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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书籍

新四军女兵

音同义更深

  在皖南泾县云岭的丁家山,座落着中共东南局。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的五、六个女同志中,有好几个是从延安来的老大姐,其中李坚真、章蕴、邓六金被人们称为“新四军三大姐”,按年龄大小,她们被称为李大姐、章二姐、邓三姐。

  大姐李坚真也有一番改名字的经历。

  李大姐原名李见珍,斯诺夫人尼姆?韦文斯在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里曾有一段对李见珍的专访,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时,把名字译成了李建贞,到皖南后,又改成了李坚真。“坚真”虽然与“见珍”、“建贞”音谐,但并不是简单地取其谐音,这两个字的含义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李坚真是一位由童养媳走上革命道路,最终在漫漫征途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女干部。

  她1906年农历十二月出生在广东丰顺县小胜村的一户贫困农民家里,刚问世8个月,还未来得及取名,就被邻村一个放排人用八串铜钱(一个月一串)买去,由媒婆抱着与他7岁的儿子拜了堂。

  买她的婆家其实也是贫苦农家,佃耕地主的田。种地不够维持生活,公公常出去放排,赚一点苦力钱养家糊口。他家过去买过两个童养媳,都没有养活。才8个月的李家女孩因为生得聪明伶俐,全家人都很疼爱她,把她当作珍珠宝贝,给她取名“见珍”。见珍9岁时就爬山越岭、砍柴割草;13岁就学会靶田和种番薯等农活;15岁时能挑着砍来的柴草上集墟上去卖,成了婆家的好帮手。她赶集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消息,开始对革命有了模糊的认识。

  李见珍很幸运,她遇上了彭湃、朱总司令和毛泽东等当时的农民运动的领袖,他们为她点亮了心中的明灯。她萌生了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愿望。

  婆家人是支持她革命的。比她大7岁的丈夫读过私塾,进过洋学堂,是个初中生,他比李见珍更早地参加革命并入了党,可惜他在1928年就不幸病逝。公婆看到见珍一步一步走出家门,还逐步担任了相应的职务,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经常鼓励她,对她说:“人家有钱买官做,我家无钱也有官做。见珍,大家信任你,是好事哇。你要好好干。”有些亲友来祝贺见珍“当官”的时候,她婆婆总是换上新衣,高高兴兴地迎接大家。

  1927年6月,李见珍站在党旗下,想到自己这个只值八个铜元的苦妹子,现在能投身到党的怀抱,感到浑身是劲,心中充满了喜悦。

  从1930年到1934年10月,她先后担任过闽西特委,福建省委妇女部长,福建省政府执行委员,汀东、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中央局妇女部长,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她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成了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后来,她把自己的这一特长充分地运用在长征途中,运用在新四军军部。

  长征时,李见珍被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担任民运科科长,后来又被推荐到干部休养连任指导员。打土豪、寻粮食、找向导、做群众工作样样做得别出心裁、得心应手。

  每到一地,为了找一户有钱人家,让他们出钱出粮,一般人都是先找老百姓打听,而老百姓因为不了解红军,心存疑虑而不敢说,往往半天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李见珍不同。她每到一处,总是先找个高地方,往村子里四下一望,谁家的房子大,高楼多,砖瓦白灰院墙气派;再听谁家的狗叫得凶、底气足,所谓狗仗人势,有钱人家的狗也神气;接下来再去看他家的牛栏、猪栏、马栏大小,看看锅灶大小、油水多不多。几样东西看下来,心里就有数了。这样打土豪,一打一个准。

  到了延安后,李见珍成了李建贞,先后担任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边区党委委员、边区妇女部部长等职。

  延安,这座革命的摇篮,哺育和培养了数不清的革命力量,荟萃了中国革命的精英。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全国燃起时,延安的革命种子撒向了四面八方。1937年冬,华北、冀中的八路军已与入侵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为了尽快将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以抗击肆虐在华中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同时也为恢复和建立南方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一批干部到南方去工作,李建贞和曾山、邓振询、罗梓铭、张爱萍等一行数人,在项英率领下,告别延安,取道西安南下,到达武汉。中央在武汉设立了中共长江局。春节过后,他们分赴大江南北。罗梓铭去了湖南,张爱萍去了大别山,曾山和邓振询、李建贞夫妇经九江抵南昌,李建贞在中共东南分局任妇女部部长。1938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改设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1939年3月,东南局撤离南昌到达泾县离新四军军部不远的丁家山。

  李大姐带着妇女部的同志们活跃在皖南山区。当时的皖南山区并存着敌、伪、顽、我四股力量,情况尤其复杂,为了了解和掌握这些地区的情况,李大姐带着年轻的姑娘们,不惧危险,深入山乡田畴,进行详细调查,通过眼观、耳听,摸到了许多具体的情况,既为开展妇女工作提供了材料,也为在这些地区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作出了贡献。

  妇女部的姑娘大多是为了抗日而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实际工作中,她们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也增进了与大姐的友谊。工作中碰到什么困难、思想上有什么问题,都愿意与大姐说说,甚至个人在生活中的烦恼、包括婚姻恋爱也找大姐参谋参谋。当然,有时她们也会围在大姐身边,七嘴八舌地提些意见和建议。李坚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1940年三八节将到,东南局一个报纸约我写篇纪念文章,妇女部的同志在一起研究文章怎么写好.在讨论时,曹之平说:“大姐,你的名字‘建贞’有点封建,不如改成‘坚真’好了。”曹之平的建议立即得到那几位姑娘的赞同,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好!同志们都说你原则性强,办事公道,你就改成‘李坚真’吧!”我觉得这班年青人给我改名字是对我的鞭策和期望,反正“坚真”和“见珍”、“建贞”的音差不多,用“坚真”之名可勉励自己,就对她们说:“接受你们的建议,改就改吧!”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这篇文章上第一次以“李坚真”署名,从此,启用新名。

  姓名,古时是用来“明贵贱”、“别婚姻”的。女子在家从父姓,出嫁从夫姓,古今中外皆有此例,更有许多女子一辈子都没有名字,在家称“丫头”,出嫁后是“某氏”,女人是上不了家谱的。但是毕竟时代是在前进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封建势力已抵挡不住民主自由的呼声,女子们终于可以陆续走出家门,走进学校,走向社会,已经可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了,名字也才真正地有了意义。在新四军这个崭新的战斗集体里,女兵们可以自豪地宣布:“我新的生命诞生了!”“这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改名,反映了革命青年追求新生活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年青人的革命决心和精神风貌。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时代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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