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多雨的春天，在江南是令人陶醉的天气。层层小山前面，总有一片开阔的远景，时而被斜风细雨的帷幕遮掩着，时而又透过薄薄的纱帐展现开来。阳光下的景物，好像涂了一层漆，离得老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脚下山丘的青七江边，新四军的第三支队，在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的率领下，正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地向抗日前线开进。他们每到一地，就向群众宣传抗日，而且纪律严明，这给被日军疯狂进攻气焰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江南人民，如同吹来，股比自然春天更为清新的气息。
走在张云逸身旁的是三支队的副司令员谭震林。
谭震林，三十出头年纪，方型大脸，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抬头纹，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位饱经风霜的人。他是湖南攸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担任过中共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领导和坚持了在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因为受着编制的限制，红军将领大多低配一两级，他出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
走了一会，谭震林侧过脸，带着请示和探讨的口气问张云逸：“司令员，此次进兵，不是敌后，而是敌前，困难不小吧？”
张云逸说：“还是我们的老办法，发动群众，再大的困难也就不难了！”
谭震林点点头说：“跟着司令员一起，就更有克服困难的办法了！”
“不！”张云逸说：“三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完全由你负责。我只不过是到前线实地了解一下敌情，叶军长、项副军长让我尽快返回军部！”接着，张云逸又用殷切的目光看着谭震林说：“江南人民都在用眼光看着我们，要不负人民的期望啊！”
谭震林听后诚恳地说：“请军首长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沿江东进后，三支队无论走到哪里，谭震林都严管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部队宿营将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临走时借的东西及时归还，损坏的东西一律按价赔偿，把房东的水缸挑满。而后收容队又一一进行检查，看有无违反政策情况，地打扫干净没有，借的东西归还了没有。
在日军洗劫，土匪横行的日子，老百姓看到这支文明之师，真比春风拂面还要温暖，争相传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来了！当年的老红军回来了！
新四军每到一地，那些拄着拐杖的老大爷、老大娘，怀抱婴儿的母亲，热血沸腾的青年男女，都悲喜交加地围拢来，控诉日军对他们的残害。接着便把食品、香烟塞进战士们的手里。
战士们目睹国家受辱，人民受的苦难，无不义愤填膺，一个个挥舞着拳头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群众报仇雪恨！”请战书就像雪片一般送到支队司令部。
三支队司令部由云岭进入南陵县，再往前就是繁昌了。谭震林想详细了解一下敌情，派人找到中共繁昌中心县委，请他们派两位熟悉繁昌情况的干部，介绍下情况。繁昌中心县委派来妇委会葛慧敏和张文。
谭震林见是两位女干部，以为她俩不会知道多少情况，便说：“县委怎么搞的，派了你俩来？”
葛慧敏、张文一听，心中很不高兴，脸上也露出不悦。
谭震林知道自己失言，马上改口说：“既然来了，那就请你俩谈谈吧！”
谁知，这葛慧敏、张文却小看不得，她俩在副司令员面前也不拘谨，侃侃而谈，将繁昌的形势、敌情，讲得清清楚楚。谭震林愈听愈高兴，不断插问，葛慧敏、张文都一一回答出来。
葛慧敏、张文本来对谭震林开始小看她俩，心里憋着气，要用事实来改变谭震林的看法，现在见目的达到了，更加神气起来，越谈越来劲，谈得身上发热，头上冒汗，葛慧敏把上衣扣都解开了。这一解，引出一段故事来。
葛慧敏的内衣丝棉背心上，露出四个大字：
“抗敌救国”。
谭震林并不粗心，他注意到这四个字，知道一定有来历，放在了心头。待谈完工作后，他留住了葛慧敏和张文，问了葛慧敏背心上的四个字的来历。
葛慧敏也没有推托，低下头，谈了这件使她人生大转折的往事。
她，原不姓葛，姓田，原名田繁秀，后来随母亲姓葛，安徽蒙城人，寄居蚌埠。
她的父亲田子贞，原是清朝官吏家的独子，但他不愿做官，被赶出了家门，只给了八吊钱。田子贞和妻子葛氏靠这八吊钱，在蒙城、安庆、芜湖等地做小生意度日。
葛慧敏出世以后，长得聪明伶俐，小学成绩名列前茅，会背诵《唐诗三百首》，会跳《天女散花》舞，师生们都说她有音乐天才，能成名成家。但葛慧敏渴望自由，盼望国家兴盛，决心走救国救民的路。1937年，葛慧敏中学毕业后，考入由教会办的上海仁济医院专科学校。在上海，她有机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7日，日本挑动“卢沟桥事件”，发动对我国全面进攻，上海也被飞机轰炸，十万难民涌到上海老北门。葛慧敏目睹祖国人民遭受日军侵略的苦难，毅然参加了上海抗日救国会。她和同学们为抗日官兵制作了一批丝棉背心，每件背心上都写着“抗敌救国”四个字，鼓励将士杀敌立功。葛慧敏自己也穿上了一件。这件事被仁济医院专科学校的校长发现了，校长要葛慧敏把背心上的字改为“上帝呀，我有罪！”葛慧敏和同学们非常气愤，把校长关在了电梯内。这更触怒了校长，校长下令开除葛慧敏等爱国学生的学籍。葛慧敏遭迫害后，中共上海党组织送她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学习。1938年春，葛慧敏从学兵队毕业，调到新四军军部服务团工作，不久前在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带领下，到铜陵、南陵、繁昌三县做统战工作，葛慧敏被留在繁昌县委妇委会工作。葛慧敏来到繁昌，不畏艰险，深入群众，宣传抗战，经常化装农妇，潜入敌伪区内，了解敌情，策动伪军反正，既分化了伪军，又得到许多重要的可靠的情报。所以，谭震林要了解繁昌敌情，县委自然派她来了。
谭震林听了葛慧敏这段不寻常的经历，胸中涌起一种敬佩之情，想起初见到这位女英豪的那种不恭的表情，脸上露出了愧色。葛慧敏这时也消除了憋着的那股气，淡然一笑说：
“谭副司令员，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还要靠你帮助呢。
谭震林答道：“不敢当呀，互相帮助吧！”
谭震林和葛慧敏思想融洽了。此后，葛慧敏为三支队探听了日伪军的不少情报，谭震林也帮助繁昌县委做了不少群众工作。谭震林和葛慧敏两人在“互相帮助”中建立了感情，结成了恩爱夫妻。
这真是不打不成交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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