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以后，高红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高凤岗叛变投敌了c临走前还盗走手枪一支，并打死追赶他的战士两名。
高红乍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惊骇莫名，全身战栗不已。开始她还不敢相信，随之周围议论纷纷，传言愈来愈多，最后分区司令部的正式通报也发下来了，也就不由她不信。
据通报透露，政治部附近一个村庄，有一个姓卢的地主，生得肥头大耳，在北平上过大学。抗战前是国民党县党部的成员。自从汪精卫投降日寇，入主南京以后，这个姓卢的就常以探亲为名，进出保定、北平等敌占城市，形迹颇为可疑。边区政府为了在政治上瓦解敌人，本年初，在各地召开了反法西斯坦白座谈会，对这些可疑分子晓以大义，陈明利害，鼓励他们坦白有害于民族的种种罪行。当时这位姓卢的地主也参加了。他迫于形势，就坦白了自己与保定和北平汪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联系。并保证今后再不给他们送情报了。有关部门看他还算坦白诚恳，也就没有关押他。哪知这高凤岗在投敌前居然来到他的家中。在他家中喝了一天酒，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结果两天后的一个夜里，高凤岗就乘招待所李副官熟睡之际，将他的一支二十响驳壳枪盗走逃跑了。待李副官发觉，率两个通讯员追赶时，却不意受到高凤岗的暗中狙击，白白地牺牲了。
高红初次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又惊骇，又羞愧。惊骇的是自己虽有不幸的预感，还是不相信他真的会走这一步；羞愧的是他毕竟是自己的哥哥，不能不使自己蒙受羞辱。高红越想越难受，不禁暗自流下了眼泪。她甚至后悔，在武汉流浪时，不该把这个总梦想当大人物的纨袴子弟带到革命队伍来。她再次想起在武汉的一家小旅店里，为了动员他到延安去，是很花费了一番口舌的。因为他始终认为，只有当权的国民党才是“正牌”，共产党八路军不过是一般游杂武装而已。经过再三的规劝说服，才同意到延安去，但是他这个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和剥削阶级的旧意识，并没有根本去掉。“强扭的瓜不甜啊！”高红现在才认识到，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对有些人是极其困难的。看来自己的一切心血都付诸东流了！
她也想到自己。自从踏上延安的土地，可以说开始了一生的黄金时代，简直整日生活在快乐里。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处处感到新鲜，眼看着一个新的中国在面前诞生，一切都充满着光明和希望。可是说到工作，自己就觉着做得太少了，成绩也平平。几年来的战争烽火，风风雨雨，还是自己得到的锻炼多，工作上的贡献少。想到这里，她有些不安起来。前几天，就听说周天虹调到满城当支队长去了，那里大部分是敌占区和游击区，正需要开辟工作，自己何不要求到那里去一试身手呢？如果组织上能批准，那该是多么的惬意呀！
想到这里，她的心又像一个自由自在的鸟儿飞翔起来。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迫使她拿起笔，给地委书记写了一封极其诚挚的信，要求调到游击区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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