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蒋介石早在1935年3月视察重庆时就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他甚至声称，就是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大有可为。
重庆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2世纪，这里就是巴国首府。嘉陵江、长江两江在朝天门汇合，浩浩荡荡向东北流去，襟带两江，气吞远山，形势险要，自古称为“金城汤池”。重庆是当时四川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山川灵秀，人物风流。
1937年10月29日，淞沪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中国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滚滚长江波涛起伏。1937年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1000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连夜登上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林森到宜昌后，换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船于26日抵达重庆。随后，国民政府的文官、参军、主计三处职员也于11月29日分别乘“民政”、“民贵”轮抵达重庆。重庆各界民众10万余人，齐集长江储奇门码头迎接。海军“巴渝”、“长江”二舰齐鸣礼炮24响，乐队高奏救国军歌。
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这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仍在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留在武汉的机构全部迁到重庆……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市区不断扩大，人口从战前40多万增加到60多万。至1946年已近125万人。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内迁的工厂，约有三分之一集中在重庆，形成中国战时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区……
此后，众多工厂隐蔽于山岩隧洞，每到薄暮降临，两江沿岸灯火通亮，机器轰鸣，蔚为壮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激动地称之为“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史诗”！
外省“下江人”初入川，风土人物均感陌生。著名作家张恨水听“俗谚”说：“四川人，来得阔，穿长衫，打赤脚！”他入川一看，果然如此：凡稍事劳动之人，终年均赤脚。他见富家少年穿羊皮袄，发光如漆，颈绕花围巾，好像甚畏寒；视其下，却两足光赤穿草鞋，上下极不相称……更令“下江人”迷惑不解的是：川人赤足成习，而脑壳上却一年四季总爱以白布缠头，外省人办丧事才头裹白帕呀！
但这些挡不住近千万外省来客很快爱上四川。张恨水说：“腊冬时节，三峡以外仍霜雪交侵朔风凛冽。而巴山蜀水间，麦苗如韭、豆花如蝶，俨然江南初春景象！”
重庆火锅最负盛名，抗战时期特别兴旺，许多外省人也爱上了火锅，甚至吃上瘾。军政要人宴客多以火锅为席上珍肴。如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就曾经摆过500人的火锅宴。当时文化界的名流（作家、演员、画家）也成了火锅店座上客，电影界名导演谢添就是爱吃火锅的“老饕”……如今，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居住的台湾同胞，数十年后仍难忘“抗战火锅”，有的人还写下当时流行的一首小诗：“朝天门、枇杷山，火锅小吃店，伴我八年度磨难，饭菜麻辣香，雾都印记难消散！”
抗战中，四川米粮滋养了流亡到川的1000多万外省人，其中100万以上迁移重庆，大都成为永久居民。四川已成来了就不舍离去之地了……
重庆不仅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教育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又成为同盟国整个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四川的一位英雄人物，为迁都立下汗马功劳，他就是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四川合川县人，他1926年后创办的“民生公司”，经营长江内河航运，经惨淡经营，发展成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8000多职工的庞大企业。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全国水陆联合运输管理处处长，耗尽心血，把无数物资和人员抢运至四川，又把出川抗战的部队运往前线。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清瘦却精悍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放弃欧洲之行，立即发电报给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
1937年9月后，民生公司船队首先将4个独立旅、两个师的川军先头部队，由重庆和万县抢运到宜昌。过去，老百姓怕见军队。但川军出川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却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拥到江边去送行，一幅幅军民同仇敌忾的动人情景，使无数人激动得落下眼泪……
据资料记载：抗战开始仅一年时间内，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达270余万！
在1937年到1938年几个大战役后，民生公司又将大量伤兵抢运回川。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又据一份资料，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共约6.4万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善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抗战主要物资之一。历年四川贡献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物资的运输，基本上也由民生船队担任，源源不绝运送到前方。
抗战史上最为紧张的“大转移”，是1938 年秋，抢运大量沦陷区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的“宜昌大撤退”。
1938年秋，宜昌城内难民如潮。各种需转移的器材、物资堆积如山。这些物资几乎全是中国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的主要设备和材料。10月23日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紧张布置：“一定要保证40天内把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当时民生公司担负了9万吨以上物资90％以上的运输任务。
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宜昌各个码头活跃着卢作孚来回奔波的身影。月明星稀的深夜，他仍在各个码头上指挥……
抢运极为艰苦，而敌机空袭不止。入夜，敌机一来，整个码头骤然灭灯。等敌机一过，港口作业区则灯光齐明,码头上热火朝天，船灯辉映江水。船工“嗨哟嗨哟”的装卸号子声、起重机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这是一支悲壮的交响曲，奏出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外来侵略的战歌！
“宜昌大撤退”在1938年12月赶在枯水期前基本完成。至1940年6月宜昌陷落前，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器材，三四十万难民全部撤离。“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价：116人献出了生命， 61人伤残，16只船被炸沉。其中，民生公司最大的轮船“民元”号在敌机第一次袭击中即被毁损；主力轮船“民风”号因装卸炮弹不慎爆炸沉没；“蜀和”号在青滩触礁沉没……
1939年，1330名水手给国民参政会写信说：“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在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短短的话，充分表达了船工的爱国热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疯狂进攻英国。从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英国曾动员各类型船只850多艘，再加上法国的海军和商船，经过九昼夜奋战，把33万英法联军及50万吨军需物资撤退到了英国。这就是二战史上有名的“奇迹”——敦刻尔克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意义重大，后来曾被中外人士比喻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1940年，卢作孚又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支撑紧张的粮食供应而倾其全力。民生公司对抗战的卓越贡献，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卢作孚获一等一级奖章，童少生获一等三级奖章。1947年招商局《75周年纪念刊》记述：“自民国26年（1937）抗战起到民国29年（1940）宜昌沦陷止三年时间， 民生公司先后抢运国民政府内迁人员和公物、公私营工厂、机器设备和器材、商家货物、逃难群众共计：人员150 万左右，物资100万吨以上。”
徐盈1948年在《中国当代实业人物志》书中写道：“没有卢作孚， 没有民生公司的这些牺牲，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些良好局面！”
毛泽东曾称赞卢作孚是中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遗憾的是，1952年“五反”运动中，卢作孚这个廉洁的实业家，却被打成“不法资本家”而自杀……“文革”结束后才平反昭雪。
“五三”“五四”大轰炸
抗战爆发后，经过一年多激战，日军虽然先后攻占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及大片中国领土，但企图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幻想完全破灭，癫狂梦醒后发现自己已陷入长期战争的致命沼泽之中。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
为摆脱困境，日本软硬兼施。1938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声明，公开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同时，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宣称：为“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要开展“制空进攻战”。
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成为日本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四川反空袭斗争，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军方的如意算盘是：空袭轰炸，势必造成中国大后方经济破坏、民众厌战情绪增长、国民政府瓦解……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1938年12月以前，日本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多次试探性空袭，揭开了“重庆大轰炸”的序幕。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亲日派小集团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河内，29日发表“艳电”公开宣布投日。日本认为这时大后方人心混乱，正是轰炸大后方、摧毁国民政府的有利时机。1939年起对四川的空中轰炸达到了高潮。
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空军以突袭战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
5月3日，阳光灿烂。涂有血红“膏药”标志的日机26架从武汉起飞，以两梯队队形在中午1时17分侵入重庆，被中国空军阻击后，沿长江北岸呼啸俯冲，向市区狂掷燃烧弹和炸弹。各处警报台早升起两个红球，尖利的警报声响彻全城，大街小巷人拥车塞，一片惊恐。市中区顿时陷入滚滚浓烟之中。从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两公里的繁华街道成为火海，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成为废墟。大火漫延至夜不息，到处焦土烟尘、死尸枕藉……
连中央公园中的动物园也难逃劫难。园中豪猪、猩猩、白鹭、雉鸡、狗熊、豹子、野猪等被大批炸死,孔雀羽毛横飞树梢。
日机大轰炸的同时，还投下“大号新有牌”香烟数百包。有关方面提醒市民“可能含有毒气”！
5月4日下午6时，日机27架再度对重庆狂轰滥炸，市区一带大火冲天。国泰电影院200余名观众中弹伤亡。驻渝的英、法使馆也遭炸弹袭击，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造成一名外国人和20名中国人死亡……全市37家银行中的14家被烧毁。单是都邮街一带被毁的绸缎布庄就有15家，损失布匹16万余匹。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等殿宇烧塌，连佛像菩萨也被炸飞。
日机“五三”、“五四”两天大轰炸，炸死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846栋、4025间。
时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5月4日这天，只带了秘书张紫葛和一个司机，冒险奔走在各处轰炸现场视察灾情，差点在石灰寺附近的城门洞被炸死……
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大轰炸时的惨景。请看中共《新华日报》5月4日的一篇特写：
“铁街被毁房屋的瓦砾堆中，埋了30余具尸体，已挖出的凄凉地搁在路旁，从覆盖着的芦席里看到那全是赤脚的劳动者……一栋栋民房被火舌舐光了，人们在火光中逃出来，抱着被褥，拖着孩子，一只鞋在脚上，另一只抓在手里。无助的老妇们弯躬的背上压着沉重的衣箱，有的妇人还抢出了锅碗什物，毕竟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啊！一张门板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身上的赤血一阵阵往外涌，旁边地上坐着他的妻，满身满脸灰土，这种从未体验过的痛苦经历骇呆了她。好容易从震塌的房屋里拖出了重伤的丈夫，却失去了两个孩子！”
5月8日，《群众》杂志上发表署名于鸣的《敌机狂炸后的难民》的特写：
“踏进重庆市区内被炸的废墟，总不断看见许多同胞和失却了父母的孩子……失去手臂的，失去腿的，仅剩下一节肌肉在颤动着。60岁的老太婆，和她两个年幼的孙子，躺在一起。年幼的次子，因伤重不救死去了，老太婆含着眼泪，忍著伤痛，说不出什么话来。23岁的少妇，被炸伤左腿，因生蛆过多，已经锯掉，但浓血交流，发着熏鼻的臭味，神情迷糊中，她还嚷着要回家……”
有人以亲身经历记录了“五四”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
“5日，火仍在不住地吐着毒焰，劈劈啪啪的声响，房子的倒塌声……沿途倒下的尸体，有的是给机枪扫射的；有的给房屋倒塌而压死的；有的直接死于炸弹下的……街头、瓦砾下，都有不少的尸首：有的是蹲著的，有的是卧倒的，更有些尸首不完整的，不留心，脚下往往会踏到断肢碎肉，殷红的血渍……”
5月25日，日机再次轰炸重庆。千百万人忙乱奔跑着、惨叫着、绝望地哭着，潮水一样把马路堵住了。时已入夜，灯笼、手电筒胡乱晃动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在马路上，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一排排房屋高楼哗啦啦横倒下来，瓦片横飞……火场里燃烧着尸骸，发出阵阵恶臭。树木破碎的桠枝上，挂着布片、破帽、血染的肉块断臂和滴沥的肚肠……
1939年初夏由香港到达重庆的埃德加·斯诺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邀通讯员的身份进行采访，他写道：
“在接连2天中，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残暴的轰炸……大多数炸弹都在众人拥挤的商业区爆炸，商人们和工人们都挤集在商店里和其他房屋里，它们像熟透了的甜瓜一样坍落下来，差不多有50万左右的民众逃走了，商业停顿了，市政给破坏了……”
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驻重庆特派员白修德、贾安娜二人在书中写道：
“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尸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日本的燃烧弹引起了几十处火头，永远吞没了那些古老的街巷，数千男女被烤死……木头在折裂、嘶叫,人在呼喊，木板和竹子搭成的陋屋，在猛火之中竹节断断续续地发出爆裂之声……”
英国《泰晤士报》5月9日发表了题为《重庆之屠杀》的社论。其中写道：
“日机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而死者之中，大部分是因焚烧而毙命。如此大规模之屠杀，实为前此所仅见！”
“大隧道惨案”
1939年日机空袭重庆34次，达800余架次，投弹近2000枚，炸毁房屋4000余栋，炸死、炸伤市民数千人。
1940年后，日本为尽快结束战争，对四川的战略轰炸达到高潮。
为打击中国空军，日机首先袭击重庆附近的白市驿机场和梁山机场。5月20日起，又集中轰炸重庆市区和工厂。5至6月份，日机轰炸重庆近20天……地处江北的中国最大兵工厂——兵工署第21工厂遭毁灭性轰炸。
1940年7至8月，日本多次在一天内出动上百架次飞机轰炸重庆。8月19日日机出动190架次，8月20日日机出动170架次，创造了轰炸重庆一次使用飞机最高纪录。重庆24小时内连续4次遭到轰炸，满目疮痍，主要商业场所和银行大都被毁，殃及民房和商店2000余户，死伤数百人，上万市民无家可归。
1940年重庆遭受日机空袭达80次，飞机4000余架次，投弹1万余枚，毁房6000余栋，炸死、炸伤数千人。
1941年，日本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实施更猛烈的轰炸。5月2日起，日机连续轰炸重庆。6月，敌机空袭更加频繁，以密集机群轮番进行轰炸，或以小批机群不断骚扰。
1941年6月5日，发生震惊中外的重庆“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是当时供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设施，由7段隧道组成，发生惨案的地段位于市中心较场口，全长2.5公里。隧道内宽、高仅2米多，两旁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昏暗的油灯……大隧道有3个出口，分别在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洞口是木栅大门，十八梯、演武厅的闸门设计有致命隐患：门是朝里面开的！
5日晚，雨后初晴，黑夜沉沉……这种情况敌机通常不会来空袭，疏散市郊的市民纷纷回城。岂料下午6时许，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市民扶老携幼涌入大隧道内避难，当晚涌入了近万人，大大超过了大隧道最大容量。防空洞内仿佛成了沙丁鱼罐头，空气越来越污浊，大人骂、小孩哭。很多人憋不住了，大吼：“宁愿被炸死，不愿活受罪！”于是拼命往外挤。有几人受伤倒地，就更增加了恐惧和混乱，人踩人争夺出路……可是，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汹涌而来的人群堵住了闸门，欲出无路，欲退不能，洞内不断传来“救命”的惨叫声！
十八梯洞口的防护团员和宪警见此情景，迅速劈开闸门，洞内的人有的挤到门口就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而后面的人又一排排压在倒在地上的人身上，通道被堵塞了，而隧道深处的人仍在向外挤……惨案发生了！
敌机的轮番轰炸使救援工件无法迅速进行。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班受训的郭伟波先生回忆：将近午夜，洞内遇难者经过数小时缺氧，已气息奄奄，面色由红变成紫蓝色，嘴里口水由白变红渗出血丝，互相扭抓着在痛苦中死去……隧道中一片死寂，充斥着尸体和闷热的臭气。天亮时分，政府当局派人清理大隧道。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皮肤全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
惨案惊动了蒋介石，他带了市长吴国桢、卫戍司令刘峙来视察。蒋介石阴沉着脸，狠狠看了刘峙一眼，刘峙吓得一身胖肉发抖……约十来分钟，蒋介石走了，当时在国民政府社会部任法制专员的郑蕴侠，陪同社会部长谷正伦及警察局长都到现场指挥，饬令就近取来棺材装殓遇难者。时值炎夏，尸体不能久停，调来不少卡车将死者运向朝天门江边，改用木船运到江北黑石子，由空袭救护委员会掘埋组掩埋……谷正伦几乎每次空袭后都出现在重灾区，布衣布鞋，毫无部长架子，不顾安危地指挥基层抢险人员救灾。
郑蕴侠先生曾告诉本书作者：有两个士兵在搬运尸体时，乘机在死人身上摸取财物，被重庆卫戍司令部的姜咏冰发现并下令立即枪决于现场！但据说姜咏冰等官员事后也私吃死人钱财。
从防空洞拖出的“死人”躺在地上，有的经急救或呼吸到新鲜空气而复生，有的在卡车上因震动而心脏恢复功能，竟在江边复活。还有倒在一边呻吟，生怕被误当死尸送到黑石子的重伤号。掘埋组工人无任何防毒装备，只戴口罩、围腰，在硝烟未散的灾场赤手搬运死尸。现场一片哭骂声，每个人都在咒骂日本鬼子，既凄惨又群情激愤……
据郑蕴侠先生讲：惨案后曾请虚云法师主坛，由慈云寺方丈法云、罗汉寺方丈觉通召集和尚108人，在较场口等处旷地上做了21天罗天大酷醮，放焰口超度亡魂。只见灯烛如萤、磷火幽幽，在和尚幽幽诵经声中，幡纸钱灰随夜风飘向黑暗，似冤魂飘荡、倍增凄凉……
隧道内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 有资料说“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但据当时统计数字是992人窒息而死，重伤151人……专事惨案赈恤的当事人欧阳平说，死者不会上1000人。
惨案发生后，重庆民怨沸腾，舆论哗然。中共《新华日报》报道：
“本月5日大隧道发生窒息案，蒋委员长闻讯，异常震怒悲痛，以隧道内设备欠周密，管理疏忽，致发生不幸事件，主管人员实责无旁贷，当即亲临灾区视察，抚慰被难家属……”
6月7日，蒋介石亲下手令：
“查本月5日晚间，敌机袭渝，市某隧道发生窒息，以致遇难民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刘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
蒋介石特令组织“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组织防空洞管理改进委员会，谷正纲为主任委员。5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日本残暴罪行：“血债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尽！”蒋介石以最高领袖身份号召全国军民：“倍增团结，誓死雪耻，亲爱精诚，共报国仇！”
8月7日起，日军更开始对重庆城区进行昼夜不停的“疲劳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发空袭警报13次，警报长达90余小时，日机在市区投下大批炸弹和燃烧弹，重庆城区整日笼罩在烈火浓烟中，商店民宅大部焚毁……位于佛图关下的国民政府礼堂和在长江上的美舰“图图拉”号也被炸，英、美、苏驻华使馆均遭轰炸。
但“陪都”重庆在敌机大轰炸下仍巍然矗立！
重庆赢得世界的尊敬
大轰炸让后方民众凝聚力更强了，并形成不屈不挠、充满爱国主义的“陪都精神”。
许许多多文化人以笔当枪，歌颂重庆民众的同仇敌忾。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家们，在1939年“五三”、“五四”敌机轰炸间隙，在闹市区都邮街一带断墙残壁上，画壁画、刷标语：“看，是谁杀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国家！”“团结抗战，抗战到底！”
著名剧作家宋之的写道：“当埋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妈妈时，我们和他们，活的人和死的人，跳跃的心脏和停跳的心脏，只有一线相连──共同的仇恨！” 老舍、知辛、于鸣、陆诒、梦星、靳人、戈矛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发表文章，控诉日机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著名实业家，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胡子昂在集会上发誓：“敌人企图以狂轰滥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在任何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水电供应，绝不辍断一日！”重庆金融工商界名流汪雪松、温少鹤、康心如等也宣告：“所属银行钱庄，坚决留在市区，照常营业！”
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姐妹”结伴从香港飞赴重庆。三姐妹视察了防空设施、“伤兵之友”医院、儿童保育院、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属工厂，会见了中外各界人士，并前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经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发表演讲。
国内各抗日党派、广大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都把“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看作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指出：“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
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参谋长军事会议。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队指挥官远滕三郎少将从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处获得黄山蒋介石官邸的确切位置，亲自率机轰炸黄山。两名卫士被当场炸死，4人负伤。“参加会议者，踏着血迹躲进防空洞”……
1941年，日机空袭重庆81次，约3500架次，投弹近9000枚，毁房近6000栋，死伤数千人。这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在市中区都邮街“大什字”广场修建 “精神堡垒”，顶端放置一口深蓝色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用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八年抗战中，日本对重庆的轰炸经历了两个阶段。1939年至1941年9月为第一阶段，目的是通过轰炸以“挫败蒋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志”。 但这个战略目的并未达到，大后方民众从未屈服，国民政府也从未屈服。1941年9月起，日美关系紧张，日本要全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已无力继续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空中攻击，对重庆轰炸便进入第二阶段。由于美国、苏联的援助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取得了制空权。1942年日机空袭重庆2次，未投弹。1943年日机空袭重庆9次，计384架次，投弹151枚，死伤数十人……此后，日本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国民政府和大后方广大民众，为反空袭斗争作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四川反空袭斗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在1937年8月23日就成立防空司令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损失惨重，中外震惊。蒋介石命令紧急疏散人口，在5至7日3天内疏散市区人口25万。
5月5日那天，政府各机关的公、私汽车，甚至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专车，都用来疏散民众，贴上了“输送难民专车”的标志。各机关公务人员手执小旗伫立街头，照料难民下乡。开始有人畏怯不前，“经过解释后，大家都井然有序上车，疏散到乡下去”。
6月5日，英国路透社自重庆发出的电讯稿报道：“昨夜今晨，蒋委员长夫妇同往灾区巡视，委员长命市内一切公私车辆， 一律供疏散人员之用。今晨各车辆奉命集中于指定地点，由蒋夫人亲自指挥疏散妇孺……”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迅速下令改组防空司令部,由贺国光任司令，人员一律专职，并由军政部调3团兵力直属司令部，负责各种抢救工作；设立防护总团，负责防护、消防、救护和工务等工作，重组各区镇防护分团和分队；建立有关空难救济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锻炼，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防空司令部为基本队伍，包括广大民众团体的防护体系。群众和民众团体自己动手、筹款，修筑大量防空洞。仅1940年3月，同时就有120处动工修建……
1940年，参加反空袭服务的人员已近2万人。这些待遇菲薄的空袭服务人员，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1940年“八一九”大轰炸，日机190架次先后侵入市区投弹。30余处被炸起火，半个重庆烈焰冲天……广大防护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火海中救灾抢险，水电工人在日机轰炸下以惊人的速度修复被炸的水电工程。蒋介石曾撰文赞誉救护人员：“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前方武装将士无殊！”
由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参加了救护工作，据统计：日机每颗炸弹的死伤者，1939年平均5.5人，1940年平均1人，1942年平均0.3人。外国友人称誉重庆是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尤令人感动的是，连重庆罗汉寺、长安寺、华岩寺的青壮僧人也响应太虚大法师“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恶魔”之呼吁，组成“僧伽救护队”。他们脱下袈裟，身着短衣，每当大轰炸来时拿起担架就跑。《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曾写下《轰炸诗》，讴歌佛门弟子：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今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防空当局1940年颁布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疏散的政策，统一运输工具价格。对无家可归的难民，除给予车船费外，到达郊外疏散地后还发给救济费。防空当局还鼓励商家在郊外重组市场，繁荣经济……
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最初主要是抚慰难胞，送发干粮，发放救济款……1940年后逐步把目标扩大到全社会。为保护劳工生命安全，市政府颁布的《空袭时间内工厂停工办法》，因空袭耽误工作的，工资照发。对被炸难胞，也由原来单纯发放救济款，过渡到小本贷款扶持其自救。在空袭防护方面，1941年“大隧道窒息案”发生后，当局迅速惩处相关人员、改组机构，改善洞、隧设施，并要求市民监督。
重庆的反空袭斗争由于一些官吏腐败、玩忽职守、防空设施简陋等种种原因，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中枢工作正常，陪都各行业持续发展，市民生活基本正常……任日寇狂轰滥炸，重庆仍巍然屹立！
政府各级防空机构领导反空袭斗争，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积极支持，轰炸愈烈而抗日斗志愈坚。八年中，日军先后出动飞机6800余架次，炸死炸伤市民2.1万余人，敌机袭渝架次占对全国袭击总架次的27.3%，而死亡数仅占3%左右。
1941年，埃德加·斯诺发表《为亚洲而战》，书中谈到日机对中国内地特别是重庆的轰炸，斯诺说：
“日机几年来的轰炸，不仅没有毁灭首都的民气，反而激起了反侵略的浪潮。轰炸所造成的死亡，激起了劫后余生者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和破碎头颅的悲哀，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决不能完全了解这种憎恨！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
抗战时期四川各城市、乡镇的街头巷尾、茶馆酒店，艺人们纷纷唱道：
“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敌机肆虐，激起义愤。愈炸愈强，绝不灰心。一见红球，切齿把敌恨。通过炮声怒吼，打散敌机群。救护队忠勇服务尽责任，赴汤蹈火，何惧那烈日如焚，那倭寇屡施狂暴何足论。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市容美观,街宽房俊，更显出坚决抗战大无畏精神。自助者天助，古有明训。国际地位，举世同钦。小倭寇枉费了心机，赔账舍本，气坏了日本鬼，就乐坏了重庆人！”
大后方反空袭斗争，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正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所说：重庆“象征中国不屈不挠之意志与决心！”“成为联盟国家所为振奋之精神象征！”“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
《世界日报》1947年10月10日载文，对重庆给予很高评价：“重庆市为战时首都，在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 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
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重庆各界上至元戎、下遍黎庶，居无宁日，行无坦途；但同仇敌忾，相濡以沫，誓死与暴日抗争……“使重庆成为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社会的，是大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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