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念良先生，88岁，广东人，城市贫民，高中文化。1938年考入中央军校，也叫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广州分校14期工兵科的学员。那时，国共合作，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岳游击干训班工作。那时，我们的主任是蒋介石，副主任是叶剑英和汤恩伯。当时，就是为了打日本，大家才争先恐后地去黄埔军校学习。我们广州去了4000多人。那时，青年在一起谈论，谁不去抗日的话，就成了“孬种”。
当时，还有很多青年去了延安。
你可能都想不到吧，当时，参军的尽是有钱人的孩子、华侨的孩子。
1939年，我被分配到李仙洲的92军82师，后来，又改为79军，夏守中当军长。
1939年，我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我在工兵连当见习排长，我的任务是爆炸杨柳洞铁路，切断日军可能利用的铁路线。1939年9月，我们在平江与日军巷战。我的任务是带领我的工兵排，炸毁平江的电线杆子，防止日军利用电线杆子通讯。后来，我们师到岳阳阻击日军。仗，打得非常惨烈。许多战友都牺牲了。当时，我19岁。
薛岳将军指挥了三次长沙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政府军歼灭日军三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三万四千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四万人。三次长沙会战从1939年打到1941年，一共打了三年，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上，三次长沙会战挫败日军嚣张气焰的优秀战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的工兵连渡过湘江，在长沙构筑工事打防守战。那时，我已经当上工兵连的连长。我把在黄埔军校学习的知识都用在构筑前沿阵地上，我构筑了三层，一层是假象的，日军望远镜可以明显看见。这样，日军炮击时，我的连队分别撤退；日军进攻时，我们再进入不同的阵地。这样，一仗下来，我们连没有什么伤亡。
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在82师244团当副营长。我们的任务是在岳阳山布防，歼灭必然由此撤退的日军辎重兵第6联队。当时，我在所有的桥梁上布雷，等着日军的辎重过桥。你不来，我还不炸。结果，大胜！32辆车，13门大炮歪七拧八，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以后，我参加远征军，在第八军。到云南保山惠通桥。我军战死8000余人，我当时是预备队，要不，也活不了。
什么？你说什么？你问有没有湖南长沙的记者采访我？
没有，只有你方军一个人。在广州民革小崔、小李的带领下，你第一次来采访我。
在薛岳将军的指挥下，我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军人一起，同武装到牙齿的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过三次血战。我们中国军队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三次长沙会战的三年中，咱们中国军队牺牲了接近二十万军人！他们都是我们优秀的炎黄子孙、我们优秀的中华儿女！
我认为，你这次来，应该是我人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了。就抗日战争的话题来访问我的，应该只有你了。
我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你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哈哈，我看，不会了。
听了88岁陈念良前少校的一席话，我也笑了。心想：“黄埔军校”也叫“中国陆军中央大学”，这里面毕业的学生当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是人才的话，就应该，不但在几十年前的作战中，以智慧和勇气抗衡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且，还应该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能推论出：“能前来采访、宣传的可能性、社会性及其历史意义。”
我问他希望得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吗？他笑了，慈祥得像我的父辈。
我看着88岁的陈念良老人，忽然想起我的大侄子，他三岁的时候是大舌头。
有一天，我问他：“长大想当科学家吗？”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哈喇子流出来，回答：“想。”我又问：“想当老师吗？”他乐着回答：“想。”我又问：“想当贪官污吏吗？”他高兴地蹦起来，响亮地回答：“——想！”
我没有办法了，问他：“知道自己吃几个馒头吗？”
他回头向他妈妈喊：“妈妈，我吃几个馒头哇？我不知道！”
十年来，我坚持采访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
采访大干部，麻烦最多，费劲周折。写的时候小小心心、如履薄冰。
采访被侵华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山西老太太万爱花，她握着我的手，悲伤地说：“每天几十个日本兵……。方军哪！我不是女人呀！”回想她的话，今天。我都万分地悲愤。
一名老兵来电话，说我把日军“攻占蒙城”的时间写错了，“不是1938年，应该是1937年！”他说他本人当时在蒙城当战地记者。这名老兵连夜给我写信，当写到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时，一时气愤，竟然谢世了！我没有采访到这位老兵，只有他写的半封信。我在万分悲伤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位老兵的名字叫徐亚倩，谢世的时候80岁。
采访台儿庄最后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他大哭：“……从徐州撤退时，一列车中国伤兵哇！他们哀求我们紧急撤退的部队：‘带上我们吧？求求你们！别把我们留给鬼子！’……一列车的伤兵哇！我们刚刚撤退出5里地！后面就传来连续的爆炸声，鬼子精锐反扑来了！一列车的伤兵命丧黄泉！不久，就看见漫天的浓烟！弟兄们呀！弟兄们呀！……，……。”
当时，一起采访的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苏京平记者。他有录音。
我永远忘不了仵德厚，一个亲历过战争的人，一个见过战火纷飞的人，一个见过尸山死海的人，一个政府军的前少将，一个95岁的老人！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采访老农我最愉快，他们虽然贫困，却心胸坦荡、诚诚恳恳、真真实实。
采访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也是我最愉快的时候。我的文章也最出彩！
采访政府军老兵是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他们应该都是我的大爷。
我已经没有了大爷。我的大爷是八路军区长，在抗日战争中，被侵华日军杀害了。日军抓住他之后，问粮食？八路军部队去向？他大骂。日军用枪刺，把他的舌头割了下来。吕正操将军在全国解放后，命令我的父亲，回村给他立了个碑。——88岁的陈念良有点像我的大爷，在熙熙攘攘广州的茶馆里，他还请我吃了一碗面条。让我倍感亲切。（方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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