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有管理处王主任、石副主任，有右派头人薛某、李某等几人，他们板着脸围着一张小会议桌坐着。看来气氛不对，我就站在门口等待他们的发话。王主任指着会议桌前，单摆浮搁的一张椅子对我说：“你坐下来！” 我刚坐下，副主任绷着脸、命令地指着我说：“你老实地交代你的男女关系问题。”我反问道：“我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头人李某说：“不要装蒜，你自己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薛某说：“你怎么不明白，你和任尧都干了什么坏事？”哦！原来是问我和尧的事？这也算问题吗？我坦率地说：“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忙于劳动，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但批判者不讲道理，而是你一句、他一句地：“你不老实”“你们臭味相投，对抗改造！”“你必须彻底交代！”
怎么又无事生非，我非常困惑。不仅如此，竟追究起我在大学时交过多少男朋友？真是荒诞无聊，大学时代我在全校年龄最小，十六岁左右，同学们都把我当小妹妹看，虽然也有人对我好，但感情纯洁。而且我心中早已有圣洁的爱情，那是远在上海商船学校的高才生张守诚。头头们一连几天穷追不舍，还抛出在中国人听来最下流、最肮脏、作践女性的话。我感到这是比反右批判还难过的关，那是政治批判，是几十万人都遭诬陷的运动，而现在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我道德败坏，企图彻底毁灭我。其实只有自己心理肮脏的人才会以己之心量他人之心。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满肚子男盗女娼，满嘴的臭气，他们总想将自己的污浊喷上别人圣洁的灵魂，以掩藏他们的肮脏。我遇到了这股邪气，遭到了无人性地侮辱与损害！
“遭恶辱兮当告谁？”我躲在被窝里哭，喂猪时背着脸哭。就在这次人格又遭侮辱的第四天，我为小猪崽去挑井水，低着头将水桶放在水井里时，水纹皱裂了。我的脸变形了，他们就是这样地扭曲我啊！“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我闭上含泪的双眼，想一头栽进井里，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凶狠、鄙视、邪恶的眼光，贱民的身份，屈辱的淌血的心……一切的一切不都结束了吗？就在我要跨进地狱门槛的刹那，我听见亲人的呼唤：
妈妈慈祥的声音：“江静！挑水记着带上我给你缝的棉垫肩……”
父亲平静地对我说：“江静你是个好孩子。”
儿子小强、小鸿稚嫩的哀求：“妈妈！回来吧，我们想你！”
我猛然一惊：“啊！我不能往下跳呀！”亲人需要我！我忙定了定神，两桶水马上就灌满、提了上来。我想：“我为什么要死？我爱生活，我爱祖国，我爱善良的人民，我爱我的亲人。他们也都爱我，我不能让爱我的人更痛苦。1947年我为什么那样热烈地参加了学运，因为我爱即将到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新中国。1950年号召抗美援朝时，我还豪不犹豫地报名要去前线，去保卫新中国。
我没有错误，如果我自尽了，那些被兽性吃掉人性的家伙就会对着他们的牺牲品狂吼又狂笑：“她是个生活糜烂、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以此来显示他们是“革命者”，是“正人君子”，啊！我决不能给他们这种机会。
如果我自尽了，谁来为我洗清诬蔑？我的亲人将背上更沉重的政治包袱；承受感情、思念的长久折磨。不！我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对抗的情绪油然而生，精神陡然振作，桀犬吠尧，管它呢！我挺起腰，挑起双桶，一步步爬坡回到我工作的猪圈。猪也是兽类，可比具有兽性的“人”善良多了。那些家伙以后也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直到30多年后，我才闹清当时突然整我的真相。
1997年夏季，偶然遇见当年同时在一担石沟劳动的“右派”漫画家李滨声，谈起往事，才知道那次批判我的起因是有个低级趣味的“人”在山坡上拾到一只避孕套，如获至宝，马上向管理者汇报，于是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逆不道的事。管理者和头人们胡乱猜想，认为我既和尧相好，就怀疑是我们，于是就出现了那侮辱人格、置人死地的批判。但最后调查出遗弃避孕套的是某报社来此改造的一对男女“右派”，于是将女的调到另一个劳动基地；男的则不堪凌辱在批判中上吊自尽。具有兽性心理者最善凭猜想、乱咬人，以后找到新的目标，也不向我说一声道歉，当然在那毫无法制的时代，起码的人性都被扫荡，野兽横行，它们怎么会向被其残害的羔羊道歉呢？幸亏我经过一番冷静的思索后，理智地不理采他们那一阵鬼啸狼嚎，我是光明正大的人，我自然要坚强地活着，为祖国为人民为亲人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唉！一担石沟啊！你山好，水好，老乡好；来这里改造的所谓右派，大多数是诚心诚意的，在老乡的技术指导下将你修理得绘制得更美。可偏有人制造了污浊的气氛，玷污了你，羞辱了你。一担石沟哦！本来你是以清泉美景迎接来劳动的知识分子，没想到被残酷的阶级斗争利用来作为戕害知识分子人性的基地。逐渐我再听不见清泉欢乐的歌唱，只闻它夜夜呜咽地哭泣。
文艺复兴送走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与野蛮，为什么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送不走中国的黑暗与野蛮？‘路漫漫其修远兮……’
六、徐宝伦之死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经出现的被杀死、打死、逼死的坚持真理的布鲁诺，何其多也，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是典型的代表。
亲眼目睹的是我们市委宣传部里的徐宝伦被逼自杀了。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宣传部划了三个右派，其中之一就是23岁的徐宝伦。他是马列主义理论讲师团里年轻的讲师，东北人，原是河北高中团支部书记、优秀生，解放初期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人很聪明，马列主义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像个爱表现的大男孩。反右中有人揭发他曾经赞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从而他也被揪出来，定为右派批斗。
1959年冬，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被叫回市委机关作思想检查。
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查汝强，与徐宝伦同在办公楼的第六层书库里反省，我与市委其他几位右派，在第五层图书阅览室写思想检查，要求我们交代“错误思想的‘一闪念’”和劳动改造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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