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马烽和西戎二人共同创作。
马烽（1922-2004），原名马书铭，曾用笔名阎志吾、孔华联、莫韵、时英、小马等。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幼年丧父，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在舅父家所在的汾阳县念过小学，后考入孝义县立高小，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关闭，中途辍学。1938年春，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当过战士、宣传队宣传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军转战太行山、吕梁山一带。1940年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开始文学创作。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处女作——反映部队战斗的故事《第一次侦察》。1943年初回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被分配到晋绥边区文联文艺工作队（实际上是个创作组）工作，常到农村、工厂，一方面做实际工作、深入生活，一方面从事写作，经常为《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写通讯、特写。1944年回到文联，参加整风学习，继续深入农村调查，在晋绥边区文艺界发起抗战七周年文艺奖金征文活动中，创作了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获小说散文类乙等奖。同年调《晋绥大众报》任编辑、记者，后升任主编。在此期间，和西戎合著发表了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好评。后又发表过散文《汾平沿途见闻》、小说《追队》等作品。1947年参加土改，写了反映土改斗争的短篇小说《一个下贱的女人》、《村仇》等。1949年任晋绥出版社总编辑。全国第一次青代会，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接着又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文联委员，留在文协（后改名作协）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众创作研究会创办的《说说唱唱》月刊编委。1951年至1954年发表了《一架弹花机》、《宝葫芦》、《饲养员赵大叔》、《结婚》、《韩梅梅》等小说和故事，曾去朝鲜、民主德国、蒙古、苏联、日本访问，写了《在解放后的汉城》、《建设柏林的人们》等散文。1953年调任中国作协创作组组员、青年部副部长，再度与西戎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1956年回到山西工作，任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山西分会主席，兼任汾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精力主要用在下乡深入生活和写作上，这期间创作了《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停止办公”》、《太阳刚刚出山》等优秀作品，后又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长篇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在《刘胡兰传》 这部长篇里，不仅让读者看到伟大的时代的力量，党的力量，毛泽东思想的力量使刘胡兰从一个普通农村姑娘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英雄，而且还让人们更加具体真切地了解了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深刻内涵。
“文革”时期受到迫害。“文革”后，和孙谦合著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即《泪痕》），拍成电影后，获得好评。1978年被选为省文联主席，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结婚现场会》，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了《马烽小说选》。同年，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法国、意大利访问。2004年1月31日因病在太原逝世。
马烽与电影结缘很深，建国初年《吕梁英雄传》就搬上了银幕，故事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下集)是建国10周年的10大献礼片之一，成为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重要影片。妇孺皆知的故事片《泪痕》(合编)、《咱们的退伍兵》(合编)，在广大观众中留下的印象也是相当深刻的。
马烽的小说主要描写农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精神世界的变化，生活画面广阔，人物形象丰满，表现手法丰富，文笔朴实、生动、幽默。曾任中国作协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玉龙村纪事》、《袁九斤的故事》，短篇小说集《村仇》、《太阳刚刚出山》、《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马烽》、《三年早知道》、《马烽小说选》，《马烽、孙谦电影剧本选》，《彭成贵老汉》，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均已拍摄发行)、《扑不灭的火焰》(与西戎合作)等。
《张初元的故事》获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二等奖，《结婚现场会》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葫芦沟今昔》获1988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长篇纪实文学《刘胡兰传》获1990年中国纪实文学东方杯奖，《泪痕》(与孙谦合作)获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三届百花最佳故事片奖，电影文学剧本《咱们的退伍兵》(与孙谦合作，已拍摄发行)获1985年广电部优秀影片奖、第六届金鸡奖及第九届百花奖及第二届《解放军文艺》奖、《黄土坡的婆姨们》(合作，已拍摄发行)获1988年广电部优秀影片奖。
西戎（1922-2001），原名席诚正。一九二二年生于山西省蒲县。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冬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附设干部班学习，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九四二年开始发表作品。历任保德县第四区抗日联合会文化部长、《晋绥大众报》编辑科长、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川西农民报》编辑部主任、《川西文艺》主编、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火花》、《汾水》主编。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席、名誉主席，山西人大常委会第六、七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名誉委员。1992年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合作），短篇小说集《宋老大进城》，散文集《寄语文学青年》，电影文学剧本《叔伯兄弟》、《扑不灭的火焰》（合作）、《黄土坡的婆姨们》等。 一九七九年，西戎又选出以往发表过的部分短篇，辑成《宋老大进城》一书出版。
作为“山西派”的一位重要成员，西戎既十分看重文学的教育作用，也“深知文艺作品离开了生活的真实，也就没有了它真正的艺术生命”①。因此，他基本上是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发现有积极意义的题材，提炼出富有现实针对性的主题思想。在过去的年代里，他没有对“左”的一套做过激的赞颂和对“阶级斗争”做放大式的渲染。他的作品重点在于表现由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中，农民与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意识作风和道德风尚方面发生的变化和旧思想、旧习惯的克服过程。
在以农村干部为主角的作品中，西戎更多关注的是思想作风问题。主观、粗暴、自负；不善启发群众，单凭行政命令的生硬做法；狭隘的本位主义；循私情不讲原则……分别在《冬日的夜晚》、《盖马棚》、《老好干部》等小说中成了嘲弄和批评的对象。《行医事件》则更是透过官僚主义现象，对极左观念在看待家庭成份和中医偏方问题上的危害进行了抨击。《丰产记》展示了某农业社干部们在种“金皇后”玉米过程中经历的思想斗争，突出表明，搞生产不能只迎合上级的高产号召，不能不考虑“一个社有一个社的实际情形”而光“凭干劲”蛮干。写于一九六三的这篇小说所显示的求实思想，无疑是对早几年发生的“大跃进”狂热的反思。
农民群众在建国后对新生活的追求及其欢乐的心情，常常被西戎借助寻常的生活场景展现出来。这些是西戎最为受人称道的作品。如：妇女们对同工同酬的据理力争，透露出挣脱封建思想羁绊，解放妇女生产力的时代气息（《纠纷》）；在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里，为了扯一块“厚墩墩、红艳艳”的布料，夫妻、亲家、子女之间，演出了动人的喜剧（《灯芯绒》）；《宋老大进城》写得尤为精彩。一个赶车的老农民，受农业社委托，进城卖了麦子，再把添置的一些生产资料拉回来，事情不多，也不大，但是，一个为集体力量的强大而自豪，为新生活的美好而陶醉，乐观实朗、乐于助人、爱管闲事、多嘴多舌、幽默风趣的人物形象却站立起来了。
一九六二年四月《赖大嫂》问世，八月，该篇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大连会议上因其勇写人民内部矛盾、“中间人物”而备受赞扬。但很快又受到极“左”文艺思潮的批判。
这篇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思想内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赖大嫂这个唯利是图、“无利不早起”、损公利己、撒泼耍赖的落后妇女典型，已为公众所承认。通过这个人物，作家在鞭挞自私心理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政策多变的弊病，指出了调整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问题。赖大嫂两次养猪流产，固然有她私心重、怕吃亏的原因，但是，她用不信任的口气对队长说的话也发人深思：“鬼才信你们所说的话，到时候猪喂肥了，卖了钱要交公，还不是白白操劳一场！”政策若不兑现，怎能取信于民？只讲集体利益，不顾及群众个人利益的需要时，一个人的私心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极端地表现出来，赖大嫂正是如此。最后使赖大嫂“惭愧地”笑着又养猪时，促使她转变的不是干部讲大道理，而是事实：立柱妈卖掉一口大肥猪，给儿子娶媳妇所需置办的零碎东西“一下子就应有尽有”了。
由于注重表现农民改变旧思想、旧习惯，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并考虑到农民读者的欣赏口味，西戎的短篇故事完整，来龙去脉清晰明了。但有时因交代事件过程过多而显得冗闷。
西戎小说的语言自然洗炼，清新活泼，对话个性化，善于选用乡谚、歇后语，使小说很具北方农村生活情趣。
一些反映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作品（如《麦收》、《在前进的路上》等），促使农民最终转变的原因，不是单于遭到破产，就是富农的被揭露，这就显得简单化、公式化了。这说明，西戎在那个时代同样不能不受到当时创作思潮的影响。
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于西戎“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2001年1月，西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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