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师第一任政委
129师政治部主任（后改称师政委）张浩曾经在中共党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只因为英年早逝，以致后人对他了解得不多。
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虽然现在林彪的名字几乎妇幼皆知，但在当时，林育英的名字却要比林彪的名字响亮得多，实际上林彪去黄埔军校学习还是由林育英促成的。
林家参加革命的人中，除了林育英、林彪外，还有林育南。林育南是林育英的胞弟，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又担任过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东方旅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刑场被杀害。林家三兄弟中的林彪也曾在作战中头部中弹，造成植物神经紊乱。大难不死的林彪，凭着自己出色的指挥才能，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当然，林彪后来的死与他这两个堂兄的死在中共党史上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林育英早在1922年2月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年后返回中国，化名林春山。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1927年，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林育英以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身份结识了毛泽东，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12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不幸被捕。
被捕后，林育英受尽了各种刑罚，鞭子抽，皮带打，坐老虎凳，更残忍的是寒天腊月被泡在冰水中，真是欲活不能，欲死无门，受尽百般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开口。敌特对他施以13个月之久的刑讯，终无所获，只得将其释放。
从此，林育英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常常是百病缠身。所以，林育英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带着一种病态。后来，他被中共中央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再后来，也正是他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林育英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分裂的紧要关头。
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实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后，原本要松一口气的红军将士，没想到又将面临一场来自内部的分裂斗争。
以张国焘为军委主席、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实际军权，掌握在张国焘手中。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幸运的是在长征途中它受的损失比红一方面军要小得多，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约8万人之众，比只有3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多了1倍多。
素有权力欲的张国焘此时拥兵自重，公然另立中央，将整个红军置于分裂的边缘。在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时，张国焘提出的却是“向南攻打成都”，与毛泽东的主张南辕北辙，夺权野心立见。
纵观整个中共党史，可知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没有这一次斗争的胜利，很可能就没有后来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这关键时刻出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林育英。
林育英于1935年12月及时地赶到了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他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只有从他嘴里讲出的条条款款。
为防不测不给敌人留任何把柄，林育英在临行前把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将文件完全“印”在了脑子里，然后，以一个小商人的身份，经蒙古，穿沙漠，到达了陕西。
由林育英来协调双方是非常合适的。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是张国焘的老相识，他和双方都能心平气和的说上话。共产国际“七大”是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线而不是张国焘自封的“中共中央”的路线。
同时，林育英的态度也很明确，他支持毛泽东，这样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的“中央”，而“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这场斗争中，林育英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道：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的作用还可以从他的电报中进一步看出：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从苏联回国后，为了保密，他用了“张浩”这一化名，并在出任129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时，沿用了这一化名。1938年1月，因为健康的原因，他不得不离开129师，回到延安，他的职位由邓小平接替。
回到延安后，林育英的身体仍然不见好转，1942年3月6日他病故于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还亲笔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张浩的敬意与怀念。
“刘邓”十三年
当刘伯承以94岁高龄在北京逝世后，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第一个走向遗体的，是被人们叫了将近50年的“刘邓”的另一半——邓小平。
一篇《悼伯承》，将邓小平对刘邓间13年的生死相伴、半个世纪的战友情谊表达得淋漓尽致。
邓小平在《悼伯承》中写道：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1938年1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129师原政治委员张浩因病回延安另行安排工作。从此，刘邓开始了长达13年的合作。
刘、邓两人能够“非常愉快的”合作达13年之久，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他们两人身上的许多共同之处。被人们用“刘邓”联在一起的这两个人同是四川人。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赵家场张家坝，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县牌坊村，两地相距20多公里。他们都对四川辣子有着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周恩来曾经从重庆给朱德捎来一些榨菜和四川辣子。朱德一直舍不得吃，锁在文件箱里。直到有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来到八路军总部，朱德为了招待贵客，才将这两样拿了出来。辣子炒榨菜现在可能只是四川普通人家中极普通的一个菜，但在当时却是身在太行山中的刘邓的一顿美餐。就在大家都等着“美餐”时，炒菜的战士非常难过地拿着一盘黑糊糊的东西走了进来。原来，炒菜的战士把菜给炒糊了。黑糊糊、散发着焦糊味的辣子炒榨菜被端上来后，刘邓二话没说，拿起筷子夹着榨菜就往嘴里送，还边吃边说：“好吃！好吃！
好久没吃到家乡苹了。”刘、邓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在苏联留过学。
邓小平去苏联留学是在到法国勤工俭学之后。1921年，只有16岁的邓小平来到了工业发达的法国，边做工边学习，并在中共旅法小组的帮助下开始了革命生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中共旅欧支部活动频繁，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恐慌，支部的活动越来越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和国内斗争的需要，支部决定将一部分人派往苏联学习，另一部分人回国。邓小平就在被派往苏联学习的人之中。邓小平等一行人离开巴黎十几天后，巴黎有关当局搜查了邓小平等人的住宅并称签署了驱逐邓小平等人离境的命令。
1926年初，邓小平等人来到了“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苏联中山劳动大学。邓小平在中山大学没有等到毕业，在刚刚学了不到一年后，就奉命返回了祖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
刘伯承虽然在年龄上大邓小平12岁，但单就留学的经历来看，刘伯承只能算“师弟”。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经香港来到上海。其时，上海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也无立足之地。他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与吴玉章等入远行苏联留学。
由于刘伯承是以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身份来到苏联的，所以他就读的是苏联军官学校——高级步兵学校。已经35岁的刘伯承，克服了年龄带来的困难，系统地学习了马恩列斯的许多论著，以及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司令部建设和军队指挥等方面的知识。1930年春夏之交，刘伯承等人满怀战斗的渴望经满洲里又回到了他当年赴苏的出发地——上海。
刘、邓都有“三起三落”
刘、邓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历经磨难，并且都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
担当重任者，往往要经受比常人多得多的考验。当刘伯承被任命为129师师长时，他已经曾两度彼贬，三度出任红车总参谋长。
1932年的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由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这是他第一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后来因刘伯承对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反“围剿”中的瞎指挥不满，李德借口刘伯承妨碍他的工作，通过博古撤消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1934年底的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台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坚持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这是刘伯承第二次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后期，刘伯承随第四方面军一同行动，他和朱德等人一起，坚决抵制张国青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错误路线，因此，刘伯承又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委于1936年12月7日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力主席。之后，刘伯承重新复出，仍然官复原职，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这是刘伯承第三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对于三上两下的经历，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一败”指南昌起义失败，“两罢官”指被李德、张国焘撤掉职务，“三参总戎幕”指三度出任总参谋长。实际上刘伯承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1930年8月从苏联回国后，他立即被委任力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当时正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久周恩来和翟秋白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予以纠正。为了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贯彻国际指示，刘伯承被派往武汉长江局任军委书记。算上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参谋长的那一次经历，刘伯承在担任129师师长前全部加起来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
建国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在1957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再一次被打倒。
至此，刘伯承已是三起三落。
与刘伯承一样，邓小平也有着三起三落的经历。
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了两年多后，于1929年7、8月间，被党中央派到了广西工作，以党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义。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8军，率军转战左、右江。由此，邓小平进入了他革命生涯中第一个高峰期。
随着连毛泽东都不能幸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蔓延至中央苏区，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落”。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一整套做法并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邓毛谢古”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一批觉悟了的共产党人对“左”倾错误进行了自觉的抵制和坚决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人。
于是事件的名称就由“邓毛谢古”来代称。于是，邓小平就成了“机会主义”的头头，井因此撤销职务，当众缴枪，也就顺理成章地到基层锻炼去了。
邓小平三起三落间的二次复出都与毛泽东有关。当他第一次遭到打击时，是因为他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到了遵义会议前后，又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小平才得以复出，重任中央秘书长。
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40年后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仍然有两起两落等待着他。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7年，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更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被打倒后的复出，竟然和第一次被打倒发生了联系。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第二年才得到这一消息的邓小平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对邓小平的三个方面给予了肯定。其中第一个方面即是“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再加上“他没历史问题”和“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两条，邓小平又第二次从激流中浮了上来。
1975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没过多久，就开始了他最辉煌的一次复出。此后，在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坦荡的性格，使他们两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携手同行，共同走过了13年风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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