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
惟一的进攻战
中国滦东部队在前线战斗
商震
晋军名将，1888年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一个农民家中，17岁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商震被任命为陆军部高级顾问。随后，他率领部队先后到过陕西、山西及绥远。1928年，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兼“剿匪”司令，省会住北平。1929年又改任山西省主席。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阎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命令商震整编山西部队。1931年7月商震为摆脱阎锡山的控制，经过周密计划，突然率领自己的部队于一天拂晓登上火车，驶出娘子关，来到北平，谒见了张学良。他对日本的侵华行径极为愤慨，很愿意率军与敌大战一场。
3月16日，日军混成第33旅团进攻长城东部要隘界岭口。
北平军分会把守卫冷口及其附近地域的任务交给了第二军团总指挥兼32军军长商震。商震除指挥本军外，他还辖何柱国的57军。
冷口关几乎与热河同时于3月4日被日军第8师团第14旅团的米山先遣支队所攻占；两天后该旅团的鲶江支队又攻占了冷口之东出界岭口一带阵地。日军是从热东朝阳、凌源等地紧紧追击东北军万福麟部，跟踪而至，抢占了冷口长城的，这就给中国军队的防御造成很大威胁和被动。冷口一旦失陷，便会威胁到界岭口及喜峰口29军的后路，因此，它是关系战役全局的一个关口。为此，北平军分会于3月7日中午，向商震发出了收复冷口的命令：
“查冷口为滦东要隘，至关重要，据报敌一部已占领该口，构筑工事中，亟应力予驱逐，以圆侧防。贵总指挥已派黄光华师长，率两团由卢龙经迁安向冷口急进，并饬宋(哲元)军前驱逐外，着由何柱国军，再派一个旅加入该方面，协同黄师驱逐该敌。”
冷口关两边的山势比较平低，日军占领后，军事上无险可守，再加上此地山石纵横，天寒地冻，要修筑战壕很困难。日军初来乍到，本无什么基础，携行物资也不多，所以基本上投有搞什么防御工事。更重要的是他们仅用12天的时间就占领了热河全境，由此产生的麻痹思想使他们认为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这样的军队绝不可能有什么反击力量。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米山先遣队在占领冷口关以后，只等着后续部队来到后，继续扩大战果，而绝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进行反击，因而也就没有作这方面的准备。
刚从后面赶来的商震所部黄光华139师的官兵，“九·一八”后耳闻目睹日军欺侮中国人的种种劣迹，早已怒气难平，接到军分会电令后，当天就由卢龙等地赶向冷口南的建昌营。
时值午后四点多，侦察员回来向黄师长报告了探察到的情况：冷口敌军不足千人，没有完整的防御工事，而且十分骄纵，几乎没有防守的打算。
黄光华师长听了报告，在请示军长商震后，决定对冷口关守敌实施主动进攻。他给3个团分配了任务，以717团为主攻，其他团配合，部队于太阳落山时向冷口关发起了攻击。
这是这个师从山西转到华北来后，第一次与敌作战，尤其是第二次与外国人作战，而且是武器装备优良的外国军队，并且这个作战不是防御战，而是进攻战，是去收复失地。这在整个长城抗战中应该是首例。包括古北口、喜峰口在内：当时均处于防御，而在冷口，却要向敌人发起进攻。首次担任这个任务的139师官兵，对与日军作战也心中无底。以前只听说日军十分厉害，从东北打到华北，一路如秋风扫落叶。不少士兵在激愤之余，心里难免有点打鼓。
但家仇国恨使字兵们很快鼓起了斗志。诚如有人说的那样：“当兵的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瓦罐迟早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血洒沙场，也算对得起家乡父老了！”
从建昌营到冷口关不足10里地，不一会就赶到了。在傍晚的雾霭中，他们老远便看见关口外的日本军营里火光点点，炊烟袅袅，大概正在做晚饭呢。随着指挥官一声枪响，士兵们饿虎扑食似地向日军的营地冲去。正是开晚饭时光，日本兵都拿着搪瓷缸准备盛饭吃，阵地上只有几个哨兵。米山队长好不容易把队伍集合起来，这时中国军队已冲到跟前，他扬着长长的战刀指挥队伍反击，都被蜂拥而至的中国军队压了回去。
139师的勇士们，抱着把晚饭留在战后吃的信念，用大刀、刺刀、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杀去，他们的大刀虽然不如宋哲元的29军那么厉害，但因为都是驻山西的友邻部队，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不少士兵的大刀技艺也是很高超的。他们的抵近拼杀，使日军大炮、机枪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应付了两个回合，便纷纷向后败去，任凭米山的督战怎么厉害，也拦不住一心想逃命的士兵。最后，连米山本人也只好跟着溃逃了。
战斗仅进行了两个小时，被日军占领四天的冷口关被夺回来了。
这一仗的重要意义绝不在于广大官兵利用速战速决的战法，吃了一顿胜利后的晚餐，它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打下的唯一的一次进攻战，一次赶走敌人，夺回阵地的胜利战。
构筑阵地工事
日军丢失了冷口，是绝对不会就此罢手的，商震深深懂得这一点。为此，他召集各师长、团长来进行研究。他说：几天前，在冷口这个阵地上，敌人是守方，我们是攻方。现在呢，颠倒过来了。我们夺下了冷口，我们就变成了守方，敌人则变成了攻方——敌人要来进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至于何时来，我们则不清楚。现在，我们就要研究研究怎样才能守得住的事情。请你们想一想。
黄光华师长首先发表了意见，他是一个很讲究实际，又深深了解自己长短的军人。他说：“这次蒙军座的果断指挥，将士的英勇牺牲，我们夺回了冷口关，这是可贺之事。但作为一名指挥官，我们的头脑要冷静，全面看一下战斗过程，也不能排除我们取胜有侥幸的成分在内，这就是敌人防守的松懈，以及阵地上缺乏甚至没有什么坚固的工事。”
“说得好！”商震打断了他的话，很赞赏地看了黄师长一眼说：对于敌人的这两条教训，我们要把它拿过来，当成我们的两面镜子，变他们的教训为我们的经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诸位军官如茅塞顿开，纷纷点头。
商震又进一步加重语气，强调说：和敌人比，我们的武器远不如人家。我们进攻敌人用韵是步枪大刀手榴弹；敌人进攻我们，却可以用飞机、大炮加坦克。这就提醒我们，要想守住已夺得的冷口，必须抓紧一切时机，构筑经得起轰、经得起炸的防御工事，准备与敌人血战一场！
从第二天起，32军的官兵，一方面派出侦察，密切窥探敌人的动向，一方面全力以赴投入了构筑防御工事的工程。
就这样，在各级长官的带领下；32军的官兵利用利用敌人暂时休战的机会，在百里守防线上层开了构筑阵地工事的大战。
当地的老百姓也是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物，纷纷参加了修筑工事的行列。看到挖战壕缺少工具，开滦矿务局的工人慷慨地捐献了一万把铁镐，运到阵地上供士兵们使用；搭工事的木料不够用，矿务局就把支撑煤窑坑道的原木运来供部队用。
坚硬的石块和冻结的地层，使一把新镐用不了一天就磨秃了，两天就磨下去一大截，三天就变成了秃拳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的民众组织和工商部门找来许多铁匠，加上部队的工兵，在阵地上支起了一个个铁匠炉。前边镐锹飞舞，后边铁锤叮哨。磨秃的铁镐送到铁炉旁，经锻烧再生后，又一把把送到了官兵手中，大大加快了工事的构筑速度。
敌人也不知怎么了，从冷口败退后，几天来竟毫无动静。
两天后，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传来消息：敌人在那里打得正热闹。
商震想：也许日军兵力不足，不能几个地方同时开花；也许他们的战斗部署变化，重点有所转移，正好，我利用这个机会，全力投入阵地建设，要在长城线上，再筑一道看不见的长城。
日军在长城各口连连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后，极为恼火，极为恐慌。恼火是可想而知的，恐慌是因为怕遭天皇和议会的斥责。为了实现他们“确保长城山线”的目标，在经过短暂的休整补充后，他们又气势汹汹地进行反扑了。开到冷口前线的，是第6师团的一个步兵旅团。他们3月上旬从赤峰出发，经平泉、凌源县，于下旬抵达冷口北面的肖家营子。
敌人是抱着强烈的报复心理来的，一来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进攻。先是用炮火轰，接着在坦克的带头下，步兵哇哇叫着冲了上来。
对这次构筑的工事，他是充满信心的。事实证明，它经住了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牢固的掩体，极大地减轻了士兵的伤亡。特别是挖了许多大坑使威风凛凛的坦克栽了进去。这种中国古代绊马坑的战法，使现代化的坦克成了瓮中鳖，断腿马。
中国军队以逸待劳，精神百倍。各营连纷纷组成敢死队，由营连长官带领，像一支支利箭射向列队进攻的敌群，展开了集团式肉搏。这些山西娃娃兵杀得日本兵胆颤心惊，武士道精神也无济于事了。武运更是不“长久”了。战斗进行到午后两点，日军彻底崩溃了，再也无力还击，纷纷向后败退而去。
经过3天的激战，冷口关仍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无可奈何地把军队撤到冷口关外肖家营子一带，暂时停止了进攻。日本参谋本部在谈到这次冷口之战时说：中国军队构筑有极其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度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
3月中旬，中日两国军队在冷口激战多日，最后形成相峙局面。
兵力一字儿排开
3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武藤见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连连失利，久攻不下，便下令改变战略部署，令第六师团的第11旅团全部向冷口一线移动。到4月上旬，冷口方向除11旅团的兵力外，还集结了第36旅团的四十五联队，第四旅团的骑兵部队，共计3万余人，并配以飞机、战车、大炮。日军于4月7日开始向冷口展开重点进攻。
32军军长商震，把139师和141师的一部分摆在前面，另一半人马留在后面作预备队。他们的防线从冷口往东延至义院口，往西延至喜峰口附近的董家口，正面竟达180多里，不足万人的部队要守这么长的口子，实感吃力。139师只好采取一线配置的办法，把兵力一字儿排开摆在长城各口上。
民众组织临时救护队到前线服务
商震来前线检查防务时，很不满意，对139师师长、参谋长说：“你们这种配置敌人一碰就破，必须搞纵深式和据点式配置才行。
139师参谋长石彦懋苦笑着对商震说：“军座，您的指示很对，但是我们难以办到。为什么？打个比方说，你给我们棉花叫我们纺线织布，但棉花太少，只能纺成线丝，却织不成布，我们无能为力。”
商震不听他的，要他们变更部署，石彦懋有点为难地问：军座，我们对日本究竟是真打，还是只摆摆样子？
商震动怒了：为什么不真打？
“真打为什么不多派点部队来，为什么我们军只把一个多师摆在前面，把其他部队摆在后面？”
其实，石彦懋的话，正捅在了商震的心病上。
商震对抗击日寇的侵略本来是很积极、很坚决的，他千方百计摆脱阎锡山的羁绊，带领部队从山西北上，就是为了能在抗倭卫国中为中华祖国做点好事。
但自从他参加了北平军分会的几次会议，看到一些军政要员并不十分热心抗日的工作，思想产生了动荡。尤其3月下旬他去北平居仁堂参加了蒋委员长召集的秘密军事会议，聆听了他的讲话后，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他从蒋介石和何应钦一再强调的“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要以现有的兵力对付日军，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争取外交解决”等谈话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南京政府对日本不是真打，不是全力打，不是坚决打。因此将来的胜负可想而知。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感到，在蒋委员长的眼里，没有实力的将军是没有地位的。手中没兵权在军界也是难以站得住脚的。既然如此，自己何必去作无谓的牺牲，把手中的兵力拼光拼完呢？！
这样想过之后，商震便作出了既要抵抗日军的入侵，尽一个军人的职责，又要尽量保存实力的决策，不肯把全部军队投到第一线去。
守在冷口关前沿主阵地的是139师林作桢的715团和蒋纪珂的717团，开战以后，他们顶着日军的炮击和轰炸，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当然中国军队也付出了很大伤亡。
第二天，日军见强攻无效，便调集优势炮火，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毁灭性轰击，士兵在无隐蔽的情况下，坚持还击，人人满身硝烟，一腔怒火，营连排各级军官身先士卒，带头拼杀，营长张克巽在激战中英勇捐躯，士兵们前仆后继血战终日，终于保持了阵地的完整。
第三天，敌人除采取老一套打法外，又出动骑兵从阵地两侧迂回包围，配合步兵进行冲杀，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中国士兵对着奔腾的大洋马，一枪一个，放倒了不少，使日军的骑兵在山岳地带难以逞凶。至此，日军把空、炮、步、装甲等兵种全拉上了阵，中国守军经历了各种现代化火力袭击的考验，虽然伤亡不断增加，但官兵们仍死死守住了阵地。
第四天，战斗更加残酷。有的连、营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二，个别前沿阵地已被敌人突破。139师黄光华师长和一四一师高鸿文师长把自己掌握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仍不能解决问题。师参谋长石彦懋向商震军长打电话，要求派部队增援，商震严令他们；坚决顶住，增援部队即刻启程。但从唐山郊区的开平驻地到冷口，路途不近，又无现代化交通工具，靠两条腿赶路，不知何时能到。
第五天，守卫冷口西线白羊峪的一四一师郭维藩的七二一团受到敌人强大火力的轰击，伤亡惨重，尤其守在前沿阵地的三营官兵已所剩无几，营长戴英失踪不见，其他军官几乎伤亡殆尽。敌人乘此机会一阵猛攻，突破防线，冲开一条口子，杀了进来。
这样一来，冷口关的中国守军被从白羊峪冲进的敌人抄了后路，形成夹击，难以支撑，只好纷纷撤退。这时，商震派的增援部队正向冷口赶来，可惜为时已晚，败局已定。
坚持了五天的冷口关，于4月11日陷落敌手。
王以哲
(1896 ～1937)字鼎芳，吉林省宾县人，陆军中将，东北军的主要将领，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王以哲升任67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古北口方面的抗战。后移军陕西，王以哲通过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促成了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和两军的友好合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力主和平解决。1937年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南京后，东北军内部在与中央军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少壮派军人认为王以哲是主和的顽固派，便设计对正在卧病家中的王以哲连开数枪，于2月2日枪杀了他。王死时年仅41岁。
被迫后撤
冷口的失陷为敌人打开了一条突破长城防线的大门，进而导致全部防线的崩溃。“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假若把整个长城战线比作千里长堤的话，那么冷口战场的白羊峪就好比一个蚁穴，冷口陷落的情况虽然不能完全与蚁穴类比，但其引起的反应，却与此相同。
敌人由白羊峪打开缺口后，东进包抄，进而占领了整个冷口关。然后以此为通道，向南猛插，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侧后的安全。为避免这两个阵地形成遭敌前后两面夹攻的局面，北平军分会下令29军等收缩撤退，放弃第一线阵地，退守到二线警戒阵地上来。
一个多月来，中国守军在长城线上拼命杀敌，付出了重犬牺牲，顶住了日寇的南侵。现在一夜之间被打开缺口从而撼动全线，使不少将士愤恨不已，对商震多有埋怨。商震一怒之下，下令撤了守卫白羊峪的141师723团团长郭维藩的职，对师长高鸿文也进行了斥责。
从此，长城抗战的战斗，尤其是中线东线的战斗，开始转移到了各个警戒阵地上。
在长城线上洒下过鲜血的各部队，宋哲元部，王以哲部，何柱国部，杨正治部等，接到后撤的命令后，官兵们的思想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绪。
有的人悄悄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来残酷的战斗使他们的神经高度紧张，身体疲惫不堪，这下总可以松弛松弛了。
有的人不理解：我们并没有打败啊！小鬼子已被我们打怕了，为什么还要撤？上司这是怎么搞的？
有的人不服气：为了这些阵地，不少弟兄们长眠在这里。我们用鲜血夺来的国土，为什么要扔给敌人？
但是，军令如山倒。
他们必须限时收缩阵地，组织后撤。
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一群老百姓拦住了张自忠师长，几个六七十岁的老者“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说：“长官，你们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呀！你们一走，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还有活命吗？”
张自忠将军急忙把这几位老者扶起来，热泪盈眶地说：“父老乡亲们，我们也舍不得大家呀！可是军令如山倒呀！上级有令，作为军人就得服从。我这心里，比你们还难受呀……。
一个多月来，29军的将土们与当地老百姓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团结协作，结下了很深的军民情谊。
这几天，日军在被占领地区杀人、放火，血洗村舍的事，一桩又一桩地传来，搅得老百姓们惶恐不安，恨得当兵的牙咬得咯咯响。这些，张自忠将军当然也清楚，他一边挥泪同乡亲们告别，一边告诉大家：“我们走了以后，你们暂时先出去躲一躲。年轻力壮的，可以和当地的义勇军去联系，跟上他们去打鬼子！请乡亲们相信，我们的队伍将来一定还会打回来的！我们一定要把扫本鬼子打回他们的老家去！”
老百姓排成长长的队列，有流着鼻涕的小娃娃，有拄着拐棍的老婆婆，他们哭着，用满脸泪花，依依惜别地送着这使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队伍…¨
4月中下旬，除西线古北口南天门尚在对峙中外，长城中线、东线的中国守军，都先后撤到了警戒阵地和预设的二三线阵地，在这些阵地上，他们与尾随而来的敌人又摆开了一个个战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洒河桥、小龙湾狙击战，南北团汀争夺战，官厅反击战及遵化、石门、蓟县、三河、通县郊区等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虽人离长城，却仍心系长城，他们以长城精神顽强与敌拼杀，给了日军不少杀伤。
长城战役进行到4月底，中日双方都有结束作战的想法，只是在达成什么目标、以什么手段结束的问题上不同而已。5月上旬，日军越过长城各口，向长城以南的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及一个混成旅团守备从古北口到山海关400公里的长城线，“兵力显然不足，处于不遑应战的状态”，且屡以小部队越过长城线进行反击，致“使官兵疲惫不堪”，“因此关东军参谋部内产生了莫若进行一次短暂的大规模作战”的设想，企图越过长城线结束长城战役。为此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于4月 12日到东京寻求军部的支持。
当滦东和南天门战斗进行之际，蒋介石继续在南昌督师“剿共”，而请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代替宋子文主持国民政府。汪上任后即起用黄郛为未来的华北政权首脑，目的是寻求与日本停战谈和的途径。从4月19日开始，中日双方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4项停战条件，并坚持中方先从长城前线撤军，否则不予停战，使谈判进展缓慢。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认为战争的“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于是陆军省与小矶国昭新制订了“以迫和为主”的沿长城线作战计划。武藤信义遂5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为“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此时日方对谈判已不感兴趣，而着手准备以更大规模的作战来夺取整个冀东地区。为此，将在黑龙江的第14师团之28旅团调至长城一线。
在长城一线参战的中国军队已坚持了两三个月，人员、弹药消耗都很大，战斗力已经下降。何应钦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派援军和增加财政补助，以利作战。但蒋坚持不再增兵华北，尤其不允许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北调。这时，国民政府的中上层中枢机构，特别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已对长城抗战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到4月下旬，何应钦已作了收缩兵力、确保平津的部署：一、为加强北平的防守，将驻滦西的第32军调往平东通县、三河、平谷一带。将驻张北的第59军傅作义部调往昌平，将第26军萧之楚部也调往平东地区；二、为防日军进攻，在滦西修筑三道防御阵地：主阵地在滦河西岸，第一预备阵地为唐山、丰润南北之线，第二预备阵地在蓟运河西岸一线。
傅作义
字宜生，1895年 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别致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向长城各口进犯，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蒋介石谋求对日妥协，长城各口相继弃守，日军直趋平津。
蒋介石担心平津丢失，使华北局面难以收拾，一面派黄郛向日方求和，一面在北平周围布防。4月30日傅作义部奉命开往牛栏山西至昌平一线布防。日军为胁迫国民党当局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于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董其武团在牛栏山一带，孙兰峰团在怀柔以西阵地，与敌白刃相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双方形成拉锯态势。
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计毙日军246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5月7日，日方中断了中日秘密谈判，在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的长城全线，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
5月10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夜袭新开岭(古北口南1公里）第 17军阵地。经过3天的战斗，重镇石匣(密云东北30公里)被敌占领。第17军的3个师损失惨重，无力再战，遂下令后撤。日军于19日晨占领密云。
当守军溃退、日军向密云追击的时候，北平军分会急调集结于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布防，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保卫北平。由于北平危急，蒋介石急令冯钦哉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保卫北平。
在滦河地区，日军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先后从迁安的高台子、忍子口等地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第 67军的结合部突破，使滦河西岸的守军纷纷后退。第29军顽强抵抗到15日，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向西撤退。16日，日军占领了滦西的丰润、遵化。
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军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行，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日方获悉北平军分会已经准备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关东军命令所属各部继续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5月23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工事的傅作义第59军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了长城抗战以来的最后一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当天，在北平城内，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这时，日军已全部突破长城各口和滦河防线，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长城抗战虽然失利，但是中国爱国军队以牺牲近2万人的代价，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喜峰口之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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