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游击战
八路军建立山西四大战略支点
120师的骑兵队伍通过唐河
早在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协助国民党第2战区实施太原会战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深感创立敌后抗日根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太原和上海失陷后，中国的形势更加令人担忧。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对整个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后，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1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人的电报指示中指出：“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和各师军政委员会，根据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了全面部署。前方军分会决定，八路军以山西为中心实行分兵，将正规军转化为游击军，正规战转化为游击战，各师除留一定数量的野战兵团作为战略机动外，即行转入创建山西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实施战略挺进，有步骤地建立新的战略支点，创造新的战略区域，逐次向整个华北扩展开来。
之后不久，中央对八路军的部署作了新的调整：“林彪师徐海东旅速到关城镇地区，准备与贺龙师之贺炳炎、廖汉生支队配合作战。”“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刘伯承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这样，八路军3个师便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部署了4个战略支点。这 4个战略区域，将日寇在山西的占领地及其前进方向太原——临汾两侧地区，全部收进了八路军游击战争包围圈。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独立自主的、长期的、全面开展和坚持华北游击战争而进行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一个具有历史远见的游击战争的战略规划。
因为，上述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1938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八路军按照中央的部署于1937年底完成山西四大战略支点的部署之后，各部队相继派出强大支队深入敌占区，继续向全华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其中，115师聂荣臻部以晋东北为中心，伸向晋察冀边；120师以晋西北为中心，伸向晋察绥边；129师以晋东南为中心，伸向晋冀豫边；115师主力进入晋西吕梁山地。按照这一部署，各师全面转入创建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他们北上察绥，南下豫北，东出太行，跨越津浦，奋战平郊，挺进热辽；出雁北，进阴山，而达蒙古草原；出平西，进燕山，而达伪满境内；出齐鲁，进泰山，而达渤海之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像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迅速朝着华北广大地区展开，到同年6月徐州会战终止时，八路军已在陇海路以北地区创立了 10个战略区，即：晋察冀边区；平西、冀东游击区；晋西北根据地；晋察绥游击区；晋冀豫根据地；冀南游击区；渤海游击区；豫北游击区；晋西(吕梁)根据地；山东游击区。上述10个区域的游击战争，是在中共中央统一的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其战略区域的选择、各个区域的中心区的确立、游击队的使用方向和活动范围、各个区域的战略联系、游击战争的发展步骤等等，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及各师首长，均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亲临前线，开创了华北游击战争的胜利局面。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日寇不得不以大量兵力对付八路军。1938年上半年，敌在华北的兵力，1月至4月15日为9个半师团，八路军抗击5.7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3.8个师团。 4月16日以后，日军兵力增至11个半师团，八路军抗击5.35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6.15个师团。
八路军为华北根据地的开辟以及游击战争的初期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朱德总司令曾感慨地说：
“必须指出，上述的成绩，完全是我军将士血肉的结晶，他们以无比的英勇与政治的自觉，冲锋陷阵，出生入死。9个月来，大小五百七十余战(平均每天在两仗以上)，大部战斗均获得了程度不同的胜利。然而在每次战斗中，也均能看到我们将士斑红的血迹，沾染在华北的领土上，开放着自由之花：二万数千人的伤亡统计中，就有七千多名共产党员。在敌人的枪刀与炮火之下，为着中华民族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其中有我们英勇坚毅的指挥者，如周建屏同志(343旅副旅长、晋察冀边区游击第4支队支队长)、陈锦秀同志(688团团长)、叶成焕同志(77Z团团长)、刘国清同志 (688团营长)、潘占魁同志(771团营长)、罗福坚同志、萧尚志同志(均为686团政治处股长)、刘礼年同志(717团政治委员)、刘礼明同志(717团政治委员)、刘源远同志(718团营长)、刘选煊同志(715团营教导员)、潘友仁同志(715团副营长)、黄子德同志(716团副营长)等及营以下的许多英勇的军事政治干部。我们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无上的敬意。此外，广大民众由手坚决抗战与援助我军作战而伤亡的也非常之多，无法统计，他们的英勇同样是可敬佩的。”
1941年9月25日，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面对日、伪军的进攻，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连续打退日军四次冲锋。在打完最后—粒子弹时，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坠落崖底，壮烈牺牲；二人被挂在树枝上，后来脱险。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5月，日军出动两万多兵力围攻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山西省辽县麻田镇。左权主动承担掩护总部直属机关转移的任务，率领警卫部队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总部和当地群众得以安全转移。在清漳河畔的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的最高将领。他曾经给母亲写信说：“我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忠诚的战士，根据地人民把左权牺牲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