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人员分批撤离皖南，转移到苏中、苏南敌后根据地，准备继续北上。
其实，皖南事变前后，苏南的形势也紧张起来了，不仅国民党军队阻挡着新四军北上的路，而且日本鬼子也严密封锁了铁路沿线。沿线的村庄都变成日本鬼子的“爱护村”。在“爱护村”里，人人要挂“良民证”，村里实行联保，扬言如果发现窝藏一个新四军战士，全村人格杀勿论。同时还封锁了运河和长江，船只全部被管制起来，以阻止新四军渡江北上。
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先行撤离的几个梯队全部化整为零，分成几个小组。战士们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在地方党和老百姓的掩护下，分散行动，待机北上。
像鱼儿游到了水中，在这段时间，新四军战士生活在老百姓家里，军民之间演绎出许多鱼水情深的故事。
女兵们到哪里都招人喜欢，房东家的大嫂搂着女兵的肩叫“妹子”，大娘拉着女兵的手口口声声喊着“闺女”，女兵们要不是任务在身，真是舍不得离开了。
在溧阳县西溪镇，女兵张薇、郑人觉、项文格、蒋静林、杨天等人全都成了农村姑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1941年春节快到了，姑娘们了解到当地有不留外人在家吃年夜饭的风俗。乡亲们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作为革命军人却要注意这一点，这是群众纪律。她们提出单独过春节，乡亲们同意了，给她们送来了大米、咸肉、青菜、柴禾及餐具。
大年初一，日伪军来村里骚扰，女兵们混在群众中一起离开了村子。她们不知道，房东大嫂却经受了一场劫难，日伪军用鞭子、枪托抽打着大嫂，逼她说出新四军战士的下落。大嫂紧咬牙关，始终未吐一字。日伪军一无所获，洗劫了村子后扬长而去。姑娘们回村后，看到家里的锅、碗都给砸了，大嫂也遍体鳞伤，禁不住抱着大嫂哭了。大嫂含着泪安慰她们：“那帮家伙虽然砸了我家的锅，但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你们放心吧！”女兵姑娘们擦着泪，抚摸着大嫂的伤痕，暗下决心：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掩护我们，我们不赶走日本鬼子，誓不罢休。
春节过后，天气依然阴沉沉的，日本鬼子仍然隔三岔五地来“扫荡”。有一天，女兵姜辛耘接受了县委指派的任务，要从县委所在地北新桥到包场镇去找区委书记商议事情。一路上，行人稀少，寒风阵阵。姜辛耘正埋头赶路，想在天黑前赶到目的地。忽然，迎面跑来一批逃难的老百姓，他们有的挑箩筐，有的提竹篮，妇女抱着孩子，老人牵着牲口，神色仓皇地跑着，说是日本鬼子已经进了包场镇。可那里，正是她要去的地方。
老百姓跑远了，姜辛耘继续往前去。根据经验，她知道这个时候区委可能已经转移到包场附近的河南乡去了，眼看天要下雨，得加紧步伐赶到河南乡！正在这时，只听得身后响起一阵紧似一阵的脚步声，姜辛耘回头一看，见是一位老人正急急忙忙地追赶着她，并问：“姑娘，你到哪里去？”她机智地回答：“学校停课了，我要回包场家里去。”老人告诉她：“那里到了日本鬼子！”姜辛耘没敢答腔，仍加快脚步往前走。老人紧跟其后，走了一段路，又说：“姑娘，天快黑了，前面去不得。就在我家过一宿，明天一早，我带你过小桥、抄小路，到包场去。”
这位老人急促而诚恳的话让姜辛耘停下脚步。望着这位素不相识但却面目和善的老人，她迟疑了一会儿，就点头同意了。
老人热情地招待她吃了晚饭，安排她休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老人就已把早饭烧好，招呼姜辛耘吃过早饭，指引她过小桥、抄小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找到区委书记，完成了任务。返回时，姜辛耘特地买了一条红纸包的米糕，向老人家道谢。老人笑眯眯地一边竖起四个指头比划着，一边说：“我姓胡，而你……都是自家人嘛！”
类似这样的故事，许多女兵都碰到过，虽然看起来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惊天动地，有的只是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一片深情厚谊。
当年流传最广、最感人的是发生在苏南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一位老乡用自己的女儿换下了一个女兵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新四军女兵徐若冰身上。
1941年初，丹阳里庄桥附近的苏南交通站到了11人，其中只有徐若冰一个女同志。他们在交通站站长的安排下，每天早出晚归，清早背上行装，躲进离村二三里路的竹园里，等到吃饭的时候回到村里，吃完饭后，又匆匆离去。
发生故事的那天，北风呼啸，夹着蒙蒙细雨，路上几乎不见人影。就在回交通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议论着说：“这样的天气，汪派（伪军）不会来的，我们放心吃饭吧。”可是，话音未落，只听交通员大声喊道：“快跑呀！快跑呀！汪派来了！”接着，枪声、嘈杂声连成一片。11位新四军战士混在老百姓中间，纷纷向田间跑去。新四军女兵徐若冰慌忙中发现，人群中竟看不到一个妇女，只有自己是个女的，混在里头目标显然太大。怎么办？正不知所措之际，交通站隔壁跑出来一个老人，他一把拽住徐若冰：“姑娘，快！快到我家来！”
老人也姓徐，是交通站站长的弟弟，他头发花白，五十多岁，配合他的哥哥帮助新四军做了许多好事，周围群众像尊敬他哥哥一样尊敬他。他让徐若冰到灶下烧火，以避开伪军的视线，叫女儿鸣凤在灶头上做饭，并对徐若冰说：“不要怕，你就说是我的外孙女，从上海来的，为外婆做周年忌日的。”
伪军一进村就不停嚷嚷：“谁是新四军，快快站出来，否则，抓到后立刻打死他！”“谁窝藏新四军，就没有好下场！”随着一阵吵吵嚷嚷，几个伪军闯进徐大爷家。他们像饿狼似地乱翻乱找，翻箱倒柜地掠夺财物，注意力并不在搜查新四军上。就在他们刚要离去的时候，进来一个便衣汉奸，他贼眼一溜，发现了徐若冰，一伸手把她揪了出来，喝问道：“你是不是新四军？跟我走！”
没等徐若冰开口，徐大爷连忙护住了她，并跪下向他们哀求道：“她是我外孙女，从上海来的，为她外婆周年忌日来的，不是新四军，求老总放了她吧！她胆小害怕呀！”徐若冰此时不能说话，一开口，口音不对，更会引起怀疑，索性就装得像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子一样，站着不动。那个汉奸看看她的穿着打扮，又看看她的神态，对徐大爷的话似信非信，手仍揪着不放。徐大爷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老总，你放了她吧！你不信的话，请看挂在墙上的锡箔、纸钱，我们正为她外婆做忌日呢。”那个汉奸说：“不管她是不是新四军，我一定要带走！”说着就恶狠狠地揪着徐若冰的衣领往外拉。
眼看着那汉奸态度坚决，非要把徐若冰带走，徐大爷急了，他含着眼泪，指着他的女儿鸣凤说：“老总，你们要带还是把她带走吧，若是把我的外孙女带走，我对不起她的父母和外婆呀！”就这样，汉奸把许大爷的亲生女儿带走了。
鸣凤姑娘一句话也没说，跟着汉奸走了。徐若冰着急地抓住徐大爷的手：“大爷，鸣凤她……”许大爷拉着她的手说：“小徐，你不好再呆在这里了，马上送你走！”她还是不放心地问：“鸣凤怎么办？她不要紧吧？”大爷安慰着说：“你不用担心，她是本地人，可以想办法弄出来的；如果你被带走，就没救了。孩子，你放心走吧！”
徐若冰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徐大爷，转移到另一个村子。不久，她安全地过了运河、过了铁路、过了长江，到达盐城新四军新军部。
全国解放后，徐若冰曾多方打听徐大爷和鸣凤姑娘的情况，都未有结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徐若冰被审查，“造反派”为了找出她“可能是叛徒”的证据，到丹阳外调，居然找到了鸣凤。当年这个舍身救女兵的鸣凤姑娘，面对“造反派”的“三堂会审”，严正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又一次保护了徐若冰。徐若冰也由此找到了鸣凤，并把她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徐若冰是永远也忘不了人民的，无论在哪里，她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单位里的优秀分子或先进分子；离休后仍不忘发挥余热，年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离退休干部。
然而，徐若冰由于出身豪门，社会关系又比较复杂，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她屡屡被作为审查和批判的对象，这一点让她终生感到十分委屈和不解。
徐若冰是福建福州人，一个富商家的千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有丫鬟服侍，每日里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燕窝粥、人参汤也不知喝了多少，可是身体却娇娇怯怯、弱不禁风。她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被精心呵护着，却看不到外面的新气象，呼吸不到门外的新鲜空气。长到五六岁了还没有出过门。她外婆在上海，来福州看女儿、看外孙，见到小若冰瘦得像根豆芽菜一样，十分心疼，决心把她带离福州，让她去换一种生活。徐若冰从此走出了福州的豪门大宅，到了上海，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上海凭着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很早就成为我国第一繁华商埠。自从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我国大门，上海便成了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望着波光粼粼的黄浦江，看到江面上挂着外国旗子的货轮趾高气扬地穿梭般来往，徐若冰既看到了上海的繁华，同时也感到十分不解，小小的心灵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可以在上海设立“租界”，瓜分我们的领土？
徐若冰呱呱坠地的那一年，“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苏联爆发了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批拥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而起，打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号，掀起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北京、上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徐若冰到上海读小学的时候，上海的新思想早已十分活跃。她在学校里开始接受新的教育，听了不少有关苏联的故事。她从这些新的故事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1931年9月18日，已上初中的徐若冰听到楼上女生一片哭声，她们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我国而愤恨，为失去美丽而富饶的东三省而痛心。徐若冰和她们一样感到愤恨，和她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的入侵，抗议蒋介石拱手揖让领土的“不抵抗主义”，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呐喊。
动荡的政局，加上对共产党认识的误区，徐家怕若冰在外惹祸，便把她召回福州，让她在福州“安心”读书。但她“安”不了心，学校准备开除她，她又悄悄回到上海。
徐家是个大家族。在徐若冰的记忆里，光叔叔就有30多个。她的一个姨在上海是共产党员，正是这个姨和姨父把她送进了革命队伍。1937年12月，姨父把她托给当时在上海红十字会工作的乐时鸣，请他把她带到延安。这无意中的一托，便把徐若冰的终生托给了乐时鸣。
乐时鸣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红十字会交通股工作。上海沦陷后，红十字会忙于抢运伤员，一路辗转上海、宁波之间。徐若冰也参与其中工作，期待着这一任务完成后，可以到延安去。由于时局的变化，去延安的道路受阻，伤员也老是运不完，乐时鸣率领的红十字会交通股与上海煤业救护队合并，一路开到了安徽新四军驻地。
如今，他们已携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将军驰骋时立马横刀鸣乱世，若木逍遥日清冰润玉献香枝”，这是友人为他俩金婚纪念时撰写的一副嵌名联，真实地写照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于乱世间横刀立马，勇斗顽敌，又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奉献一生，虽然一生风雨坎坷，但他们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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