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黄河殇》即将出版时
邓贤
十年前我就开始酝酿构思这部反映中原抗战和黄河大决口的《黄河殇》，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搁置起来，直到进入21世纪才又重新动笔，一写就是埋头四年，直到走出书房才有“大梦一觉天下白”的隔世之感。
我要说明的是，68年前发生的这场震惊世界的黄河大决口惨剧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战争灾难之一，一泻千里的黄河之水在人为作用下发生改道，淹没豫、皖、苏数省，直接导致近百万民众死亡，上千万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造成的财产损失是个天文数字，并且改道时间长达九年之久！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灾难还给中原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至今“黄泛区”仍是我国经济最贫困和生态最恶劣的区域之一。
然而正是这场因战争改道的黄河大洪水改变了我家族的生死命运。
我的祖上是河南人，清朝末年黄河发大水，我的太曾祖母领着当时只有三岁的曾祖父从河南逃荒来到湖北，这段历史渊源在我爷爷的自传和湖北汉阳乡志上都有清楚记载。1938年春中原爆发战事，史称“豫东抗战”，日本华北派遣军相继攻陷兰封、开封进逼郑州，兵分三路切断京汉铁路，意欲长驱直入占领武汉，而占据长江下游的另一路日本华中派遣军也大举进攻，形成对抗战中心武汉的包抄合围之势。此时我爷爷已经是湖北著名的工商实业家，在武汉拥有庞大产业，如果日本人合围武汉的战略野心实现，无论我爷爷的工厂还是临时迁都武汉的国民政府以及所有来不及转移的军、民用工厂、学校商家和数以百万计的流亡知识分子抗日群众都将遭到没顶之灾。毫无疑问，中国抗战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称之为千钧一发和生死存亡关头也决不为过。
就在这时，一场铺天盖地的滚滚洪水破堤而出，千里中原乃至豫、皖、苏数省尽成泽国。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惨剧，尽管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对这场人为灾难的评价仍存有分歧，但是有一个基本认识和出发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造成这场旷世之灾的罪魁祸首正是日本侵略者发动的罪恶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人悍然入侵，试图以武力占领和奴役全中国，包括黄河大决口、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华北大扫荡、“三光政策”、平顶山大屠杀、细菌战、万人坑等等在内的无数灾难惨剧会发生吗？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血海深仇牢牢记在日本侵略者头上。
黄河大水是一场自杀式的惨烈作战，玉石俱焚，人为鱼鳖，它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胸口上的一道深深的战争伤口，至今未能痊愈。由于日本人的进攻脚步被迫延缓五个月，武汉大撤退赢得宝贵时间，我爷爷和他的工厂是在黄河大水之后第三个月离开武汉迁往重庆的，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没有黄泛区一千多万无辜民众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沉重代价就没有我的家族，没有我爷爷及其大后方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没有我和我的出生在四川的兄弟姐妹。
感恩是我们人类文化活动中与宗教同源的精神仪式，即使生活在洞穴里的人类祖先也有祭祀神灵和日月天地的群体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万事万物的神圣崇拜和感恩之情。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当我们饱受大自然太多恩赐，享受大地生长出来的五谷和万物，享受雨水滋养我们的生命，享受太阳带来温暖和光明，享受神灵（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时，我们怎能不虔诚地匍匐身体，用额头亲吻大地，对养育我们的这个世界顶礼膜拜和感恩回报呢？感恩是在得到之后不忘回报，索取之后加倍给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人类社会走向自我完善和道德净化的精神通道。我父亲说，当我爷爷得知武汉终于化险为夷后，曾带领全家老小面北而跪，用这种匍匐的古老姿势向祖先在天之灵和所有淹没于黄水之中的骨肉同胞谢恩。
我爷爷最终成为著名的棉纱大王，而我父亲也因此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解放后我爷爷把纱厂全部上交给国家，别人以为他会很失落，这时他说过一句坦荡荡的肺腑之言。他说：这些财产都是战争中死去的人留下的，没有他们，哪有我的工厂？
我相信感恩是一把剪子，能剪除人们心中那些有毒的杂草，让理性与良知的幼苗得以茁壮生长。我写作这部抗战纪实长篇《黄河殇》，除了以此祭奠那些在战争和洪水中不幸遇难的中国同胞，还有一个埋藏于心的个人秘密，那就是希望藉此传达出来自新世纪一个战争幸存者后代对于他们的深深的感恩之情。
这也许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的秘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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