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是清华校庆纪念日，朱自清一大早便忙于检查巡视展览室布置情况。展览内容颇为丰富，有恐龙化石，有唐人写的经卷，还有影画。来宾很多，反应不坏，忙乱了许多日子，总算有了结果。校庆过后不久，他应邀赴天津南开中学讲演，校方十分热情，讲演毕，请他和20多位同学座谈，又和教师见面，晚上设便宴招待，宴罢又举行座谈会，会后又陪他参观劝业场，累得精疲力尽。
这时，华北局势又恶化了。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酒井，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狂妄地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派遣关东军进入关内，声称要“自由活动”。大兵压境，天津垂危，面对如此时局，朱自清忧虑非常，他在6月10日《日记》上写道：“近日来，河北局势愈严重”。但又感到无能为力，心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
一天，郑振铎告诉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文艺编辑赵家壁，要编一套规模宏大的反映五四以后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创作、史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诗集的编选，拟请他担负。并说，如果太忙，找个人帮助也成。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计划，朱自清略有所闻，但对“诗选”会请他来负担，则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他虽然在五四时期曾写过新诗，但没有多久就不写了，他想这完全是郑振铎看他这几年一直从事中国新文学的教学，所以才特地向赵家壁推荐的。他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了下来，怕请人帮忙可能更麻烦，决定自己一个人干。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有一个过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大约酝酿于去年上半年，赵家壁当时计划是“物色每一方面人士来担任，由他择优拔萃，再由他在书前写一篇较长的序言，论述该一部门的发展历史，对被选入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每一个文艺团体有一篇短史，每个重要作家附一段小传；再把这一部门未入选作品编一详目附于书后，说明出处，好让读者去自己查阅，借此可以了解这一部门十多年来的收获”。经过各方面协商，全书分十大卷，由蔡元培作总序，《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小说分三集，分别由茅盾、鲁迅、郑伯奇编选，散文分两集，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戏剧由洪深编选，《史料·索引》由阿英编选。诗歌原定郭沫若担任，但由于郭沫若曾写过指名道姓责骂蒋介石的文章，因此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同意他当“大系”的编选人。于是赵家壁和茅盾、郑振铎商量，乃决定改请朱自清担任。
赵家壁不认识朱自清，因托郑振铎代邀；朱自清答应后，赵家壁即写信到日本向郭沫若道歉，又给朱自清寄去约稿合同，并致谢意。朱自清接受《诗集》选编任务后，立即开始搜集资料，凡五四以来新诗的各种选本，如《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及《新诗年选》等，他都设法搞来看看；还想翻阅五四时期重要文艺期刊。他把清华大学图书馆存有的新诗集都借了出来，凡清华未收的，他都想方设法去搜集，赵家壁从上海给他寄来一些，他在闻一多家里也找到一点。知道周作人存书很多，于是在7月22日这一天，冒着酷暑的热浪，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借来许多新诗集。两人还交换了对《新文学大系》的选编意见，周作人对朱自清说，他选散文，不想遍读各种刊物，因为那么办就非得花一年时间，甚至不止，朱自清觉得此话有理，遂改变原先计划，以自己“新文学纲要”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从若干集子和杂志中择选。
夏日苦热，他在书房里挥汗如雨，埋头苦干，从7月半开始至8月13日竣稿，历时一月余。
《诗集》共选59家，诗408首。写“导言”时，他怕说空话，不敢放手，仅写了5000来字。他依据自己的见解，把五四以来十年诗歌创作分为三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各派崛起的缘由、特点、价值，也分析了他们各自不足之处。《诗集》择选客观，论说科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以后十年间诗歌创作的风貌，概现了一时代诗人艺术的成就。《诗集》没有按良友图书公司的规定编选，而是在《导言》之后，另附有《编导凡例》、《选诗杂记》、《诗话》和《编选用诗集和期刊》，等四篇文章，简要地说明了编选原则、经过，以及诗人的情况和参考的书刊，具有不同于众的个人特色。
在编选《诗集》过程中，朱自清存在的世界又有了很大的变化。7月11日，他的第五个儿子思俞诞生，生活的牛车上又增添了份量；而最使他担忧烦恼的是，民族危机愈益加深，平津一带已危在旦夕。7月，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使整个河北政权全面崩溃：军队撤退，官员撤换，抗日运动取消。从军事、政治到经济，一切都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更加剧了日本侵略者并吞中国的步骤，9月，他们收买汉奸，策动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阴谋制造一个“满洲国第二”。由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一幕幕丑剧相继开锣：
10月22日，发生“香河事变”，一群汉奸、流氓发动所谓“饥民暴动”，袭击并占领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的汉奸政权；
11月7日，在土肥原策动下，宋哲元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实行“自治”而“独立”；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县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
正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时刻，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卖国投降政策，把枪口朝向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群众，疯狂发动反共围剿，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取谛进步团体，捕杀抗日青年，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与他们相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于长征途中发出了团结御侮的号召，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群众爱国斗争的领导，于1935年初组成了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11月，在临委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秘密决定按《八一宣言》的精神，组织爱国学生，向反动派进行斗争。
清华大学是北平学运的中坚，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刻，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发扬了当年五四斗争的精神，热情奔走在历史列车的最前头。
国民党政府为了迎合日本“华北政权特殊性”的要求，竟于11月26日下令撤消北平军分会、冀察绥靖公署，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均参与了政务，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自治”，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消息传来，北平学生愤怒了，学联立即于12月3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议案，向卖国政府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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