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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大抗战

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

  成都的“跑警报”

  省城成都,这个西南重镇,是日本大轰炸的另一重要目标。本书作者是成都人,从记事起,“跑警报”就是父辈嘴巴头常唠叨又很有恐怖味道的字眼!

  1938年11月8日,日机18架首次“光顾”成都上空,在外北、外南两机场投弹百余枚,南门炸死卫兵1人,伤3人。

  1939年3月7日,省防空司令部命令将附城30里内全划为疏散区域。全市机关、学校陆续疏散到西门外茶店子等郊外,成立“成都市疏散区警备司令部”维持治安,李树华为司令。3月17日,本市新建防空避难所全部竣工。3月25日,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联合布告,晓喻成都市民限期疏散。3月29 日,全成都民众50多万人,浩浩荡荡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大集会。

  4月4日,日本轰炸大后方渐趋高潮。从本日起,全市商店营业改为午后3时起至晚11时止,以防空袭。

  1939年5月7日,省城举行5月总宣传大会,10万民众参加火炬游行,抗议日寇“五三”、“五四”血腥轰炸重庆。这天,蒋介石手谕成都行辕:“加紧疏散省城市民!”由中央补助疏散费50万元。

  5月9日,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严令连夜施工增开古城墙四门:如东门的新东门、东较场和复兴门(即现在新南门),北门城隍庙,南门南较场、瘟祖庙等……各新开城门处护城河一律搭疏散木桥。5月10日后,市民昼夜疏散,一周间达15万人。

  5月23日, 本市老西门、新东门城墙缺口拆卸工程完工。省防空司令部这天专门请中国航委会派飞机高空散发防空标语5万份,广为宣传防空知识。

  6月1日,为防止汉奸活动,决定实行“五家连坐”。6月5日,娱乐场所奉命停止营业。连市政府这天也搬到锦江岸畔的望江楼办公……

  正因为事前做了许多防空宣传和预防工作,才大大减轻了大轰炸的损失。

  1939年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日机共4次轰炸成都。其中以“6·11大轰炸”最酷烈。

  6月11日,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成都。当天下午7时30分,日机27架夜袭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市内硝烟蔽日,火光四起。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繁、新都等县镇,都能看见成都上空红红烈火……军警及防护团员立即赶赴现场抢救,至午夜才完全扑灭。但黄保宗、张笃生等34人在救火中光荣殉职。闹市盐市口一带化为焦土……这天中国空军起飞迎击,击落敌机3架。

  6月14日,市府发布轰炸损失统计,房屋分为“被烧”、“中弹”、“震倒”、“拆除”四类,约有6075户被毁;其中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院、华阳县中等3所学校,余皆平民住宅和店铺。据防护团统计,敌机投弹近百枚。由于6月前防空措施较得力,死亡减至200多人、伤600多人。防空救济联合办事处发放赈款,死者抚恤费30元、重伤20元、 轻伤10元。

  6月17日,本市设两个野外医院,便于病人疏散。另设两个收容所,收容老弱妇孺。6月20日,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省城,代表蒋介石慰问“6·11大轰炸”被难同胞。6月21日,政府拨款100万元给市民建房。8月29日,印度国民党领袖尼赫鲁飞到成都,参观被炸区受灾情况……

  11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袭蓉,经中国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猛烈攻击,日机无法进入市区,只在郊外盲目投弹,炸毁草房10余间,死伤平民10余人。敌领队机及轰炸机各一架中弹坠落,余皆遁去。中国空军这次空战大捷。

  当时成都除四门古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外竖有七八米长的木杆,用来挂警报灯笼。城墙上挖有防空洞、防空壕,是城防军警的工事。空袭警报声一响,老百姓从四门大呼小叫乱跑,向城外疏散:这就是“跑警报”。不光老百姓跑,政府机关、军警,也都“跑警报”。

  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的四个阶段:

  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执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起飞入川。这时,各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的警报器哨音大响。其声撕心裂肺,是“呜——呜!呜!”一长两短。城墙上的木杆挂上了红色灯笼……这预示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劈劈啪啪关铺板声、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儿哭声、脚板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而去。

  三是“紧急警报”,这时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换上了黑色灯笼。这时敌机已飞越龙泉山,空中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就近隐蔽…… 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像进入死亡世界。

  每次敌机在震耳轰鸣的机声中飞临成都上空,调整队形后轮番俯冲投弹,爆炸声让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后,敌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刹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尸横遍地……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的警报器一声数分钟长鸣,才把人们从死亡边缘唤醒转来。城墙木杆上也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上也换成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疏散的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回城里。

  1940年,敌机全年9次轰炸成都,是轰炸最频繁的一年,尤以10月份轰炸最为强烈。

  10月4日,日机第5次大规模轰炸成都。日重型轰炸机27架,以26架驱逐机为掩护,上午9时许侵入成都市上空,从成都较场的“中央军校”一直炸到新东门城墙(时为高射炮阵地),投弹近百枚,多处房屋起火、硝烟满天。城边西蜀小学被炸毁,躲避在城墙屋角的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这次轰炸损毁房屋160余间,炸死百余人,伤220多人……

  10月5日,日机36架,12日29架,多次轰炸成都,每次在市区投弹近百枚。平安桥街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炸死47人,伤50多人……

  1940年10月27日的大轰炸,成都损失尤惨。日机分两批先后侵入,第一批21架,第二批15架,在少城公园及附近老皇城一带,投炸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余间,死亡32人,伤26人。少城公园内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上将铜像基石被炸毁……死者血肉横飞、脑浆四溅、尸横遍地。

  1941年敌机8次袭蓉。以7月27日空袭更猛烈,日机出动飞机108架,投弹358枚,成都主要街道均被炸。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岸边血流成河,死亡575人,受伤632人,房屋损毁3587间……请看当时《新新新闻》登载记者报道轰炸后的惨状:

  沿途桥头、沟边、林盘、荒地、田坝都散乱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有头、手、脚和破碎皮肉被炸飞挂在树枝上、墙壁上,有的孕妇被炸破肚皮,淌流出血淋淋的胎儿和血浆泥土混在一起成黑糊糊一团。有的妇女在敞胸哺乳,幼儿还衔着奶头,母子浑身血污死去。有的农舍被炸弹揭开屋顶,全家老小躺在血泊中……城内皇城林盘还在冒烟,苦瓜架上涂满了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血迹斑斑的人肠,树枝上挂着片片的血衣。在少城公园光明电影院坝子里,摆放着四肢不全的尸体100多具。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一带,也到处是炸死炸伤的平民……事后经省会警察局统计:敌机投弹446枚,民众死亡575人,轻重伤1368人,炸毁房屋3585间。

  日军轰炸成都历时5年,先后共24次,其中以1939年“6·11”、1940年“10·27”、1941年“7·27”三次最为残酷……日机先后出动飞机550余架次,投掷燃烧弹、炸弹约1500余枚,市民被烧死炸死1270人,受轻重伤者达3500余人,摧毁房屋无数,近100余条街变成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敌机空袭时,除空勤、地勤、军警人员高度紧张外,“防护团”尤令人感动:这些属义务性质的民兵,不计较报酬,不顾生命危险,救死扶伤、救灾救火,真所谓赴汤蹈火!还有以昌园法师为首的四川佛教会,本慈悲救世宗旨,自动组织“僧伽救护训练班”,在古刹文殊院集训后,参加防护团行列。天主教徒救护中队长耿履中,也多次率队员参与救护……这充分体现出军民团结、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

  “跑警报”使成都城区大为拓宽。如西郊茶店子,在成都出城到灌县、阿坝方向约六七里处,清乾隆年后有一个姓黄的老头在驿路竹林边搭起茅草房子卖茶水,久之成了“幺店子”(小场镇),被称为“茶店子”。这里是成都西郊大疏散地,“跑警报”使可怜巴巴的幺店子一下子“繁荣”起来……街巷增多、商铺林立,成都警备区也一度移驻此地。东门外三瓦窑、琉璃乡、沙河堡,南门外红牌楼,北门外五块石、天回镇等,情况也类似茶店子。

  重庆火锅凭借大众化、简易化而在抗战时期兴旺发达。成都许多原是“跑警报”时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也发展为“名小吃”。日寇飞机频繁轰炸,“跑警报”的民众潮水般向荒郊野外逃难,卖饮食的小摊贩有了用武之地,在路旁、坟头、沟边歪歪扭扭搭起黄泥巴竹席棚,“战时小吃店”处处开张、生意兴隆。馒头、包子、锅魁、凉面、凉粉、酸辣粉、茶叶蛋、煮玉米……品种繁多,价钱当然也偏高。本书作者的老姑爷本是很节俭的人,“跑警报”时却对家里人说:“钱嘛,身外之物。被狗日的日本鬼子炸死了,钱还有个球用?吃炸弹不如吃醪糟蛋——吃!”

  据李豫川先生说:“洞子口凉粉”老板赵金山,那时在老南门大桥边开“洞子口赵凉粉”,大受疏散市民欢迎。武侯祠一带,松柏森森,也是“跑警报”之地。当地农民一听警报声,就忙着煮饭炒菜,等候来客。饭用刀划成块,俗称“牙牙饭”……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袭前他先将锅魁做好,再买回皇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警报响后,全家四口齐出动,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卖,他这样既躲了空袭,又做了买卖。当时还有家在草堂寺、龙爪堰一带卖“警报”麻饼的,皮薄酥香,后来发展为有名的“苏坡桥酥皮麻饼”。刘湘墓园旁的郭家林子,有一位逃难入川的下江人在这里搭间席棚卖“警报”伙食。他技艺高超,拉的面细如发丝,下锅一烫即熟,再浇上头天晚上炒制的三鲜、肉丝、炸酱、虾羹等臊子,“跑警报”者能吃上这面条,真该念阿弥陀佛了!后来这位老板推出锅魁夹小笼牛肉、鸡丝凉面和卤肉三丝,由此名噪一时。李豫川先生说:“就这样,在日军空袭的隆隆声中,成都涌现出一批制作‘抗战快餐’的烹饪能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味特色,最终成为地方名小吃。”

  1982年,抗战期间曾任成都《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萧军来到成都,一下飞机就到“洞子口凉粉”店,边吃边向陪同的人讲述抗战躲空袭时的事。他感慨万端地说:“唉,那时‘跑警报’饿慌了能有碗适口的甜水面吃,就算很不错了 !”

  “抗战快餐”体现了后方民众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中坚忍不拔的生存精神,也无疑成为 构成丰富的“抗战文化”的内容之一。

  日机轰炸四川其他县市

  乐山大佛见证了日军罪恶

  乐山古称嘉州,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写下“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的诗句。南宋时邵博更为嘉州的山光水色倾倒,他在著名的《清音亭记》中赞叹道:“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

  抗战中,誉满中外的乐山也饱受日本飞机的蹂躏!

  1939年8月19日这天,晴空万里无云。乐山城区许多人家正忙着迎接中国传统七月半的“盂兰会”,祭祀祖先和出川抗战牺牲的英烈。不料上午11时40分,空袭警报突急促长鸣,顿时全城惊惶。民众扶老携幼慌乱地朝老霄顶、篦子街、大佛坝几个方向“跑警报”。但仅仅几分钟后大祸从天而降。先见一架侦察机从乐山大佛方向飞来,阳光照射机翼上的红膏药旗分外刺目。日机盘旋一周往峨眉方向飞去。街上警察和防护人员忙用话筒尖声呼叫 :“鬼子飞机来了,赶快疏散!”

  但已来不及了!天空骤然响起沉闷的轰隆轰隆声,自远而近……眼尖的小娃娃惊吼:“哎呀,小日本一大群‘乌棒机’从南边飞来啦!”

  四川人把一种肉食乌鱼叫“乌棒”,日本轰炸机形同乌鱼,故被称为“乌棒机”。民众仰头齐看,只见日机13架一组、三组一队,共计来了39架。先是品字形,飞临城市上空变成一字形,飞低时轰鸣声更震人心弦。众人惊叫:“‘乌棒机’要下蛋了!”

  叫声未落,“轰轰轰”连声巨响,地动山摇。刹那间日机又是轰炸又是扫射,弹片横飞如雨,烈火浓烟熊熊,黑烟热浪遮天蔽日……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房屋倒塌声,伤者哀号声,连续不绝。

  日机狂轰滥炸后飞走了,有一架敌机还留在城市上空噼里啪啦乱打机枪,然后拍了照片才扬长飞去。据事后不全面统计:这天日机向乐山城区约一平方公里的闹市,投炸弹数十枚、燃烧弹一百数十枚,造成巨大灾难。

  幸存民众从被炸垮的房子和从火海中冲出,大多只穿汗衫短裤。伤者中有的被炸断四肢;有的肚子炸破肠子外溢。死者中有的尸骨横飞,有的头被炸掉脑浆迸裂,有的死者手中还抱着孩子。一个临产孕妇被弹片击中腹部,把从未见天日的胎儿弹出老远,肉胎血肉模糊,见者无不掩泪……

  嘉定公园中山纪念堂中了一弹,不少人被大火烧死。盐关街有一家卖米粑的,店堂内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个残肢断臂的人,伤者痛苦呻吟;有个死者口里还衔着米粑……下河街诚益银号经理毛锡荣,已跑到河边,担心财产受损又回家,即被炸毙。罕当街牟华章老妈,大火逼来逃生无路时,只好躲进水缸,头上用口铁锅遮盖,结果反被烈火炖熟了……还有些人躲藏在“太平缸”中,也都被熊熊大火煮死!

  此次大轰炸,共有49家被全家炸死。如较场坝开油麻铺的苟子言全家5人、较场坝开酒铺的吴季隆一家7人,都全被炸死。开染房的邓志清全家7人炸死6人,邓妻虽然幸免,但手臂炸断成了残废,家产烧光,她因此成了疯子……

  当时统计:日机这场大轰炸,被炸死者多达4000多人,1000余人重伤,2050户人家被炸,3500幢房屋被毁,万余人无家可归。

  较场坝、东大街、土桥街一带,人烟稠密,死者最多。如迁川武汉大学教职员家属就死7人、学生死15人伤10多人、校工死2人……昔日繁华街道变为废墟,到处滚烫憋闷、焦臭难闻。县政府召集人掏挖死尸,无人认领的,用滑竿抬出德胜门外和西湖塘边挖大坑埋葬。死尸太多,好几天都没埋完。

  被炸毁的街巷计27条,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三。乐山最繁荣的商业区和住宅区,3小时内一下子化为灰烬。许多人家破人亡,乐山城元气丧尽、百业萧条。如嘉乐纸厂、嘉裕碱厂、嘉裕电器公司等停产。这年秋天瘟疫大为流行。整个乐山城人心惶惶,痛苦万状……

  但人民从悲痛中很快振作起来。炸后数日,民众便大体将街面瓦砾扫清,用烧焦的木柱、砖石,撑起破席,白天摆小摊,夜晚临时栖身。商会会长刘裕舟会同商界人士,邀请县临时参议会议长余绍庚、副议长游子久及士绅,共同筹商恢复正常经营……

  大轰炸的硝烟未散,人们就用石灰水在烧焦的城墙、屋壁上,写满“倭寇飞机炸嘉州,复仇雪恨何时休”等标语。

  本书作者为写此书,一年前专去乐山采访。乐山文化名人王先生对作者说:“人世沧桑,野草枯荣。乐山大佛名甲天下,也阅尽了人间沧桑。乐山大佛亲眼目睹了这次劫难。幸亏大佛自身披着一身‘绿装’作掩蔽,才免遭日机狂轰滥炸,但大佛一定也和乐山人民一样,留下了深深的悲愤和创伤。”

  为警醒后人、不忘国耻,2002年2月25日,乐山市国防运动委员会发出修建空难纪念碑的倡议,立即引起乐山各界人士强烈响应,人们纷纷通过捐款、写信、打电话等方式表示支持。 “8·19”空难纪念碑在乐山城区高北门小游园内正式落成。主碑体为一本翻开并被炸烂的日历,日期停留在8月19日,日历上以浮雕形式真实再现了“8·19”日机轰炸乐山的情景……

  大轰炸带来深重灾难,此仇此恨,乐山人民至今难忘!

  日机轰炸川北重镇南充

  川北重镇南充,抗战时期居民仅八九万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在南充城郊都尉坝修建了一个飞机场,这反倒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

  1940年9月3日,一大早市民就听到连续发出3次空袭警报,预感凶多吉少,匆匆“跑警报”,但狭窄城门如同瓶颈。富贵人家早在偏僻山沟租有疏散住屋。许多贫民及小摊小贩穷家难舍且心存侥幸,再加紧急警报后出城已万难,只好躲在家中床底桌下。还有从乡下进城的,闻警也未出城。所以这次轰炸,炸死炸伤的大半是这些人。

  上午11时,敌机48架临空,先绕城飞行3圈,然后盘旋低飞,自小南门川主街河边直至五里店一带,密密麻麻投掷大量燃烧弹、炸弹。继之敌机从三公庙至大小西门一带,用机枪密集扫射,不知多少居民瞬间死于惊恐万状中。最后敌机再由木老乡飞经都尉坝,编成三队在城区上空投下无数炸弹和燃烧弹。硝烟弥漫,到处火光冲天、楼倒墙崩,爆炸之声不绝,全城顿成火海。各街巷死者累累,伤者大喊“救命”呻吟不绝,其状惨不忍睹……

  敌机肆虐后扬扬得意凌空而去。城内炸死炸伤者很多,尸体触目皆是。尤以大东门的酒、油市,三公庙的鸡鸭柴草市,外五显庙和过江楼的米市以及茧市街和小西门一带,被机枪、炸弹打死炸死的尸体成堆……

  侥幸未死者惊魂略定,纷纷从火里、从倒塌的房屋里爬出来,伤痕累累、满面泥尘。有关方面清查死亡人数,据称:“当天只清了几条大街和几个集市,摆出来的尸体,就登记了1300具,因天快黑了,只好暂停……究竟这次轰炸共死了多少人,至今说不出一个准确数字。”据当天初步调查,敌机投了500磅以上炸弹5个,小炸弹几十个,弹坑深约数尺至丈余。1940年9月3日有铁工拟将未爆炸弹取出,又炸伤了一些人……

  南充民众用血泪和仇恨在历史上记下“1940年9月3日”这惨痛的日子!

  “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被轰炸

  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抗战中遭日机空袭共达11次,计在市空窜扰4次,在市区和菜坝机场投弹6次,在菜坝机场用机枪扫射1次。第一次空袭是1940年4月23日中午,最后一次是1944年11月10日。6次轰炸投弹近2000枚,损失最大的是1941年8月11日第6次轰炸:敌机由湖北分批入川,上午9时20分侵入市区投弹。当天来袭敌机共27架,投弹一百数十枚(有十余枚未爆炸)。市区中弹街道有39条,炸死100多人、炸伤100多人,烧毁房屋20多间,炸毁房屋150多间。这天,撕心裂肺的刺耳警报声“呜呜呜”地狂鸣时间长达近12个小时之久,宜宾民众在劫难惊恐中煎熬!

  李国章老先生一直家住宜宾,每次空袭警报解除后,都满怀仇恨调查日机罪恶。在他陈旧的笔记本上,记载了抗战中宜宾共计发出的257次警报。八年抗战,宜宾人民就跑了六个年头的警报,遭受到6次残酷轰炸。他激愤地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宜宾人民百世难忘!”

  全川大轰炸的惨重损失

  除成都、重庆和上述乐山、宜宾、南充等大、中城市受到日机毁灭性轰炸外,其余如自贡、万县等城市 ,甚至连巫山、奉节、云阳、涪陵、垫江等不设防的小县城,也受到日机一次次轰炸。全省143个市县,遭受轰炸的就有 61个!

  以下是虽显枯燥、却是蘸满血泪记下的全省各市县6年大轰炸中的伤亡数字:

  全省143个市县,遭受轰炸有伤亡的共计61个市县。死亡人数1500至1万人的,有重庆市、成都市、万县、乐山;1000至1500人的有奉节;500至1000人的有合川、泸县;400至500人的有自贡、南充、梁山……

  负伤人数在1万以上的有重庆市;1500至1万人的有成都市、万县、奉节、乐山;500至1000人的有合川、涪陵、梁山、自贡、泸县;400至500人的有松潘、巴县……

  日军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川死亡人数共22519人,负伤人数26010人。敌机轰炸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集中在1939至1941年这三年中。这三年中,死亡人数共22361人,占死亡总人数的99.3 %;负伤人数共25664人,占负伤总人数的98.7 %。

  大轰炸让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财产损失难以统计。如6年中的伤亡医药费、埋葬费,若照1945年成都市物价指数折算,总共达126亿多元。人民财产损失更多:6年中被炸毁房屋共23360余间;粮食共34700余市担……以1945年成都市物价指数折算,共为1354多亿元!而以上损失,仅限于各市县上报材料统计结果,如加上未报损失在内,实际上损失应更大。

  岁月如流水,但流不尽四川人民永埋心底的悲愤。据新华社重庆2004年4月16日电:“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民间)诉讼团已正式成立,将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诉讼团截至2003年已联络到373名受害者,收到受害材料320多件,征集到受害者当年被炸受伤后的出院证明,及当年为躲避空袭而准备的小皮箱等10余件珍贵的实物证据。日本一濑法律事务所律师、731部队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说:我四次来重庆,每次都对日军在大轰炸中犯下的罪行有更深的认识……对于日本对大轰炸的受害者从来没有谢罪的表示,他说:“日本和日本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责任!”

  2004年“9·18”这天,成都市和沈阳、天津、昆明等100多个兄弟城市一起拉响防空警报。这是成都第二次在“9·18”拉响防空警报,更是第一次被明确为“国耻日警报”。 4时30分,当凄厉的警报声在城市上空骤然响起时,四川人民再度想起60多年前日本飞机翅膀上那血红的膏药旗和血与火的阴影……

  “黄鸡婆”拼死战日机

  当日机在各城市上空猖獗时,人们将希望寄托在中国空军身上。漫画家张乐平当时有幅《幻想中的无敌空军》,幻想中国飞机十分先进,“数小时内即可消灭倭军的一切武器”……

  这当然只反映出当年中国民众的可怜希望而已。国民政府的空军历史很短,抗战爆发前,它只是一支集各省实力派航空力量组成的杂牌空军。抗战前夕才统一,组成驱逐、轰炸、侦察三个司令部,由丁纪徐、张廷孟、毛邦初分任司令。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有战斗机170架,侦察机148架,重、轻轰炸机99架,飞行员668人。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空军损失严重,共有飞机135架。后经补充,总共有飞机215架。至1940年,计有驱逐机及轰炸机共160架,用于保卫陪都及各重要空军基地。 后经历次作战消耗,1940年底仅剩飞机65架……

  面对日军的“战略轰炸”,蒋介石“十分重视重庆陪都的防空作战部署,并给予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多次给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重庆卫戍司令刘峙等人下手令,指示陪都高射炮布置、空军作战等……

  1941年,中国空军作战部队仍为7个大队。因购进苏式轰炸机、驱逐机计248架,国民政府空军共有飞机364架。为保卫陪都重庆所在大后方的领空安全,中国空军“坚持‘以轰炸还轰炸’,‘以打击还打击’之信条,奋战不衰。胜利复胜利,凯旋复凯旋!”

  1939年1月15日,36架日本轰炸机空袭重庆,中国空军出动12架战斗机迎敌,地面高射炮也对空射击……敌机4架中弹负伤。这是日机空袭重庆4次后初遇空战。

  1939年5月3日,日本26架中型攻击机自武汉起飞,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也称“志航大队”)30架战斗机起飞歼敌。以郑少愚为队长的第3战斗编队率先升空。这次空战,2架“fg—14”日机被击中起火爆炸,另重创“fg—13”日机两架。

  1939年5月12日,日本27架飞机轰炸重庆,中国空军6架战斗机迎战,击落敌机3架。6月25日,日机39架空袭重庆,被驻渝空军及高射炮队击落2架。其中1架系指挥机,共载敌机师7人,在江津附近均坠地而死……

  7月24日,日机27架夜袭重庆,被地上探照灯集中照射搜索,击落敌机1架。

  1939年是中国空军独立作战的一年。在重庆的空战中,日本26架中型攻击机被中国防空部队击落,机上人员93人死亡,这对日军是极大打击。

  蒋介石深知空军对于战争的重要。1937年12月,他指令航委会在成都成立中国空军军士学校,以成都南郊太平寺附近地区为校址和训练机场,在全国范围内招生,1938年10月1日正式开学。从此,成都经常可以看到一队队身着黄色飞行服的青年人高唱校歌:“锦城外、簇桥东,壮士飞、山河动。逐电追风征远道,拨云剪雾镇苍穹……”

  1939年秋,国民党一些空军部队、苏联援华飞行队也驻进太平寺机场。

  当时的训练飞机五花八门,有的是早年从国外进口的非常陈旧的“弗力提”(F1eet,意为“舰队”)、“可塞”、“道格拉斯”,也有中国仿制的飞机“复兴号”……于是,广阔的成都平原上空经常慢腾腾飞翔着一架架黄翅膀双翼机,老百姓把这些飞机戏称为“黄鸡婆”。

  1939年到1941年是日寇空袭最猖獗的日子。中国空军很可怜,民众要跑警报,“黄鸡婆”也要低飞盘旋在群山间“跑警报”,遇上敌机只好拼命躲闪,躲不及被击落的不在少数。

  “黄鸡婆”发动时还要靠人费尽吃奶的力气扳动螺旋桨。飞行速度每小时不过100公里。但有天却传来了“‘黄鸡婆’奋勇战日机”的消息!

  当时中央军校毕业的方学熙先生是本书作者的初中体育老师,他讲:1939年9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又空袭成都,在天空横冲直撞。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黄鸡婆”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只见这架小飞机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危险,翘首眺望天际,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小飞机终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了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1939年11月4日,敌机54架反复侵入成都市区投弹。中国空军及高射炮部队共同还击,空战十分激烈。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分两批迎敌。第二十六中队段文郁首先驾驶苏制“H-15”战斗机从敌后上方高空俯冲猛攻,紧追敌机至成都东北70公里的中江县上空,终于击落敌机 1 架。段文郁也遭密集火力攻击,腿部负伤,失血过多昏迷于机中,坠落金堂县附近……

  第二十九中队副队长邓从凯率先扑向敌机群的领航机,经激烈战斗,将敌领航机击落在简阳县三岔坝观音桥附近10余公里的山坡上。但邓从凯也遭数架敌机围攻,身负重伤,飞机撞在仁寿县向家场的一棵大树上英勇牺牲。邓从凯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生前曾创击落敌机5架纪录……

  敌机仓皇逃窜后,省防空协导委员会总干事刘景轼当天赶到简阳观音桥敌机坠毁现场,只见一堆敌机破碎的残骸,七八具敌人尸体,机上还有文件、照片之类。

  刘景轼等人立即动员民工,将坠落中江、简阳两地的敌机残骸,押运来省。

  刘景轼将机上的文件、地图及3张图片交给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经翻译查核,证实邓从凯击落的为敌第十三海军航空队司令长官奥田喜久大佐的座机。奥田喜久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之王”,也是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机最高指挥官。

  几天后,在成都百花潭“康庄”召开庆功会,由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主持,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军政官员均出席。黄季陆激动地说:“这次是空军、空勤、地勤和防空情报人员,手挽手、肩并肩,联合制胜所奏的凯歌!”

  两架敌机残骸被陈列在成都少城公园展览。吃够“跑警报”苦头的成都民众络绎不绝去观看,人人拍手称快……

  苏制老式飞机打败先进日机的特大消息,当时在成都街头巷尾纷纷传说,也一直留在成都老人记忆中。但这是以中国飞行员的惨烈牺牲换来的。

  1940年9月 13日,日寇首次使用最新制造的零式战斗机来袭。中国空军第十八中队飞行员王其驾机“跑警报”时,遭3架敌机围攻,坠落双流县境内牺牲;石干贞在双流上空遭敌机两架攻击,被敌击落阵亡。

  这年11月26日,敌机分三批空袭成都。中国空军轰炸总队和空军士官学校的飞机“跑警报”疏散,被击落5架;飞行教官万应芬、分队长王自洁、飞行员刘文林、轰炸总队军官附员李维强、邢达等牺牲。前文说的驾驶“黄鸡婆”同日机拼命的石大陆也是在这天壮烈牺牲的……

  抗战中,成都航空司令部还俘获了被击落敌机上的7名机组成员。这些日本人跳伞着陆被捕后,被关押在新南门王家坝街航空司令部监狱。当局按国际惯例给予优待,未上刑具,生活标准也比一般犯人高。这7名日本战俘中,为首的是飞行大队长山下七郎,其次是机长小笠原胜义,助理森林荣(韩国人),轰炸员板本一郎,射击员野琦八郎,通讯员渡边驹吉,机械师杉野一助。

  这些日本人作了阶下囚,威风不再,貌似老实。不料,他们将随身佩戴的金项链和戒指托看守军士代为变卖,又巧言托看守买来钢笔、笔记本、地图等,密谋逃跑。一天傍晚,两名看守带他们去洗澡。他们将两名看守绊倒按在水池里活活溺死,然后逃脱 4名。成都警备司令部接到报案,监狱警卫何晓风带人终于在仁寿县境内将4名日俘捕获。抗战胜利后,杀害看守的日俘经审判后被枪毙……

  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

  1940年夏,日本陆海军航空队集结270架飞机,联合发动了代号为“101作战”的空中进攻战,从5月26日至8月23日,对四川进行了日本称之为“挫败敌国民作战意志”的大轰炸。

  长达110天的“101作战”,给大后方四川造成巨大灾难,但日机也遭到中国空军沉重打击。日方称:“每次轰炸都发生与敌战斗机的激烈空战!”据《101作战概要》说:日方中弹机数海军312架,陆军75架,自爆机数海军8架、陆军8架,称这是“前所未有的航空作战!”

  中国空军为保卫大后方,不畏艰险,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杀。他们每次升空,要与敌机作5次以上激烈战斗。每次作战,每一队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飞机被敌机击中。

  1940年9月13日,日本轰炸机36架,在驱逐机30架的掩护下大举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为总领队,率同第三大队“E—16式”飞机34架,分四个编队群迎击来犯敌机。

  经过激烈的空战后,日机狼狈窜到璧山县附近上空,被郑少愚为首的空中伏兵挡住去路。顿时,敌轰炸机乱了阵。第三大队队长杨梦青首先冲入敌阵,和10多架敌机左冲右杀。副队长龚业悌、队员司徒坚也相继冲入敌阵……杨梦青和敌驱逐机在翻滚搏斗。杨梦青击落敌机4架,把敌机总领队打下天空。但其余敌机一齐向他俯冲,杨梦青浑身中数十弹,壮烈牺牲……司徒坚击伤多架敌机后,也不幸中弹牺牲。

  龚副队长被重重包围,危急之际,他“对准一架当头的敌机冲去”,乘隙突出重围,安然返航。

  飞行员高又新处境危急,“一员上将挺枪跃马,杀出一条血路,把高又新救了出去。高又新定睛看时,那员上将不是别人,正是大队长郑少愚!”

  激烈空战延续20多分钟,敌机返航油量告乏,狼狈逃去。中国空军勇猛击落日机6架,击伤多架,保卫了重庆领空的安全……

  这种空中激战情景,屡屡出现在巴山蜀水上空……

  日本为扭转空战中的不利局势,投入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1940年9月13日的重庆空战,13架“零式”同中国30架战斗机交战。中国空军虽打下6架日机,但日机击落中方27架战斗机……这是中国空军损失最大的一次!

  1941年3月14日,敌机20多架空袭成都,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五大队的“H—15”战斗机31架起飞迎战。双方机群在崇庆、双流上空激战。由于情报有误,我方以为敌机无“零式”战斗机护航。结果,敌“零式”战斗机突然出现,我机被击落8架。第五大队大队长、归国华侨黄新瑞,以及副大队长岑泽鎏、中队长周灵虚、分队长江东胜、飞行员任贤、林恒、袁芳柄、陈鹏扬等8人壮烈牺牲。这是抗战以来,中国空军又一次重大损失。

  至此,中国空军主力 85%以上已经损失。事后,成都空军司令杨鹤霄因指挥无力被撤职。第五大队被撤销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佩戴“耻”字臂章,以示不忘中国空军的奇耻大辱……

  8月11日,敌机两次夜袭成都,并低空攻击太平寺、凤凰山机场,在温江附近与我无名大队4架飞机和第四大队的1架飞机发生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敌机1架,而自己被击落4架。副队长谭卓励、分队长王崇士、黄荣发和第四大队飞行员欧阳鼎分别在温江、华阳、新津、仁寿等地被击落阵亡。机场上的7架飞机被炸毁……

  此后,中方尽量避免和“零式”交锋,每逢防空警报一响,四川机场的战斗机就转移回避。至今还有许多资料讥诮中国飞机也同百姓一样“跑警报”……

  至1940年底,中国空军仅剩下各式飞机65架,实际上已很难抵抗日本空军的进攻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华苏联飞行员陆续回国。中国空军作战更艰难了,这年空军主动出击只有3次……

  日机的狂轰滥炸使后方民众认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空军的力量!于是,四川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

  “献机运动”是从1939年3月中国空军某机构建议将义卖金捐款购买“义卖号”飞机开始的。发起当月,重庆各界总计献金170余万元。

  1940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发表《献机救国》的社论:“献机是救国,也是保家乡”,指出这是积极防空、消除敌机轰炸的根本方法……结果,重庆儿童率先响应,各小学举行游艺募捐、节省糖果零用钱、义卖等,发起筹献“中国儿童号”飞机。

  之后,献机热潮首先在重庆开展。市戏剧界筹献“剧人号”飞机,新闻界筹献“记者号”,伤兵从抚恤金中筹献“荣誉号”,军人发起筹献“新军人号”,市11中学生筹献“青年号”……

  中共《新华日报》报道:1941年1月1日,北平志成中学四川分校学生向全国发起“中学生号”献机运动,通电热情洋溢:“敌寇势穷,业成强弩之末。空军建设实为首要之图!望全国同学及各界同胞,发扬民族精神,毁家纾难,恢复锦绣之河山!”《新华日报》也多次热情参加“献金”运动。

  国立12中学也于元旦发起“青年号”飞机献金运动,共献现款5080余元。其中,高中学生廖国纲个人独献200余元,还有许多学生捐献金戒、现银、皮衣、棉絮、照相机等物。

  川籍学生捐献谷米若干石……

  国立第9中学学生均来自沦陷区,学生们于1941年3月1日集资1.3万余元。4月,中央银行国库局全体员工为激励空军士气,发起“击落敌机一架献金一角运动”。

  “献机运动”很快在全川开展。1941年6月20日,成都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其中普通民众节衣缩食捐款20万元,一架飞机以“民众号”命名……

  1941年7月7日,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为纪念抗战4周年,又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建设空军是每一个国民所应负的责任,一元钱的数量虽甚微,其优点则在普遍与深入,让每一个大时代的中国国民都有救国救民族的机会!”

  到1941年10月止,重庆各界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1架,滑翔机20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1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20架…… 1943年2月12日,重庆民众捐款购机5架,并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机名命名典礼。

  此外,中国其他各省民众、海外华侨也义无反顾地捐献大量金钱购机。

  “献机运动”加强了国民政府防空建设。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首次参战,加上中国飞机的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占据了空中作战的优势。

  邵英侠老师对本书作者讲述他的父亲、时任空军队长的邵瑞麟的英雄事迹:

  邵瑞麟,满族人,籍贯辽宁省新民县,1935年从笕桥航校毕业,1941年底被任命为空军第二大队副队长兼十一中队中队长,驻在成都太平寺机场。1942年1月22日,上级指示太平寺基地二大队轰炸机27架、第一大队驱逐机15架,在飞虎队中队长桑德尔率领的9架P—40型战斗机的护航下,共同袭击河内日军机场。邵瑞麟担任这次战略轰炸总指挥,他的同学和挚友姜献祥为副总指挥。情况紧急,他率领机群于10时10分从太平寺机场起飞远征。12时40分抵达河内机场上空,只见机场上数十架日机排列成行。邵瑞麟抓住战机,立即下达攻击命令。顿时驱逐机俯冲扫射,轰炸机低空投弹,倾泻炸弹20余吨。敌机葬身火海。

  邵瑞麟返航途中被日军密集机枪射中,壮烈牺牲。姜献祥目睹了这壮烈情景,从机窗中含泪向邵瑞麟挥手永别……次日,中国各报刊载了此次出击的辉煌战果 :“我神勇空军昨袭越南,收获重大战果。在我空军光荣战史上,又添了极有声光的一页!”

  邵瑞麟阵亡时年仅29岁。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中央电台播出其英勇事迹,誉为抗日空军英雄。

  1942年后的中国空军已令日方胆寒了。四川“梁山机场”是保护重庆的航空基地之一。日机袭渝,每每在梁山上空被中国空军“志航”机队痛击,深感“入川容易出川难”……1943年6月6日,中国空军中队长周志开在未携带保险伞的情况下单机起飞迎敌,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先后击落敌轰炸机三架、击伤数架,“创造单机攻击机群最光荣最英勇之空战记录”。事后蒋介石亲自接见这位年轻的空中勇士,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

  1943年后,日本夹起了尾巴,除少量侦察性侵扰外,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四川反空袭斗争——这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部分,取得了极其伟大但又是艰苦卓绝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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