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过去了，但岁月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却怎么也抹不去。当年，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的情景，在新四军女兵马莲珍的脑海里仍清晰如昨。
马莲珍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民运队员，在参加新四军前已经结了婚，到皖南后，于1939年3月生下了儿子，取名海燕。当她抱着胖乎乎的小海燕离开医院回到罗里村时，大娘、大嫂们提着鸡蛋、红糖来到她的住所，像迎接自家的媳妇、姑娘一样,前来嘘寒问暖，并帮她洗衣做饭，精心照顾她，心灵手巧的姐妹还给小海燕做了小鞋小帽。马莲珍像回到娘家一样，感到亲切温暖。
在罗里村，马莲珍与当地的姐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被派到罗里村，主要的任务是组织妇女，动员她们到识字班来。她挨家挨户地动员，与姑娘、媳妇说悄悄话，拉家常。在识字班里，她教大家学文化，讲抗日。村里的姐妹把她当成了可信赖的人，有的动员自己的丈夫、兄弟参加新四军，有的做鞋缝袜慰劳前方战士，识字班办得十分活跃。
在识字班里，马莲珍结识了一位叫余来娣的芜湖难民，她在有钱人家帮工。因为身不由己，经常不能参加学习，马莲珍就单独辅导她，有时到她家与她一谈就谈到深夜，一起睡在厨房里。余来娣从小父母双亡，丈夫待她又不好，日本鬼子的侵略更使她流离失所，悲惨的遭遇常常使马莲珍流下同情的泪花。
就在马莲珍在新四军后方医院安全生下儿子海燕的同时，余来娣却被东家辞退，寄居在山脚下她舅舅临时搭起的小房子里，而且正在经受着难产的痛苦。几天几夜，孩子生不下来，她的惨叫声越来越微弱，乡亲们围观在小屋外，束手无策。幸亏新四军南堡村医院的医生路过，立即进行抢救，总算保住了余来娣的性命，可剖腹产下的孩子已死在腹中多时。马莲珍出院后去探望她，为未能保住孩子而痛惜。余来娣反过来安慰她说：“我自己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孩子即使活着，我也养不活他，所以也不可惜了。你工作忙，没有时间带孩子，不如我来帮你带吧。”从那以后，余来娣就把小海燕当成自己的孩子，与马莲珍也亲如姐妹。
1939年底，国民党对新四军心存不良，形势已很紧张，组织上要求有孩子的同志最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马莲珍的家在敌占区，家乡也很不安全，又没有人带，经组织批准，她决定把孩子托付给余来娣。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马莲珍却要与孩子分别了。刚满一周岁、开始牙牙学语的孩子，正是最好玩的时候，看到妈妈来了，张开小手就缠着要抱。马莲珍紧紧地抱着孩子舍不得放下。她看着余来娣，想说几句嘱托与感谢的话，可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余来娣深知一个母亲的心，她抚摸着马莲珍抱孩子的手说：“妹子，把孩子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会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养活他。你到了江南后，就捎信来，我就是讨饭也会带着孩子去找你。”她从床下拿出一双新的雨鞋交给马莲珍，说：“这是我给你买的雨鞋。我看你下雨下雪总是赤脚穿草鞋，会生病的。”马莲珍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余来娣，任两行清泪流满脸颊。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成了她与孩子的永诀。小海燕成了第一个留在皖南的孩子。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北撤时又留下了一批孩子，皖南的老百姓把他们统称为“皖留”。为了掩护和抚养这批小“皖留”，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余来娣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山凹凹里、荆棘丛中，可以藏身的地方几乎都留下了她和孩子的足迹，敌人搜查多次都没有搜到他们。她的丈夫对此相当不满，要把她卖掉。他把余来娣带到指定地点让买主看，孩子也带去了。围观者中有人说：“她带的孩子是新四军留下的。”余来娣一听，心头一震，当天晚上，她就带着孩子逃跑了。国民党反动派闻讯赶到她家，发现扑了空，恼羞成怒，就放火把她家房子烧了。
余来娣不敢回家，躲在外面靠讨饭度日，饥一顿饱一顿，风里来雨里去，担惊受怕，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
在这期间，马莲珍一直在打听他们的消息，余来娣也一直在寻找着马莲珍，可惜，兵慌马乱，新四军转战南北，居无定所，最终失去联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泾县公安局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余来娣，也才知道孩子在5岁那年已经因病夭折。一对患难姐妹终于得以重逢。俩人相见，抱头痛哭，互诉思念之苦，马莲珍手捧着余来娣为她新做的四双布鞋，泣不成声，泪水打湿了鞋面。
为马莲珍寻找孩子和余来娣的是泾县公安局的程少宾同志，他热心奔走，不辞辛苦。其实，他的心里也有一段情。
程少宾的妻子也是一个苦命的“皖留”，是云岭的父老乡亲用生命和鲜血保下来的新四军后代。
1940年底，新四军大批非战斗人员先行撤离皖南。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晚上，战地服务团团员李心渠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来到老乡家。她对着老乡深深地鞠了一躬，含着眼泪说：“我把孩子托付给你们了！如果我们还能回来，我一定来找你们！”收留小“皖留”的老乡姓詹，新四军在云岭的时候，他和乡亲们一起为新四军伤病员抬担架、送饭送汤，新四军就是他的亲人。如今新四军把孩子托付给他，是对他的信任，他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待。
皖南事变的枪声响了几天几夜，老百姓的心也揪了几天几夜。他们不明白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抗日的队伍。他们担心国民党会把魔爪伸向新四军的后代。果然不出所料，不知反动派从哪里听到了风声，他们如狼似虎般地扑到詹家，逼迫老詹把孩子交出来。他们把老詹吊起来，用鞭子抽打了大半夜，老詹昏死过去好几次，鲜血染红了地面，可是，他始终咬紧牙关，坚持说孩子是自家的。詹家老妈妈把孩子藏在家中的小阁楼里，让大哥哥看着，她自己跑出家门，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磕头，求村里人为孩子担保，把膝盖都跪破了。乡亲们纷纷跑到詹家，联名担保，说孩子确实是詹家的。反动派因为找不到其他证据，又怕犯了众怒，只好悻悻地收场。新四军留下的小生命总算保住了。
詹家确实把小“皖留”看得比自己家的儿子还要重，他们要等新四军女兵来带走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就这样，幸存下来的小皖留在詹家二老的呵护下，与乡亲们一起迎来了云岭的解放。
詹家开始寻找当年的新四军战士，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他们领着孩子一次次地到宣城、到芜湖，到处打听，终于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孩子的父亲叫孟星野，母亲叫李心渠。1946年，身为旅长的孟星野在江苏溧阳的一次战斗中牺牲，母亲则下落不明。从此以后，小“皖留”就姓了詹。詹家二老按照当地的习俗，专门打了一个铜项圈戴在孩子的脖子上，为的是把这颗“掌上明珠”永远套住。
1952年春节刚过，乡村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詹家来了两个客人，他们是从芜湖军分区来的。已经会帮着爸爸妈妈砍柴、喂猪的小“皖留”似乎感到是为了她而来的，赶紧跑到外面找哥哥去玩了。
那两个人真的是为了她来的。他们告诉老詹，小“皖留”享受烈士子女待遇，可以去南京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当然，如果詹家养育多年，舍不得放，也可以留在身边。晚上，詹家老两口辗转反侧，思虑再三：孩子在自家长大，已经成了老两口的心上肉，她也完全融入了这个家，让孩子到南京去，实在有点舍不得。可是，不让她去，让她一辈子就在这山沟沟里，又怕误了孩子的前程。当年新四军舍生忘死打鬼子的情景、帮助群众搞生产的情景、新四军女兵含泪托付孩子的情景都一一浮现在眼前，他们终于下了决心，叫醒了小“皖留”，拿出女兵留下的相册和其他物品，向她讲述了一切。
其实，孩子也没有睡着，她从二老躲闪的眼光里，已经意识到什么。昨天还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还和大哥哥淘气的她，一下子好像长大了。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没有说话，经常一个人跑到小山上，捧着相册，一看就是半天。帮着妈妈做家务活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又说又笑，而是一有空闲就依偎在妈妈身边，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放，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十几年的朝夕相处，这份情、这份爱，叫她如何割舍得下！可是，能到南京去上学是好事，家里人都劝她去。
悲喜交加，离情别绪，一家人难舍难分。
全村人都来了，他们是来送“皖留”的。看着他们用鲜血和性命担保下来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如今又要离去，他们依依不舍。在大哥的陪同下，她提着简单的小包，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可是刚要出村口，她猛然扔掉小包，回头朝还站在家门口招手的爸爸妈妈奔去，忍不住搂着妈妈放声大哭。到学校后，皖留正式改名为孟烈。姓名改了，但思念家乡父母的心没变。她人在学校，心里仍牵挂着日渐年迈的爸爸妈妈，牵挂着为全家辛勤劳作的大哥，牵挂着那片养育了她十几年的土地。学校每月发给她40元生活费，她自己只花8元，其余的省吃俭用节省下来，寄给爸妈以贴补家用；她把同学们扔掉的旧鞋袜、旧衣服捡拾起来，洗净晒干，准备带给云岭的小伙伴穿。一到寒暑假，她就像燕子一样，飞回云岭，飞回爸爸妈妈身边。
和大城市相比，山区是贫困的，孟烈从那时起就在想着如何回报山区的乡亲们，回报含辛茹苦把她养大的父母亲。她找到学校领导，要求回泾县去上学。领导惊讶地问：为什么？孟烈说：“我回县里上学，离家近，可以带米带菜到学校，这样可以省一些钱。”学校领导被这句朴实的话深深感动，破例批准了她的要求。她从南京回到了县城，以每月40元的补助费，帮家里度过了难关。初中一毕业，为资助詹家，她便早早参加了工作。
纯朴的山民被感动了，他们付出并没有想要回报，但是烈士子女孟烈放弃大城市的生活，不忘回报，自觉回到贫困的山村，与乡亲父老同甘共苦。她的事迹受到乡亲们的称道，他们把它写成了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
没想到一篇报道引出了孟烈的亲生母亲。
昔日的新四军女兵李心渠从报上读到孟烈的事迹，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活着。多少年来，她一直以为孩子肯定不在了。经过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能放过新四军的后代吗？得知这一天大喜讯，李心渠心中难以平静，她用激动的手写下了急切的语言，一封沾满泪水的信飞到了孟烈手中，她约孩子迅速到南京去。
生身母亲虽是出生入死的刚强战士，但当她拉着已长成大姑娘的亲生女儿，却也忍不住“执手相看泪眼”，亲情、柔情及歉疚之情，百感交集。她要女儿从此留在身边，以弥补当年因战争带给她们的缺憾。
面对生母和继父的盛情挽留，孟烈的心里犹如江水翻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留在南京，自己的生活、前途从此就有可能完全改变，临别时泾县的爸爸妈妈和大哥都支持她留在生母身边；但是云岭乡亲们把她从虎口保下来的恩情如何忘记得了呢？这份情意又如何回报呢？养育了自己将近20年的父母亲深明大义，可自己却割舍不下他们。最终，她还是回到了泾县。
如今，当年的小皖留已年过花甲，两鬓已悄悄地生出了白发，可她和曾任泾县公安局长的丈夫仍然愉快地忙碌着。他们的家——县城一栋普通的民宅——成了云岭接待站，云岭的乡亲们有什么事都喜欢来找她，在她家吃，在她家睡，等到事情解决才离开。她不仅是詹家的女儿，也是所有云岭乡亲们的亲人。
孟烈——这位新四军的后代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军民情深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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