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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枫树红枫林

  5月的皖中,天气开始燥热了。

  高敬亭的胃病复发,吐了很多血,身体虚弱,加上气候条件反射,心里热得像火烧似的。但是,早晨起来,他还是率领第七团和第九团,按时出发了。

  离开东港冲,走上新开岭,高敬亭全身大汗淋淋。他坐到山顶的一块石板上,深情地对大别山深处看了一眼。这一眼,使他有点吃惊,他感到自己对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大别山,对大别山人民的眷恋的情感是忠诚的,也是好的,这种情感,应该留在心中;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再不能对那深山老林恋恋不舍了。想到这里,他又向山外看一眼,他看到了那遥远的大地,高高的天空。他知道,那是党要他去的地方,那里有人民对他的热切希望,有他所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交给他的使命,是中共中央深谋远虑指点给他的辽阔的抗日战场。此刻,他感到了那地方是那么辽阔,那么伟大,无边无际。想到这里,他心境平静多了,又想起他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斗争,每当革命处于关键时刻,处于危急之际,都是党指明方向,拨正航向,才胜利前进的,在他心头生发一股能跌倒能爬起的巨大力量。

  东进部队,一队一队越过了新开岭。高敬亭也站了起来,抖起精神,向新的起点奔去。

  但是,当高敬亭率第七、第九两团进到肥东的青龙厂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皖的CC势力抬头,经CC分子策划,新四军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携带金银叛逃,投靠桂系去了。

  这一突发事件给迟迟才踏上东进路程的高敬亭,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高敬亭闻讯,不觉打了一个寒颤。脸色变得憔悴,蜡黄,直感到有点支撑不住了,两眼发黑,大口大口的鲜血往外吐。但他心里还是清醒的,一边收拢部队,准备进行整顿,一边立即向在东汤池的叶挺、张云逸作了报告。

  叶挺接到报告,又气又急,随即同张云逸、邓子恢马不停蹄,匆匆赶到青龙厂。

  高敬亭远远听到了马蹄声,知是叶挺到来,迅速集合队伍,跌跌绊绊走到叶挺面前,敬了个礼,说:

  “高敬亭管教部队不严,等候军长处理!”

  叶挺还了个礼,走到高敬亭面前。本来他是准备狠狠训高敬亭一顿的,但当他见高敬亭身体已瘦削了,面孔焦黄,两眼深四,一点眼神也没有了,还不时打着寒颤,责备高敬亭的怒火顿时消了下去,反而生起一股怜悯之心。用手拍了拍高敬亭的肩膀,安慰说:

  “情况我已知道,责备晚矣。现在当务之急,是总结教训,整顿部队,继续东进。”

  高敬亭让部队休息待命,陪同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到了住处。高敬亭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杨克志、曹玉福叛逃情况和部队的反映,共同研究了整顿部队的方案。

  决定进行一场反杨、曹的斗争,在部队中开展一个揭露杨、曹叛逃罪行的活动。

  本来,杨、曹叛逃,是和高敬亭毫无关系的。但在“反杨、曹斗争”中,涉及到高敬亭的一些问题。由于在斗争中领导对于政策掌握不稳,以至由“反杨、曹斗争”发展成“反高斗争”。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商定,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意外事件,以利顺利地整顿部队,将高敬亭暂时隔离起来,并报告了项英。最后,由项英批准,分别报告延安的中共中央和重庆的国民党当局,要求严惩高敬亭。

  延安的中共中央当时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电报往返时日要晚得多。而重庆蒋介石,接到电报,则欣喜若狂,说:“共产党杀共产党,了却我一桩心事,岂有不批之理。”于是一份急电从重庆传到青龙厂:

  “白崇禧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

  蒋介石将项英所请:“要求严惩”,挥笔一改,改作:“处以极刑”。这一笔,这一招,这一刀,够阴险毒辣的了。

  6月24日,高敬亭被错误地处以死刑,含冤死去。这位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赫赫战将,枪决时年仅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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