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在收编群众自发的抗日武装，改造“红枪会”的同时，还把统战工作做到国民党军政的高层人士中，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军总指挥余亚农，系皖北著名爱国人士，拥有武装一万余人，毫县、界首、太和、临泉、沈丘均为其辖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余亚农在李济深部任职，就同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新四军第六支队到达淮北，彭雪枫即派支队联络科长任泊生，到毫县做余亚农工作。余亚农同意与新四军团结抗战，并亲到第六支队驻地，拜会彭雪枫。会晤中，余亚农要求新四军派一部分军政干部，去毫县，帮助第五路军工作。彭雪枫当即表示同意，委派王少庸任余亚农的秘书。嗣后，又派黄斌、马乃松、朱剑平、王振鸿等去余部，分别担任五路军第二、四两支队的领导。余部第二支队，根据新四军特派人员建议，成立了教导队，由王振鸿任队长，专为五路军培训基层指挥员。
余亚农在整训部队时，军事上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所提出的战略战术；生活上按新四军要求做到官兵一致；作风上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五路军士气大振，在淮北的西北部形成与新四军六支队合作抗日的局面。
任泊生去毫县做好余亚农统战工作后，彭雪枫又派任泊生去沈丘，拜会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
任泊生马不停蹄来到沈丘，直往骑二军的司令部奔去。经通报，何柱国知是任泊生，立即出门迎接。
何柱国和任泊生同是广西人，何柱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毕业，任泊生也在日本留过学。他俩既是同乡，又是同学。
何柱国，祖籍虽是广西，但却是东北军的元老派。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东北军采取遣散调离的政策，将何柱国的骑二军，由陕西调到了皖北。
何柱国知道任泊生在新四军任职，对他的到来，十分热情，将任泊生迎到自己的官邸，敬烟，倒茶，厚礼相待。互致问候后，任泊生递上彭雪枫致何柱国的亲笔信，刚想开口，谁知何柱国倒先赞扬起彭雪枫来。说：
“彭司令，将才，将才！”
“柱国军长同我们彭司令认识？”任泊生惊喜地问。
“认识！‘西安事变’时，彭将军，”何柱国说，“呵，就是彭司令，随贵军叶剑英、徐向前到东北军去，我就同彭司令接谈过。彭司令可是能言善辩，胸藏经纶呵！把我的骑二军里好多人都说服了。不然，东北军能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努力，你们彭司令也有一份功劳！”
任泊生听何柱国嘴里左一个彭将军，右一个彭司令，赞不绝口，心里有了底。
又恃老同学之交，笑笑说：“柱国今日在国、共、东北军‘三国’中，要扮演什么角色呢？是演周瑜呢，还是演鲁肃呢？”
“要说演戏嘛，‘西安事变’那场戏还未演完！”何柱国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少帅被囚，东北军四分五裂，我被调到这个僻壤地区来。蒋介石对东北军是不会再信任了。我本已心灰意冷，但目前民族危亡，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共产党真心抗日，这是天下共鉴的。我同彭司令有共同语言。老同学，清带个口信给彭司令，柱国会同新四军和衷共济、共赴国难！”
任泊生欣喜地说：“柱国军长深明民族大义，作为老同学，我就放心了。我一定向彭司令汇报，转达柱国的诚意。”
任泊生回六支队后，将何柱国所说，原原本本向彭雪枫作了汇报。
接着，彭雪枫派参谋长张震去骑二军，同何柱国洽谈了具体合作事宜。又派政治部副主任吴芝圃，带拂晓剧团，到骑二军慰问演出。
拂晓剧团的这次慰问演出，是动了一番脑筋，作了充分准备的。剧团特地编排了话剧《西安事变》。演出时，当张学良、杨虎城的形象在舞台上出现时，全场欢呼，掌声雷动。这幕话剧，勾起了骑二军官兵对张学良的深深怀念之情。
骑二军官兵都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既享受到全国人民喝彩的欢乐，又饱尝了蒋介石翻脸后的虐待之苦，当他们在这欢乐与痛苦交织的回忆中醒来时，一位女演员又走上台，唱了一曲《在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黑暗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女演员的歌声，委婉，动听，凄凉。一声声，一句句，像刺刀扎在东北军将士的心上。透过歌声，他们的心飞过千山万水，飞到了东北家乡。他们想起了失散的父母兄妹，想起了日寇铁蹄践踏的家乡，一个个泪如涌流，泣不成声。人人都从心里感激新四军给他们送来远离家乡、失去亲人的同情和慰问之情，从而更加钦佩共产党，钦佩新四军。
慰问演出的第二天，应六支队邀请，何柱国带着参谋长喻建国和部分师团长，来到新兴集，作为对吴芝圃所率慰问团的回访。何柱国还带来一部分食品等礼物，慰问新四军将士。六支队召开了欢迎大会，热情欢迎。
在欢迎大会上，彭雪枫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何柱国将军和东北军将士，是张学良少帅的部下，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不仅在‘西安事变’中逼蒋抗战功勋卓著，而且在目前民族危亡之际，晓以大义，与我军竭诚团结，共驱日寇，是我们真正的友军！”
接着，何柱国致答词。他说：
“彭司令员和新四军官兵，忠心抗日，有口皆碑。我们决心与你们亲密合作，精诚团结，共歼日寇，还我河山。我在这里向你们作出承诺：只打日寇，而决不向新四军放一枪。”
经过彭雪枫的努力工作，六支队与骑二军建立了“切实联系”，争取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局面。对此，彭雪枫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经过艰苦工作，我们同骑兵第二军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争取了和平，使我们能够和平地发展。”经中央同意，六支队还同何柱国交换了电台密码，互通情报。何柱国支援了六支队许多弹药，帮助开通了通向津浦路东西四、五支队及中共中央华中局，经新兴集、沈丘、周口、漯河、郑州、洛阳、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线。1939年9月，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到沈丘后，何柱国派出警卫部队，把代表送到洛阳，安全转赴延安。华中的许多军政领导干部去延安，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平安通过的。
新四军六支队在淮北抗战救国，忠心赤胆，感天恸地，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的拥护和称赞，称他们是：“德治之师”、“文治之师”。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一年中，由竹沟东进时的三个连队，发展到拥有四个主力团，各辖二个团的四个总队，共十二个团，计一万九千余人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并帮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在豫皖苏边的二十四个县中，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机构，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在给新四军的指示中，要各部队，以“彭雪枫所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作为范例，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努力发展抗日武装。4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彭雪枫写了一封慰问信，对彭雪枫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表示满意。信中说：
“一年来，豫皖苏地区迅速发展，部队和地方武装不断扩大，你们的工作很有起色！中央对你们所取得的成绩深表满意，特向你们和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
新四军呵！你的任务不仅是行军作战，关山戎机。你是革命的耕犁，你走到哪里，就把种子播撒到了哪里，哪里就播种下希望，播种下幸福，播种下和平，播种下文明。因此，人民称赞你是“德治之师”、“仁义之师”、“文明之师”，你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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