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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

蒋介石与日军秘密谈判

      汉奸汪精卫(右一)与日军东条英机(左二)在一起。

  从1940年春天开始,日本和蒋介石的代表在香港和澳门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方面把这次秘密谈判的代号称为“桐工作”。所谓“桐工作”是从1939年底开始的。当时,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派了参谋本部的一个叫铃木卓尔的中佐参谋到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系路线。铃木到香港后要求会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蒋介石的内弟,当时以西南运输公司主任的名义驻香港)。12月下旬,宋表示愿意会面。

  1940年2月14日,身任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中国课课长的今井武夫,以“满铁职员”佐藤正的化名进入香港。15日,同自称是宋子良的人举行了秘密会见,约定双方派遣正式代表举行圆桌预备会议。会见后,今井马上飞到南京,向侵华军总司令官西尾大将汇报,接着又飞东京,向参谋总长闲宫院和陆相畑俊六大将汇报,然后上奏天皇,天皇批准了这次会谈。

  同年3月7日,所谓“圆桌预备会议”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方的代表是大本营参谋本部第八课长曰并茂树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大佐和参谋铃木卓尔中佐,他们出具的是陆军大臣畑俊六签发的证明书。国民党政府派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和自称宋子良的人为正式代表,携带着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证明书。还有一个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代表,担任会场附近的暗中警备任务。经过四天的会谈,日蒋双方在共同反对共产党,镇压群众的抗日运动等方面基本达成一致。他们的分歧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汪伪政府的态度问题,蒋方明确表示不考虑同汪精卫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二是华北驻军问题,蒋方不同意明文写在条约之中,但同意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之”;三是承认满州国问题,蒋方坚持可以默认,而不能公开承认。

  由于会谈意见比较接近,今井又同铃木中佐、坂田特派员一起去九龙半岛旅馆243号房间会见了章友三和宋子良。17日晚,今井和宋子良二人乘小艇到海上秘密谈心。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宋子良向今井武夫表示:“蒋介石委员长表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样。秘密会谈如果实现,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订立了讨共计划,如果可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现……因此恢复和平恐怕要向日本请求补充武器等的援助。”

  1940年6月的一天,双方又在澳门召开了第二次预备会议。晚上9点钟,国民党派人接日本代表,也许是做贼心虚,他们沿着一条黑暗的路转弯抹角地走到会谈地点,在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点着蜡烛进行会谈。这次会谈比第一次升了级。日本方面出示的是参谋总长闲宫院的委任状,重庆方面出示的委任状有蒋介石的签名,盖了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介石的小印。日蒋双方代表一连谈了三个晚上。

  这次预备会谈的最大恶果,就是达成协议准备举行蒋介石、日本侵华军总参谋长板垣、汪精卫三人的直接见面会谈,对投降价格拍板成交。会谈的时间定在七月,地点考虑在长沙。可见全面大投降的危险确实已经迫在眉睫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次最高级的卖国会谈未能实现。

  1940年的8月,在德意横行欧洲之际,日本准备打通平汉路南下,在亚洲发动新的冒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帝国主义除对国民党在政治上采取诱降政策外,在军事上继续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扬言要兵分三路向蒋介石的大后方进攻,南路由越南进攻昆明,中路由宜昌进攻重庆,北路经洛阳进攻西安、兰州。特别是在华北加紧推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汪精卫等国民党投降派的劝降下,国民党内部莫衷一是,投降活动日益加剧。乌云浓重地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的大片国土。同时,日蒋“和谈”期间共同的一点就是反共。国民党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反共这件事。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年12月,阎锡山在晋西北制造“十二月事变”,向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同时,国民党第97军在晋冀鲁豫包围压迫八路军第129师青年纵队和冀西游击队。冀南的国民党军第39集团军也向八路军挑衅,企图夺取冀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蒋介石命令朱怀冰、石友三部和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企图夺取这两个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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