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日，浙江龙泉溪中有一条小船正顺流而下。三月的龙泉溪已洋溢着春意，溪水晶莹碧透，游鱼历历可数，沿岸翠竹摇曳，绿意浓浓，但在小船里的十个男女青年却无心浏览这旖旎的春光，只想赶紧离开令人失望的“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投奔到真正抗日的地方去。
浙江镇海望族的小姐李又兰、李采芝及好友乐群就在其中。她们三人与另外七位男青年曾满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情，报名参加了“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指望在训练团里先学些本领，将来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但是，单纯的青年学生受骗了，训练团里根本没有抗日的气氛，却有着对进步青年的压制和管束，甚至打击。
此时的延安已成了革命青年心目中的明灯，他们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终于，他们寻找机会，逃离了训练团，跳上了事先雇好的小船，悄悄地但又是急急地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奔去，到那里，就可以被介绍到延安去了。
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争夺青年。一群浙江青年的到来，立即引起了国民党鹰犬的注意，武汉警备司令部一位青年军官以同乡会的名义来“看望”他们，名片上写着“武汉警备司令部情报科科长/乐济书/浙江镇海”。他认真地劝说青年人“不要到那边去”，“还是在我们这里工作，你们愿到哪里，包括香港、重庆、桂林在内，都可以从优”。
乐群带头表态：“我哪里也不去，我们是到武汉来读书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情报科长无功而返。
年轻人料想这位“热情”的同乡还会再来，李又兰和乐群想了个“鬼点子”，先由李又兰给镇海家里拍了份电报，故意声称要返乡读书；然后，几个年轻人又是到饭馆吃饭，又是到戏院看戏，显得很阔气，而且对政治毫不关心。那位同乡果然很高兴，表示要欢送他们回乡。他哪里想到，这些年轻人早已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在周恩来的指点下，悄悄打点行装，又通过潘念之、沈钧儒给叶挺军长写了封介绍信，在一个早晨，他们戴上借来的“浙江省回乡服务团”的袖章，踏上江岸码头上的轮船，离开武汉，扑向了革命的怀抱。到1938年9月，李又兰、乐群她们已在泾县章家渡兵站张开双臂，迎接其他战友的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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