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医疗队伍，被史沫特莱称为“中国军队第一支现代新式医疗队伍”。这支队伍里，汇集了大量受过专门训练的爱国医务人员，同时也是女兵比较集中的地方。第一批到达皖南的除了像章央芬这样的女军医以外，还有从中央高级护校毕业的郑素文、薛和、赵国宝、蒋智和等十多人以及从上海、南京等地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左英、杨光、刘求、潘代青、黄浩然、王斯、杨易立等。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不断有医护人员参军，加上军部连续举办了六期卫生训练班，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女兵也越来越多。这支队伍充满了朝气。
第一批护士小姐来到皖南的时候，新四军军部还没有像样的医院。把破旧的祠堂修一修，墙壁粉刷一下，就是新四军最初的医院了。护士小姐都是从专门护校培训出来的，根本想不到所谓医院原来是这样子的，没有病床，没有器材，什么也没有。但既然是为抗战而来，为救死扶伤而来，就不能计较条件的好坏，条件越艰苦才越光荣呢，再说，条件是可以创造的。
于是,姑娘们积极参加到军医院的筹建中。没有病床，她们抱来稻草铺在地上，四周用砖一围，铺上白床单，标上床号，很像样的“病床”就整理好了；没有桌子，捡一些砖垒起来，刷上石灰，一张雪白干净的桌子就有了；没有痰盂，用三块砖拼一拼，里面放点灰土，就地取材，倒也很方便。姑娘们用她们的巧思和双手很快就把病房布置起来了。
在叶挺军长和军医处沈其震处长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军医院陆续搞到了显微镜、X光机和发电机等，男战士运用自己的手艺还自制了消毒器具。总算有了化验室、药房和手术室，现在才稍微像个医院了。
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战斗日趋频繁，伤员越来越多，祠堂里容不下了。群众给他们出了主意：“这山上到处都是竹子和茅草，你们不能用来盖房子吗？”于是，一栋竹梁、竹墙、竹门、竹窗、竹床、竹凳的竹子医院诞生了。护士小姐们干脆把一些医疗器具和生活用品也换成了竹子的，如装药的盒子、发药的盘子、换药的镊子、盛药的橱子等等，甚至还有竹节花瓶呢，往桌子上一放，插上一把从山上采来的山花，一个温馨又漂亮的病房就呈现在伤员眼前了。护士们把叶挺军长请来参观“竹子医院”，叶军长满意得直点头，连声说好。以后，只要杜鹃花盛开，叶军长就会亲自上山摘花，并把它们修剪得整整齐齐，插在竹制“花瓶”中，送给重伤员。
医院虽简陋，但制度是科学而严格的，如值班制度、巡诊制度、饮食制度等，护理、查对、发药、打针、换药和清洁卫生等都有具体细则。许多护士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们满怀抗日热情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伤员和她们的经历不同，对她们的“认真”态度甚至产生了误会。
每天，护士发药，规定必须看着病人服下去后才能离开，伤员却犯了嘀咕：“她为什么这样严格？不会是药里有毒吧？”“这些小姐有不少是来自南京中央护校、中央医院，都是国民党那里来的，她们能有好心？”护士们越是看着他们，他们越紧张，于是，有些伤员会把吞下去的药又吐出来，吹干后悄悄地拿给党员医生去化验；有些需要开刀动手术的病人也非要请党员在旁边看着才肯开刀。护士们哭笑不得，有的知道自己被怀疑，气得直抹眼泪。
从上海仁济医院来的左英，是个中共党员。她很受伤员们的欢迎和信任。
我去上海拜访左英时，老人因患感冒，有些发烧，需要休息；又怕把感冒传染给我，一开始对是否接受我的采访有些犹豫。但当她听说我是从安徽专程去的以后，遂热情地邀我到她家。到她家后，她再三交代：“坐得离我稍远一点，千万不要把感冒传染给你……你喝水，这个杯子是消过毒的，我不拿它……”毕竟是一辈子的医务工作者，关爱别人比关爱自己更多更切，令人感动。
左英住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但她家里却显得静谧安详、朴实无华，一如她朴素的衣装、花白的头发和宁静的话语。
她腿脚不便，那是1949年随部队解放福建时，途中翻车，把两腿压断了，手术没有做好，留下了残疾，需拄着拐杖走路。我要去扶她，她谢绝了：“没关系，我能行！”平淡、坚强、超凡脱俗，这是我对她的评价。
谈起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她满怀深情，拿出一本由百家出版社出版的《救死扶伤》一书，对我说：“这本书里收录了新四军医务工作的概况，可能对你有用，送给你吧。”
左英是上海人，小时候在南市西城小学读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流亡学生到南方请愿，就住在西城小学的礼堂里。听他们讲国土的沦丧，讲他们父母的惨死，讲日军的残暴，唱“流亡三部曲”，小左英少小的心中激起了爱国忧民之情。
小学毕业后，左英考上了仁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参加了职业界抗日协会，不久就入了党，成了仁济医院地下党的负责人。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仁济护士职业学校的英籍校长希望她毕业后留院工作，对她说：“中国现在是灾难深重，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不能救中国，只有上帝的天国才能救你们。你就留在这里工作吧！”左英留下了。这位校长不知道，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人才，还恰恰是一颗共产主义的种子。
左英所在的仁济医院地下党的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经常组织到难民署做防病工作，到纱厂夜校普及救护知识，募集支援前方的药品和寒衣等等。因为新四军组建之初急需医务人员，上海地下党部署医务界的党员动员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左英动员了上海宝隆医院8位年轻护士去皖南云岭。半个月后，左英听说她们在温州被国民党当局抓起来了，十分着急，决心要去营救她们。她以护士身份参加了赴前方慰问的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温州。
这时，8位护士在新四军办事处的多方交涉下，已经被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而左英自己却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国民党温州市党部对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产生了怀疑，要拘捕他们。上海是回不去了，新四军办事处当机立断，连夜派人将他们送往云岭。左英从此穿上了军装，成了女子八队的一名女兵。
没有多久，她被分配到军医处。当时的军医处比较复杂，伤员与知识分子医生和护士之间的矛盾很大。医术高明的宫乃泉对伤员要求很严，经常批评他们的不卫生习惯，伤员们就不要他开刀；医生、护士基本上来自大城市，生活习惯、言谈举止都有些不同于战士的地方，一些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对医生、护士既看不惯也不信任，指责他们不给伤员用好药。左英觉得军医处太复杂，不愿去。她对军部领导说：“我可能挑不起这副担子。”但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又不允许她多说，领导最终决定：“正是因为那里复杂，矛盾比较多，才更需要我们党员去呢。你去后，一方面做医务工作，一方面做政治工作，把矛盾了解清楚。”
左英来到军医处后，在伤员和医护人员之间开展了协调工作。她对伤员讲统战，讲医护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讲遵守严格的医疗制度的好处；对医护人员讲伤员们抗战的勇敢和艰苦；对不习惯艰苦生活的护士，尽量给予关怀。她认为，所谓军医处的矛盾大部分是由于一些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的不同而引起的，属于一种误会，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
对军医处的情况，军部首长也十分重视，他们经常到医院去做工作。在医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叶挺军长来了，他轻轻地掀开盖在伤员身上的被单，看一看伤口在哪里，摸一摸伤口，问一声：“还疼吗？”伤员们感到了温暖，忘记了疼痛。
叶军长鼓励伤员说：“我在火线上亲眼看到了你们打得顽强，打得好，不愧是新四军的钢铁战士，你们都是好样的。现在，你们也要勇敢地面对伤痛，听从医务人员的安排，他们都是好医生、好护士，你们只有好好配合他们，才能尽快治好伤，早日重返前线。”
陈毅司令员来了，他逐个地对伤员进行慰问，和蔼而详细地询问伤情、伙食等情况，和伤员们谈笑风生。他说：“三年游击战争中我负了伤，伤口化了脓，可以说是无医无药，要点洗伤口的盐水都没有，只能咬着牙把脓挤出去，连血水都挤出来了啊。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批医务人员，条件好多了，他们一定能把你们的伤治好。你们要有信心，要尊重医务人员，伤员同志们，一定要配合好啊！”医务人员也团团围住了陈毅。陈毅风趣地说：“我们有个敌人，叫马虎主义，它对我们的事业危害很大，从事医务工作特别要注意反对马虎主义。你们工作的对象是我们的伤病员，是抗日的同志，他们的生命和健康都攥在你们的手心里，稍有马虎可是要出问题的呀！医疗上的一点马虎，就能增加病人的痛苦，造成残废，甚至死亡，人命关天呐！”
1939年3月，带着春天的问候，周恩来副主席来到云岭。在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陪同下，周副主席视察了新四军后方医院。后方医院设在小河口，距离云岭约有六七十公里。在用竹竿茅草搭成的病房里，他看到一位新四军副官正在指责一位医生。周副主席问清了情况后，当面批评了那位副官。他对副官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应该发挥模范作用，团结医务人员进行工作，这是党的政策。”周副主席安慰了那位医生，鼓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干，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他还对大家说：“你们的医生都是好医生，要信得过。”听了周副主席一番话，那位医生感动得泪流满面。
在小河口医院，周恩来会见了全体医护人员，他勉励医护人员要提高技术，努力工作，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伤病员服务，为抗日救国做贡献；并要求共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加强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医护人员记住了周副主席的话。一群年轻活泼的护士簇拥着周恩来，纷纷请他在自己心爱的纪念册上题词留念。周恩来开玩笑地说：“这么多本子，我一夜不睡也签不完啊！”当然，他还是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一本一本地题词，给医护人员以极大的鼓舞。周副主席还看望了住在医院养病的护士蒋智和。蒋智和因为得了肺结核正在隔离休养，周副主席亲切地问她：“你是哪里人啊？”蒋智和回答：“我是宜兴人。”周副主席说：“你不怕路远来到皖南，为抗日的事业做贡献，真是好姑娘。人总是要生病的，不要着急，要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早日为伤病员服务。”他把国际友人送给他的一个热水瓶转送给她，还为她在纪念册上题词：“打回宜兴去”。周副主席对一个普通护士都如此关爱，医护人员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之间的矛盾渐渐地消除了。医护人员最终用优质的服务态度和治疗效果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伤员和医护人员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地的老百姓对新四军医院为他们治病、防病而花费的心血更是感激不尽。
军医院还碰到了买药和运药的困难。照例，新四军在编制序列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应该按规定拨给一定的药品和药材，但是，蒋介石从来就没有真心抗日过，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要消灭新四军，在军饷上是克扣，在药品和药材的发放上更是克扣，新四军的用药成了大问题。药品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国内外人士的捐助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支援，另外通过发动医护人员求亲告友，取得帮助。
当时，新四军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运输十分困难。国内外人士捐助的药品和红十字会支援的药品还可以通过香港、上海等地，以大客商的名义发到皖南；自己采购的药品要运回来就得想许多办法。负责采购的人员只好找朋友、托亲戚，建立地下采购站，千方百计把药运回来。有时，出去采购的几个女同志干脆把一些特别贵重和急需的药放在小钱包里，自己打扮成太太、小姐或丫鬟的样子，大摇大摆地拎着钱包过关卡。
但钱包毕竟太小了，装满也没多少。军医院的医护人员还要上山采药，找代用品，土法上马，鸡蛋壳、烧酒、猪油等都成了良药。医院自己配制的大量的注射液和各种针剂，为及时抢救危重病人发挥了作用，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不良反应和感染。
医院里的白衣女兵真正成了伤员的保护天使。
部队是要上前线的，前线需要大量医护人员。军医处为此连续开办了六期卫生训练班。第一期在岩寺。移驻云岭后，开始办第二期。从女子八队调了一个班（10个人）参加这期培训。开学不久，项英就指示说：卫训班不要女生，女同志不宜上前线，叫她们回教导队去。十个姑娘不乐意了，纷纷要求卫训班教务主任杨光和班长吴友廉去向项副军长反映意见。吴友廉是茂林第一个妇抗会主任，她“不爱红装爱武装”，坚决要求参军，被分配到女子八队学习。在她和杨光的一再要求下，项英才同意留下五个姑娘，让年龄较小的回八队去了。回八队的五个女生后来又都参加了第三期卫训班，其中年龄最小的陈化只有12岁，第二期退回去后，她坚决要求参加第三期，一定要学好本领打鬼子。实际上，以后的几期卫训班都是女同志挑大梁，学成后，她们全分到各支队、纵队、团和营；各支队又办起了医院或卫生队，很快就在全军形成了一支生气勃勃的卫生大军。
新四军医务人员同时开展了以防为主的保健工作，在全军范围内实施卫生教育，养成卫生习惯，提高健康水平，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军医处特地挑选了唐求和郑素文两个女兵从事这项工作。
从中央高级护校毕业的郑素文1938年2月就来到皖南，成了新四军里一名光荣的医务工作者。因为是科班出身，她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担任了教导总队的卫生教员，开展以预防为主的军队卫生工作。
这位护士小姐，一开始只知道抗日打鬼子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别的革命道理一概不懂，连“同志”这个称号也十分陌生，伤员礼貌地喊她：“同志！”她却糊里糊涂地反问：“谁是你的同志？”惹得伤员十分生气，以为这个小姐看不起自己，闹出了误会。
郑素文住在八队。她一面工作，一面跟随八队的学员听政治课，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逐步把自发的爱国热情转变为自觉的革命行动。她每周负责讲授一次卫生课，宣传个人卫生、集体卫生及饮食卫生等防病知识。从八队开始，一个队、一个队地上课，一个队、一个队地检查卫生状况，不辞辛劳，不厌其烦。
战火纷飞的非常时期，那些来自城市的青年学生乍到部队，以为越艰苦越革命，对部队艰苦的生活条件毫不计较，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中，以至于长期无法洗澡、无替换衣裤，身上长了疥疮，生了虱子。虽然大家风趣地称之为“革命疮”、“抗日虫”，但毕竟还是影响着大家的身心健康和学习训练生活。
郑素文把这些情况向军医处作了汇报，并建议建造个简易浴室，每人发一套替换内衣裤。这个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史沫特莱伸出了无私的双手，她捐出自己的部分稿费，和新四军将士们一起动手修建了一座简易浴室，不仅解决了大家的洗澡问题，还可以对换洗下来的衣服进行煮沸消毒。郑素文在浴室入口处，放置药膏、消毒棉、纱布等，供疥疮病人自己使用。几个星期后，虱子、疥疮基本消灭。学员们身心愉快，体力好转，学习效果明显提高。
郑素文由一个幼稚单纯的护士小姐成长为一名称职的新四军卫生教员，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四军女兵,在部队医疗卫生这条战线上，她一直战斗到1950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于1951年到中联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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