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人造的山脊上，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读出两个字：长城。
长城，现在成了国人值得骄傲的历史风景线，当初筑造它的人付出的血汗已被岁月的风雨吸干，孟姜女的哭声也被飞来飞去的鸟雀衔得无踪无影。
长城，深远而含蓄地屹立在苍茫遥远的荒野，创造了光荣而骄傲的业绩，也经历了难以启齿的屈辱。它总是高昂着头，对于中华大地经受的光荣和屈辱，它都可以作历史的见证人。
日本鬼子将中国民众的鲜血溅在古老的长城上。
那是本世纪30 年代初，日本强盗在东北三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扶植起伪满洲国后，吆喝起骑兵队紧靠着长城的北侧，挥耍着寒光刺人的日式大刀，耀武扬威地杀向中国内地。这些矮个头的恶人从牙缝里挤出了贪婪的呓语：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
狼的哲学永远是：哪里有肉哪里的地盘就归属它。他们幻想侵吞长城，还有长城以南的大片中国的国土。办法只有一个：凭空制造事端。这一天，山海关日本铁路守备队兵营内冷不丁地爆响了两枚手榴弹。虽然威力不算大，也没伤人，却把日军的“仇恨”给炸起来了。硝烟还没散去，守备队队长落合甚九郎少佐就作战前动员，要求他的队伍对投掷手榴弹的中国军队随时做好还击的准备。随之，他们就蛮横地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
中国驻军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其实，两枚手榴弹就是落合甚九郎指派他的部下投掷的。他们在演戏。有了这个借口，日军于第二天、第三天，便发疯似的在空军、海军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山海关，向长城推进。很快，热河省失陷..中国驻军奋起还击。29 军的士兵们扼守喜峰口、古北口，愤怒的弹片裹着硝烟、尘土，拧成巨大的气浪，把日本兵冲击得连滚带爬。长城的胸膛是不可侵犯的，它抵御过残暴的匈奴和历代侵略者的冒犯。当然，也有过失败，那也是悲壮的故事。数千名日寇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长城脚下的山坡上。乌鸦呱呱地叫着，啄尸。
击败了的日军像只怒狗，它们全线出击，反扑。
1933 年3 月10 日这一天，绝对应该把它雕刻在长城的最显眼处。国耻也是一口警钟，提醒国人不要忘记它：这一天日军的铁蹄踏进了长城。
这块国土上的悲伤太多，也许这一次是不可遏制的悲伤。
山海关和嘉峪关古楼上的结着锈痕的风铃同时摇响，铃声悠悠远去，又慢慢归来。几分凄凉，几分无奈。
庄稼人用皱皱的手指抚摸着犁杖上的弹洞，眼里喷着火，心里滴着血。
长城不可能是日军的行军终点。
秦皇岛、北戴河、抚宁、迁安、卢龙、昌黎、密云、蓟县、唐山等地相继失守。日军逼近平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他们要使华北门户洞开，渗透和分裂华北——当年的华北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这块总面积为101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头8300 多万的地盘，在日本军阀眼中无疑是一块不寻常的肥肉，得到它是他们一个重大的侵略步骤。
日本帝国张着带血的大口，颤动着要吞噬整个中国。
士兵和民众在浴血抗敌，有人却在屈辱求和。
那是黑雨打湿了蝈蝈翅膀的时候，田野的庄稼苗枯萎瘫在地里。
《塘沽协定》签订了；
《何梅协定》签订了；
《秦土协定》签订了。
屈辱！屈辱！世人永远鄙弃那些弯曲着脊梁在协定书上摁下手印的臭名。
今天，每个炎黄子孙回忆起国人中滋生的那些跪着求生的罪孽时，心中堵满无法形容无地自容的羞怒。尖刀戳心一般。但是，历史不能改正，一切必须如实曝光。
国耻也是教科书。
《塘沽协定》规定：（一）中国军队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一线；（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队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撤归至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
不得用武力刺激日本感情？
那些以这样的条件许诺吸血成癖的强盗的人，还有半点中国人的骨气吗？刽子手正用刺刀搅杀着中国同胞的五脏六腑，拿着中国版图作抵押的人，为什么就不想想中国人的感情呢？
分明是霜冻。却要说成日晒。连做人的起码良心都没有了。
历史老人拍摄下了当时在塘沽谈判时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开门揖盗的镜头——
日方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晃动着那颗圆圆的小脑袋仰视着天空，无视中国代表的存在。他不落座，一只脚蹬着凳子，首先抛出早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居高临下地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方案，也是经过了慎重研究的方案，你们务必在一个半小时以内作出答复。你们的明白吗？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要回答我们。”
中方首席代表是国民党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他接过“草案”，几乎将眼睛蹭到纸上，匆匆地看了一遍，之后又细看一遍，这才小心翼翼地说了话，他希望增加一项内容：
“如果在停战区内发现妨碍治安的武装组织，我们考虑还是归中国处理为好，贵方不要因此而引起误会。”
看来他很会斟字酌句，“误会”这是个很得体的词了，伤不着对方，自己也不会太丢脸。
冈村宁次不像熊斌先生那么“文明”，他这时才将一直投向高天的目光移至中方代表的身上，说：
“你的中国代表应该的明白，只能有‘诺’或‘否’的答复，不允许对协定草案更改一字一句，不许的，明白吗？”
熊斌没有“诺”也没有“否”，只是失神似的先是坐着后来站起来，心绪不定地在屋里独自走着。他明白自己此行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能轻易地承诺日军的无理要求，他的身后是亿万民众那期望的目光。
冈村宁次根本不允许对方轻松，逼近一步，说：
“只给你最后十分钟，必须现在而且就在中国的塘沽表明中方的态度。”
熊斌无路可退了，无可奈何地按下印章，被迫签署了不容修改一字的《塘沽协定》。
这个协定使中国放弃了长城各口，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对日本来说，“合法”地把热河省并入了伪满领土。
长城——这是东三省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被日寇打开了。这样，贪婪的日本帝国拿着侵略华北的“特许证”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干一番他们想干的事了。
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为数不少的爱国志士的强烈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孙科、罗文干等人指责签约者使中国的主权蒙受了严重的损害。
问题还在于那些引狼入室的人执迷不悟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接着相继签订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又使贪得无厌的日寇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乃至河北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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