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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枫树红枫林

  皖南事变的战火燃烧了整整七昼夜之后,以顾祝同、上官云相的“围歼”胜利,渐渐熄灭了。但是延安窑洞里的灯火,还在通宵达旦地亮着,这些日子里,这里的灯火,这里的电波,与皖南新四军生死命运是维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都怀着良好的愿望,期望蒋介石“停战”“撤围”的许诺,能够变成现实。

  1月15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破译了发自重庆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何应钦发给各国民党部队的。电报云:“连日来,各战区进剿匪军颇为顺利,匪首叶挺、项英均先后被擒。兹为预防其报复计,各部队须严为戒备,勿为匪乘。”这是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它宣告:蒋介石这个虚与委蛇的政治骗局,被彻底揭穿。

  毛泽东在查明皖南的作战从未停止、新四军皖南部队已被打散之后,向周恩来作了通报,告知中共中央决定从政治上、军事上,向反共投降势力发动全面反攻。

  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相信。”

  15日这一天,重庆国民政府庆祝皖南胜利的气氛,已达到狂歌乱舞的程度。何应钦带着兴奋的心情,向蒋介石报告了战果,蒋介石欣喜若狂,指令军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让新闻机构大造消灭新四军的舆论。17日,蒋介石编造新四军叛逆被歼,下达了解散新四军的命令。

  蒋介石办完这件事,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他以为新四军纵有千张嘴巴也说不清了。他密谋策划了四个月的消灭新四军的计划,终于天尽人意,轻轻松松地躺在沙发椅上,舒心地闭目养神。

  紧接着,一份份贺功、晋升、嘉奖的电报、电话由重庆传到皖南:

  奖赏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法币五万元;奖赏围剿特别出力的第二十五军法币五万元;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晋升为副军长;第二十五军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晋升为副军长;对围剿不力的军官也作了处理,其中有:

  第五十军副军长兼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撤销副军长兼师长职务。

  17日上午,周恩来得知蒋介石签发撤销新四军番号命令,无比愤怒,立即找到国民党方面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谴责国民党一手制造皖南惨案,斥责蒋介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他亲自组织工作人员,撰写了皖南事变真相的社论,准备刊登在18日的《新华日报》上。在社论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无理扣发后,写下致皖南遇难新四军将士挽词:

  “为江南死难烈士致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说:“此次事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兴,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三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全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作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大义,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

  发言人在列举大量触目惊心事实后指出:“从这种种事实来看,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存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罪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此等为敌张目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和全世界主张正义之人士,亦绝对不能坐视。”

  发言人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挽救危亡,提出九条奋斗目标。而后根据形势,于卫月22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十工条善后处理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任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皖南事变”,震惊了国内,也震惊了海外爱国同胞,澳洲华侨代表黄襄望、巴拿马华侨代表郑华秋、智利华侨代表孙海筹。美东华侨代表李功叔、加拿大华侨代表黄寄生等纷纷致函、致电,指责蒋介石,指责亲日派。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致电蒋介石,指责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讨伐共军之声甚嚣尘上,已到了登峰造极地步。

  宋庆龄当面斥问蒋介石:“向皖南新四军开枪,是什么动机;还要取消新四军,是不是想讨好日本人,做汪精卫第二?”

  何香凝气得双手打颤说:“我们应慎守孙先生遗训,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你却违背遗训,积极反共。希望你立即撤销命令,释放叶挺,恢复新四军名誉。”

  冯玉祥指责蒋介石:“此次皖南大动干戈,一置新四军死地而后快,难道不怕戴破坏抗日的帽子,难道不怕全国人民大众的唾骂?难道不怕失掉民心?”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抗战后,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担任主席,曾组织五万青年回国参战,多次募捐巨额外汇支援祖国。1940年初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归国考察,他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赞不绝口。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接见。但到了重庆,得知皖南事变,一声惊雷使他潸然泪下,面见蒋介石说:“蒋先生,作为一个华侨,谁不愿祖国安定,谁不想祖国昌盛。现在,日寇侵扰,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呼吁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反对内战,共同对敌。

  谁知蒋先生,一场皖南事变,屠杀抗日志士,挑起内战,令人心寒。”

  一时间,来访者纷纷登门,电报像雪花一样飞到重庆,有沦陷区的,解放区的,国内的,国外的,矛头所向痛斥蒋介石兵刃相见,同室操戈。蒋介石成了众矢之的,千夫所指。

  面对全国声讨,各界指责,蒋介石还是很敏感的,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统治地位的动摇,觉察到自己统帅地位的摇坠,为了挽回危局,不得不于1月27日发表一篇演讲。这篇讲话,半吞半吐,欲盖弥彰。他原来设想在皖南把新四军一口吞掉,现在又想极力缩小皖南事变的事态及其影响,说“本是一件极平常极普通的事”,是为了“整顿军纪”。

  蒋介石甚至装成一副悲天们地的样子,说:“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存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们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我身为统帅,我的伤心实在在任何人之上。”

  “还有一点重要意义,就是我们中国社会,无论对朋友对部下向来有一个最重要的道德,就是‘隐恶扬善’,本席平时待人,向本此旨,何况自己的部下,于公谊为袍泽,论私谊和家人,部下的荣辱,就是我上官的荣辱,部下的功罪,就是我上官的功罪,所以他们的过失,只有由我自己担负起来,非到万不得已,决不情愿宣布。”

  蒋介石已看到民心,已看到失去民心而将要失掉领袖的地位。这篇讲话,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生怕有疏漏,当时杀新四军的腾腾气势完全没有了,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软塌塌地掉在地下。

  1月20日,在全国人民对新四军存亡,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和祈盼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七个师,由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第一师,由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第二师,由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第三师,由原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原第四纵队编成第四师,由原豫鄂挺进纵队编成第五师,由原新四军江南新二支队和江南人民救国军编成第六师,由原无为游击纵队和原新四军第三挺进团编成第七师。全军共二十个旅另一个独立旅,计九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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