市中心著名的春熙路百货庄做学徒。国民政府来川招兵，民众在春熙路拉起横幅热烈响应，文艺队员在台上演戏唱歌，大学生演讲鼓动，看得台下的人群热血沸腾，孙绍朴一冲动就报名当了兵。
老人说，当场报名的青年有三十多人，都是春熙路上的店员学徒，包括“德龙布匹庄”的伙计卿仕恒，俨然结成一个抗战救国的“春熙帮”。卿仕恒是他的乡党，平时跟他要好，报名下来两人都心情激动彻夜难眠。孙老说，他们参加的是“出川抗日义勇军”，不是地方部队，而是大名鼎鼎的中央军胡宗南第一军。成都民众开大会为新兵壮行，女学生登台献花，新兵披红挂彩，那份荣耀就跟中状元差不多。报馆记者前来采访，又是拍照又是请他们发表感言，新兵个个热血沸腾，说了许多豪言壮语，都登在那时的报纸上。
出发那天是十二月中旬，前线刚好传来首都南京沦陷的噩耗，万众悲痛，给新兵出征蒙上一层悲壮色彩。新兵从成都步行到重庆登船，又经水路来到大城市汉口，受训的地名叫阳罗镇。孙老文化不高，但是记忆力惊人，他自豪地告诉我，中央军装备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每班有一挺轻机枪，连有重机枪，团有迫击炮。他扳着指头回忆说：士兵每人一支中正式步枪，二百发子弹，两枚木柄手榴弹，一把十字镐，一把工兵铲。还有洋瓷碗，一条毯子，但是没有水壶。冬天一套棉衣，夏季两套单衣，没有鞋，自家打草鞋穿。当兵一月六元钱军饷，比在百货庄当伙计还多呢，那时候一元钱可买三十二斤大米。如此等等。
我问有没有钢盔？孙老摇头说：日本兵有钢盔，中国兵没有。我说您知道德式师吗？他说不知道。我说雨衣呢？他答没有。我问下雨怎么办？他说浇着呗，那时候打仗天天死人，哪里还顾得上下雨？
教官训练极严格，比如瞄准必须屏住呼吸，射击三点一线，立、卧、跪姿一练就是多半天。冲锋得猫着腰，刺杀要快、准、狠，过障碍、跳木马、匍匐前进样样都不能马虎。尤其令孙老自豪的是，他扔手榴弹是全连冠军，能扔五六十米，顶得上一门迫击炮。
转眼到了阳春五月，上级下达紧急命令，新兵结束受训，从汉口火车站登车开赴豫东增援。孙老记得很清楚，上战场这一天艳阳高照，马路两旁的红木棉和大树杜鹃开得热烈灿烂，汉口民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欢送子弟兵出征，令他们再次激动自豪和热血沸腾了一回。新兵营清一色四川兵，共有五百多人，编为三个连。“春熙帮”编在第一连第一排，排长祝伯均少尉，四川资阳人，黄埔军校毕业，是他们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位正式长官。
随着车轮轧轧转动，繁华的城市和美好的和平生活被留在身后，北方战场和枪炮声越来越近，战争这头食人妖魔就要向新兵显露出狰狞面目来。
另一位现居成都的退休火车司机，八十九岁的陈定化老人对我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我在汉口江岸机务段作司炉工，有一天上面来了命令，所有机车都集中往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运送军队。那些军队多极了，简直成千上万，还有各种坦克、大炮、武器和弹药粮食，没日没夜地运啦……人人都知道，这是打大仗，保家卫国啊！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河南，侵略半个中国，不把他们赶走行吗？那时候我们铁路工人憋足一股劲，实在累不行了就趴在锅炉跟前打个盹，起来接着干活儿……就这样把几十万军队全都运上了前线。
我同意一句经久不衰的口号：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四万万民众拥护，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败，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不能克服呢？
５
父亲告诉我，武汉沦陷之前的最后那个春天，汉口昼夜过军队，武汉三镇简直变成一个流动的大兵营。
来自南方各省的汽车和火车满载斗志高昂的抗日官兵，他们都要经过武汉这座交通枢纽城市然后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去作战。武汉是全国抗战的心脏，新闻界一向以嗅觉灵敏著称，记者嗅出前线出现不同寻常的军事动向，又有人从军方打探出豫东战场正在进行一轮鼓舞人心的新战役，于是报纸竞相报道渲染，掀起一轮又一轮期待胜利的热潮来。
报载，全国著名的抗战剧团在进步人士田汉、冼星海等人带领下劳军义演，演员嗓子唱哑了，跳舞折了腿，许多人累出病来，但是他（她）们依然坚持演出热情不减。时任国民党军政部第三厅厅长的著名诗人郭沫若也不辞劳苦前往车站慰问，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说，并当场赋诗表达对抗战将士的敬意。还有许多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满怀对家乡的深切怀念和浓浓的爱国之情拥向车站码头，以肺腑之声激励参战官兵驱逐倭寇收复国土。更有为数众多离乡背井的各地难民，他们以亲身遭遇控诉日寇暴行，激起部队官兵对日寇的深仇大恨。许多市民拉着子弟兵的手失声痛哭，老大娘把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馒头塞在官兵怀里，一时间送子参军，送郎当兵的爱国行动蔚然成风。
裕华纱厂工会也组织女工前往车站码头劳军。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工会组织都有公开合法地位，比如裕华纱厂就有不止一家工会，既有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也有国民党组织的白色工会，他们都打着为工人大众谋利益的旗号进行竞争，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宣传各种主义，争取工人群众支持等等，总之已经有那么一点点西方社会的民主味道。张松樵是无党派实业家，他老人家对政治活动一概没有兴趣，只重视劳动纪律和经济效益。他给工厂定下一条雷打不动的铁规，那就是工作时间任何人不得离开岗位，违者开除。
但是工会组织劳军，军队并不都在工人下班以后到达武汉，这样就同工厂的劳动纪律发生矛盾。人人都知道张松樵是个说一不二的老板，除非他亲自批准，否则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在为难之际，张松樵亲自走进工会来，他说：你们去吧……只要打败日本鬼子，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办呢？
工厂铁规就这样被张松樵自己打破了。
我父亲说，由于空袭学校常常停课，他就和同学偷偷跑去车站码头看过兵。对男孩子来说，战争永远都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军人和武器永远都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同学们常常为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钢盔师”？
抗战初期，武汉民众纷纷传说，有一支从国外训练的中国部队，坦克大炮数不胜数，官兵手持自动枪，头上不是戴灰布军帽而是一顶威武的黑色钢盔，简直就是天兵天将下凡，只要他们开上战场准能打败日本鬼子。可惜这支神乎其神的“钢盔师”只存在于人们口头，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支不同凡响的复仇之师。但是有一天奇迹发生了，我父亲在火车站看见一列即将开往北方的运兵火车，车厢里的士兵一律身缠武装带，胸前挂着自动枪，看上去威风凛凛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每个士兵头上都戴着一顶黑色的钢盔帽，毫无疑问这就是传闻已久的“钢盔师”。我父亲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掏出身上所有零花钱买来香烟分给士兵，唯一心愿就是渴望亲手摸一摸那顶神奇的钢盔帽。士兵满足了男孩子的愿望，当那顶混合着人体汗味和铁腥味的沉重钢盔被扣在我父亲头上时，那种从天而降的巨大幸福感几乎压垮了他。我父亲说，后来他悄悄把家里的铁锅扣在头顶上，想象自己变成了“钢盔师”，为此他没少挨母亲巴掌。
威武的钢盔帽变成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装备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然后驰骋战场保卫家园，把日本强盗赶回老家去。仅仅五年之后的1943年，我的中学生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加中国驻印军，奔赴遥远的南亚古国印度受训并成长为一名头戴钢盔帽的坦克兵，驾驶美制“谢尔曼式”主战坦克走向烽火连天的中、印、缅战场。
６
就在前线捷报频传，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张松樵派往重庆迁厂的肖老大却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
肖老大变得又黑又瘦，衣衫褴褛，但是他不可思议地带回来一支庞大船队。他同武汉失去联系的原因在于通讯落后，那时候四川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偏僻闭塞，许多山区不仅没有公路，甚至与世隔绝。根据肖老大调查，四川沿江地区都是传统的产粮区而非产棉区，纱厂需要的原棉仍需从遥远的汉中乃至西北购入，因此必须尽快改变当地人观念，帮助农民实施棉花种植计划。肖老大按照张松樵指示在重庆南岸一处地名叫做窍角沱的江边购买土地，开始新厂筹建工作。
毫无疑问，工厂提前西迁要冒很大风险，肖老大就是这个冒险计划的忠实执行者，他从四川组织回来船队等于宣告西迁计划已经激活，引来一片愤怒的讨伐之声。由于日本人尚未开始进攻武汉，激战正酣的北方战场也远在千里之外，当时裕华纱厂的几家主要竞争对手：湖北第一纱厂、申新纱厂、震寰纱厂都按兵不动，他们怀了一种等待观望的侥幸心理把赌注押在形势好转上。一旦中日重开和谈形势趋缓，或者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甚至不排除日本人在国际压力下停止进攻退出华北，提前迁厂的人不就吃了惊慌失措和误判形势的大亏么？
反对声音首先来自工厂董事会。
股东们各打各的算盘，他们作为中小投资人的代表，当然有理由反对工厂冒险。他们质问说，如今连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还在武汉，前线正在打胜仗，局势有望稳定，裕华纱厂有何必要提前搬迁呢？这不是明摆着决策失察和庸人自扰吗？何况抗战以来市场需求激增，我们何不抓紧生产多多赚钱却偏要坐失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呢？
后来一些股东果然退出董事会，不是他们不信任张松樵，而是不愿意同他一道进行这场生死攸关的冒险。董事会的分化重创了一贯自信的张松樵，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人。这天黄昏的时候，一个女人的身影轻轻走到他跟前，女人说：我跟你到重庆去，还有我们的儿子……就是你的工厂还剩下最后一台机器，那个看机器的女工就是我！
这个女人就是我奶奶柳韵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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