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转帖来自铁血论坛]
Hcxy2000关于转贴前的话：
很遗憾，因为小说的原因，在书评里已经有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贡献的争论。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在抗战的人群里，只有中国人，只有华夏儿女，没有政党之分！
要抗战，必然需要自身的壮大，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抓住了机遇，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请时刻记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铁血论坛上看到的。里面绝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些观点，可以全面回答目前为国民党鸣冤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请准备再发关于这个争论内容的读者注意，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在这个帖子里被反驳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除你的书评。
再次说一遍，我是赞同的是这篇文章里面的绝大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观点。
本文来自铁血论坛，感谢转贴者安倚天
第三十八集《山穷水尽》
“1944，民国33年，中日战争已经跨进第七个年头。这个时候对双方而言，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
“虽然日军完成了[一号作战]的任务，打通了中国南北铁路纵贯线，但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沉重的。在中国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条战线上，竭力去迟滞敌人的攻势，而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
仗打了七年，国军的游击战姑且认为也打了七年，可是日军的脖子却伸得更长。国府穷七年之力，付出150个师的代价，却仍然没有学会游击战法，日军似乎不认为再将脖子伸向南宁，会被游击战之刃割伤。日军通过如此长的补给线，供给前线作战部队之需，也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奇迹吧。似乎七年的游击战法，只教给了国军的幽灵部队。
“因为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与美援战略物资都被史迪威[锁]在缅甸。这些只是眼可见的战况，事实上中国的潜在危机，却远比看得见的局势来的严重。”
“战争对经济社会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他对一个强盛富裕的国家已然如此，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难言喻了。......对一个寅食卯粮的国家而言，我们拿什么去开发经济来养战？不幸的是，这一年其实还只是此一恶性循环的开始而已。后来情形越来越遭，政府被迫饮鸩止渴，只好以印钞票以济燃眉之急，终至酿成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民国26年到33年，这7年间，货币发行量与物价上涨的情形。民国26年，法币总发行额为16亿元。27年增加了一倍，物价上涨64%。28年发行额为3.5倍，物价未见大幅波动。29年发行额增为5倍，物价却上扬了12倍。30年法币总发行额为开战之始的10倍，物价却上涨了27倍。31年发行额为21倍，物价高扬了70倍。32年发行额为47倍，物价飞涨到200倍。显然印钞票的速度一直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到了民国33年，印钞机印出180倍的钞票来，但物价却狂飙到了2100倍。这种家谁当得下去？”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在土地一片的沦失，交通网路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显然便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寄。”
“抗战期间我们的盟友美国，确实前前后后给了我们8亿多美元的[资助]。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怎么还的呢？”“黎东方说：美国给英国的租借法案物资29个Billion，等于290亿，给苏联的是9个Billion，90亿，给中华民国不到10亿，8亿6千万。这有一点不同呢，给英国的物资给苏联的物资，美国人负责任把东西送过来，至于怎么样来用这些物资，英国人自己当家，苏联人自己当家。给中国的物资，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更不交给蒋介石，交给美国派来的那个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他把柄这个物资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预备他自己打缅甸用。给中国的东西很少很少。钱在别人的口袋里，我们显然无权过问人家怎么花。但如此悬殊待遇，除了当时西方重欧轻亚政策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国际阴谋在暗中操纵着。这个阴谋来自于一个叫做[太平洋学会]的学术机构。当时[太平洋学会]所提供的[资讯]对罗斯福总统的远东政策具相当的影响力。可是这个以[学术]为名的组织，却早为共产国际渗透了。1941年罗斯福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便是由这个[学会]所推荐的，此君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太平洋学会]臭名昭著，它实质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上面这个政治推论实在是浅薄无知，若照这种推论的思维方式，美国给苏联的援助比中国多得多，显然美国已被共产国际渗透了，美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用这种推论振振有词大肆宣传的人，若不是蠢蛋，便是有意愚民。
“黎东方分析说：‘日本人同英国讲，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了。英国人说好，你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在欧州就可以专心来对付德国。所以英国就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把我们从云南通缅甸的路切断。因此我们唯一的可以进口我们需要的物资的地方被割断了。’”
这段话，似乎告诉我们：民国的经济崩溃，英国人应付很大的责任。
单从这位黎东方大师的话来看，似乎日本是同盟国成员，中国与德国是轴心国成员。有日本人对付中国，英国也就放心了。黎东方大师心里显然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那么，这些话就带有明显的愚民色彩。
“[黎东方说：]‘国内呢，有许多必需品是从外国来的就涨，这一涨，带动了整个的物价波动，这是第一次通货飞升。’”
云南至缅甸的这条路，也是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是用来运军需物资？还是运民生物资？若运军需物资，则显然军需物资绝不会进入民生市场，如何能导致物价上涨？若用于运民生物资，那么，中国有哪一类民生物资必须依赖进口？是影响市场物价的重要因素？这段话完全是胡言乱语。
“第二次物价波动，是在1942年，我们有了[盟友]之后的事。当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以我国西南为基地，进行对日本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构筑飞机场便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了。为此，中国老百姓就像蚂蚁一样，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赶筑。不到一年光景，分别在大后方修筑了36座可供B-25甚至B-29那么大的飞机可以降落的飞机场。这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写下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光辉历史。但没想到这番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经济负担。....他不拿钱来，说这个帐以后再算，请你们中国自己垫钱。我们中国政府就只好垫钱啊，这个农民来做工要发工钱，也发得很少啊，可是几十万人的工钱就很多了。这个老百姓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啊，就到小街上吃馆子啦，吃面啦，阳春面啦、牛肉面啦，这个面馆都发了财呀。又想到对不起太太呀，买几尺洋花布给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贵啦，这个是市场经济呀。这个小地方的物价涨了，带动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地带动了全国。”
好家伙，小地方的物价上涨，能带动附近的城市，最终能带动全国的物价上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理论。我总算明白国民党的政工宣传为什么那么烂，原来都是如黎东方之类的人物来做。
“根据统计，如果以民国33年的币值来算的话，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只能当民国26年的一块多钱，约战前的30分之1。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只合20分之1。......但人的生存最低条件一旦受到威胁，此一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所谓[俸不养廉]、毕竟人总要活下去嘛。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层基石稳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崩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个社会经过长期战争饥馑流离颠沛，老实说，健康的人已经所剩无多了。到了战争后期，抓来的兵是什么个样子呢？......陈泽润事件，其实只是战时役政问题的冰山之一角，像当时军队里[吃]空缺，已是普遍现象。那一个师长啊，吃2、3百人的饷，那是平常的事情。部队吃空缺，虽然让各级部队长[肥]了自己，但却瘦了整个战斗体。如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了战术与战略层次的战力评估，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与[莫名其妙]的失败结果。”
“经济崩溃形成社会混乱，兵源缺乏，军队虚胖没有战斗力。这种现象看在中国友人陈纳德眼里，连他都觉得撑不下去了。1944，民国33年冬，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
对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
自民图三十二年九月至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各部队住院各类病患者患病及死亡人数统计表
32年7月至33年3月止
病 类 患病人数 死亡人数 百分比
传染病 40285 11401 33.07
呼吸系统病 14947 3527 12.27
消化系病 25728 7601 21.12
循环系病 2253 723 1.85
骨系病 1803 202 1.48
神经系病 2485 539 2.04
泌尿生殖系病 6249 1268 5.13
感觉器病 5677 613 4.66
皮肤系病 19147 1474 15.74
其他 3216 113 2.64
合计 121817 27461 100.00
本片从经济、金融、兵员、战斗力等方面论述“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然而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有人已经山穷水尽了，那也只是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已经山穷水尽了。
本片的分析用残缺、虚假的表面现象，去论证一个重大的结论，并有意隐瞒了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得出将一切责任推给外部世界的结论。这就是一个伪证，以逃避国民党由于反动政策所造成的责任。
实际上引起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及过重的田赋造成农业生产大滑坡，继而滥发钞票引起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其表现为分散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却很小，因而对中国的抗战却是有利的，日军沿海封锁并不能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只能对获取重要的军需物资产生影响。
粮食是一切民生经济的基础，粮食的短缺才是物价飞涨的主因。其实，当时长江以南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国府手里，这一地区和四川盆地都是中国的粮仓。由于疯狂的土地兼并所带来的高额田租和无节制的税赋、兵员的索取，破坏了农业的再生产，使农业生产逐年下滑。手中无粮，人心惶惶。
其次是人为的通货膨胀。为什么说是人为的呢？战时，国府实行了经济“统制”，这个政策的本意是通过合理的分配资源，以抑制物价、稳定经济。然而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发放救灾赈济款，只发100元以上的大票子，然后在中央银行兑零时，扣去24元手续费（请见《白修德回忆录》）。这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昨天你的财产还有100元，今天就只有76元了。这里暗藏着疯狂掠夺民间财产的目的。还有光复后，对伪币的兑换率问题，顷刻之间造成大量民众的破产。这种疯狂掠夺的结果，造成了物价飞涨，同时也摧毁了各级军政人员的廉洁和忠诚。
中国还没有山穷水尽，有何证据？看看共统区的情况，共统区（含游击区，这是从边币的使用范围来讲的）有8000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中有下列记述：
日本军的彻底的残酷的扫荡作战、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日本举的攻击使得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日本占领区。结果，1941—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1／6、人口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的兵力，从1940年的40万减少到30万。
日本军的经济封锁和粮食掠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再加上覆盖华北的严重的旱灾，沉重地打击了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本来，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就不发达，包括日用杂贷在内的工业制品，几乎全部是外部运来的。日本军后方的山区根据地，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经济封锁给解放区带来极端的物资不足和物价上涨。在山区根据地，“敌人加强封锁的时候，主要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当地居民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在条件比较好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穿的、没有食用油、没有纸张、没有蔬菜。战士们没有鞋子、袜子，勤务员们冬天也没有被子”。物资极端的不足引起陕甘宁边区1941年以后物价飞涨。
与减租减息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它是1942年开始，1943年在各解放区普通展开的。大生产的目的是依靠在边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来克服严峻的经济危机。
以自力更生论为基础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军队、机关、学校进行自给生产运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军队一边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一边建起纺织、制鞋、制粉等工厂。1943年，部队完全达到了自给。机关和学校，职员和学生也每天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活动。结果，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财政收入中，公营生产收入占37％，对减少财政支出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1941到1943年开垦200万亩荒地，从来没有种过棉花的边区，1942年种了9万亩的棉田。
在工业方面，陕甘宁边区1943年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公营、生产合作社和民营的：三者加在一起的纺织工厂，从1938年的7家发展到1943年的111家(公营23、合作社38、民营50)。年生产额也从1785匹急增到5.0968万匹，增加了约29倍。除轻工业以外，铁、小型机械、军需品、化学药品等重工业品也可以自给了。
在当时边区经济的技术条件下，除了无限投入劳动力以外，没有用增大生产的办法。可以说自给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通贷膨胀带来的生活条件下降。
当然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的生产运动，其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成果最大的陕甘宁边区。1944年，民众劳动达到每天12个小时，吃三顿杂粮，一年仅能得到一件棉衣的程度。在贫穷的山西省东南的太行地区，据说富农几乎吃不起小麦。但是，当时的中国，在战争状况下，没有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民众勉强“可以糊口”，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奇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依靠这种积极的经济斗争渡过了决定解放区命运的危机。
当然，在当时日本人的资料也不完整。比如，他没有看到边区政府兴修水利，改造良田的举动；也没有看到安置灾民的行动。实际上，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50万。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中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100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在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共产党地区以谋生计。”
边区政府对这些灾民进行了移民安置，鼓励并协助生产自救。明令：谁开的荒地，就归谁所有。
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政府行为，建立了一个较稳定的经济体系。同样也通过“统制配给”制度，却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机构，这个制度比国民政府做得更彻底，所有军政人员一律不发薪奉，连一根香烟也是配给的。
将共产党的作为与国民党的作为相比较，真可以说：从此决定了“中国之命运”。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日军方面对1944年状况的描述：
以下摘自《剿共方针》1944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制定：P191
中共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而其游击战术，是以长期消耗战为目的的消极战术，是不能与我军正式作战的战术。......
中共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特别是从1942年夏季前后对我方的政治攻势逐渐活跃起来。从冬季出现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及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内部的改编和改革，以及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及宣传工作。
在《华北治安战》下册(日本防卫厅 编)从 P440 之后，有如下描述:
关于1944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益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百三十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而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
1945年初，方面军的治安警备部队兵力为125个大队，约19万人（包括北特警十个大队，但骑兵、坦克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除外）（注：坦克第三师团）。这与大东亚战争前在数量上虽无太大差别，但占领地区扩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大东亚战争以前连续担任警备有经验的部队，不过只占半数。
..... 特别是以冀中地区为根据地的共军，改变了过去利用坑道的战术，于6月10日，一齐发动攻势，使警备津浦、石德线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线守备队遭到了严重损失。
......
从“毛泽东的中日战争三个阶段论” ...来看，中共的所谓总反攻的战略阶段，虽与其当初预料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逐渐接近的。
方面军直辖地区
本地区周围的共军纠集各地武装团体，以进行总反攻的姿态逐渐向日军势力范围渗入。治安情况日益恶化。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庆两方面，他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 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述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四、新型的总体战争
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接于战局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有助于敌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发展，但是阻碍了我方战斗力的发挥。
换言之，华北治安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华北、蒙疆当作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维持和发展，当地政权的稳定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而已。
另一方面，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体上与我方同样划分为敌占区、中间地区、解放区，企图逐次扩大地盘。但其作法与我相反。他们首先进行政治战，组织群众，然后才行使武力。他们把治安战看作政治战，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其军事力量比之我方虽然处于劣势，却是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第三十九集《最后的坚持》
1944年12月初，从越南北上的日军和23军在绥渌会师，日军的[一号作战]到此[任务]达成。
“中国的领土，沿着南北纵贯干道被切成了两半。.....但我军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竟然连失数十城的事实，则不禁令人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根据统计，民国33年初，中国陆军部队应为320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数约在650万人左右。但事实上，这些部队多只是个番号而已。至于实际员额够不够4百万？谁都没有把握。”
“更遭的是由于连年征战，伤亡太大，新兵体质已大不如前。根据何应钦民国32年的报告，当年征来的兵，10个人当中只有3个够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标准。后来就把这3个送到远征军去，而把其余的留在国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
这是1944年5月20—26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何应钦说：
“自上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远征军已补充六万零四百三十二名，驻印军二万五千零一十四名。其他一般部队缺额补充，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调拨补充团及壮丁，补充人数共计一、三三七、三八零名。”
这就是说征兵总数为133万7千多人，其中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为8万5千余人，即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人数是征兵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三（6.3%），而不是《一寸》中所说的30%。《一寸》公然篡改历史文献，在此又说了假话。
那么，这一期间国军的战损数是多少呢？何应钦说：
“自三十二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共计官兵负伤者四七、三八八人，阵亡者三二、四四八人。”
也就是说，伤亡79826人。伤亡不足8万，补充133.7万，还说兵员不足？
由于连年征战，兵员的合格率确实不高。何应钦在报告中说：合格率为33.7%。这就是说合格的兵员中有4/5补充到国内战场上，也就是36万人，是伤亡人数的4倍以上。还能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吗？
何应钦在1944年4月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中说：
“自抗战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合计伤亡失踪总数二、七六二、七九九员名。”
在1945年5月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又说： “总计自抗战迄今，共征募壮丁一三、五五八、四九三名，...”
这就是说：从1937年7月至1944年4月，国军伤亡276万余名。从1937年7月至1945年5月，征募壮丁1355万余名。考虑到1945年的兵员总额比1937年多200多万人，这里面有800多万人上什么地方去了呢？是否全死在征兵的路上？
“滇西、缅北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一连串光荣的胜利。但此一[光荣]，是在我国对日作战最艰苦的时刻，投入了全部外援和最菁华的人力去堆砌起来的。我们看不出此一[光荣]，在此时此刻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何在？”
是真的看不出滇缅战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吗？为了抹杀史迪威的功绩，又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滇缅战场的胜利意义在于重新打通这条国际运输线。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驼峰空运代价太高，飞行员的损耗也太多。中国战区大反攻所需的战略物资仅靠驼峰空运是不行的。输送到中国的每五桶汽油，就有三桶消耗在飞航中；大战之前，燃油不足，机械化部队就无法作战。况且，大量的重装备难以空运。要迅速地将中国军队的装备美械化，为大反攻准备作战物资，必须打通滇缅公路。这是稍据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
若没有滇缅公路，雪峰山战役的那些美式重装备从何而来？那些整天在日军头上转的飞机的汽油又重何而来？这叫着：搁下筷子骂娘。
罗斯福9月18日给蒋介石的电文：
“阁下应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其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的决心...该一援华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
“回想抗战以来，我们千辛万苦所期盼的盟邦支援，撑到现在只落到了这么一句话，不禁令人唏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罗斯福要来这样一份电报，全力支持与蒋闹僵了的史迪威呢？
在《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中有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旁注：
我在1942年第一次会见史迪威之日，也正是他在寻找原因之时，他开始领悟到这是可怕的命中注定。他的最大职责是要把中国军队训练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使中国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作战力量。其后，他的战略职责便是：用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去切断日本军队占领的缅甸防线，从而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到最后，再组建—支更为强大的中国军队，加入太平洋联盟，实施对日本的总体反攻。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传教士、顾问、教师等西方人一直想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充其量只是对它有点干扰而已，而史迪威则不过是这个长队列里的最后一名队员。在史迪威第一次同我见面时，他开始领悟到的就是全部战争的最高水准是受制于政治的，在中国，没有政治的变革便不会出现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个使命是单纯的，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最明显的，莫过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但事情尚不止于此——史迪威是如何被错误地引进到这种政治里，才是他倒霉的关键。如果中国士兵不能打仗，他要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将军们偷士兵的薪饷，士兵们吃不饱肚子；士兵们有病，士兵们营养不良，要使他们再进入临战状态，那就意味着要揭发出：是谁偷了他们的薪饷，为什么不能撤换或枪毙那些不称职的将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危急关头使用共产党的部队？归根到底，两党都是抗日的嘛。为什么蒋介石不让他最精锐的20万部队去抗日而用来封锁中国共产党？这一切究竞是为什么？史迪威对此冥想了两年半的时间，依然对这些“为什么”不得其解。最终，问题总是出于政府。一支军队是一个社会及其信仰的外在表现，每支军队都在反映出派它出去打仗的那个政府的面貌，年复一年，渐渐使史迪威看明白了。中国那个得到美国承认的政府并没有发挥政府的职能。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得出一个令人畏惧的结论：如果要使中国政府变得对美国有用的话，就必须更换，——即使不能这样，它的国家首领也必须靠边站。
我现在清楚，我那时转向史迪威方面反对陈纳德，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史迪威的压力。那时候，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能力。中国不仅是个供我们试验武器的发射台。它是一个实在的国家。它的本身和内部是辽阔的，神秘的，残酷的，在我们使用它的领土作为消灭日本的发射台的同时，同它的正在变化中的人民交朋友的目的是必要的。经过事后漫长的顿悟，我现在才算看清了史迪威的用心。他企图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处理一件使命，一件不是身穿军服的将军们所能完成的使命。
是河南的大灾荒才使我从赞同陈纳德的立场上转变，转而赞成史迪威的意见。甚至就在那时，它就使我知道史迪威的使命是多么无望，他将见到他怎样的下场，然而灾荒直接给我的教育还远不止这些。它教我懂得了混乱和秩序，生存和死亡，在我心灵的烙印中，最深刻的莫过于河南的灾荒，直到今天仍栩栩如生。
“蒋主席此时此地面临着，国家生存与民族尊严之间的痛苦抉择。9月24日蒋主席约见赫尔利，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
“一、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
“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
“三、两国合作必需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不容含有丝毫强制，或出以强迫之手段。”
很好！从蒋介石的这份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结症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在他的第一句，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这就证明了许多美英记者所言非虚，而《一寸》对这个事情的说法全部都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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