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学教授费孝通怀里揣了多日的《知识分子早春天气》一文决心送出去了，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其文把“早春”的含义点得非常清楚：“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一时间，对“天气”的议论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
人们希望乍暖还寒的“早春”寒气早尽。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暖风劲吹了，人们大胆起来，批判个人崇拜，对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提出了疑议，虽然还只是议论，但感到空气松动了。“春到人间，老树竟然茁出了新枝。”社会学的老前辈，陈达教授开始写新著了；李景达老教授也写新著《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今昔》
人们为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兴奋，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们怀着一颗诚信的心，忘记了刚刚流逝的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恶浪。尤其是文艺界，互相奔走相告，仿佛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活跃时代来临了，人们感激领袖的伟大，人们在报刊上敞开思想发言,毛主席一再鼓励鸣放，说什么这次整风不过是毛毛细雨。紧跟着四月二十四日周总理作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这又给了知识分子无限鼓舞和希望，希望自己追求的新中国到头来仍然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压制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毛主席如此诚恳地要发动群众帮党整风，不就是明证吗？《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又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号召鸣放，不断加温。
在这种气候下，我也满怀热情相信真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也就在这时我在《北京文艺》1957年4月号发表了一组小诗：《冬小麦之歌》《冬天的小河流》《岩上松》《柏树与玫瑰》等，反映了我希望在双百方针指导下一展身手，能为党做出贡献。
二、“阳谋”
20天后，6月8日起，《人民日报》论调公开转弯，接连发了一系列批评知识分子鸣放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等。
6月22日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早春天气》一文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信号弹”。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检讨《向人民伏罪》。但检讨并没有使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划成右派，直至1972年他才离开去劳改的‘五七’干校，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原本胖得有两个下巴的他，此时双颊如同刀削一样清瘦”（摘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论述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出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党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时期，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发动及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批判《文汇报》的同时，其社外编委——傅雷也被批判。傅雷自认为解放前“是一个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他的这种自我分析遭到驳斥，说他是‘亲美反共’，傅雷不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儿子傅聪从波兰转道英国学习音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又牵连了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雷受到抄家和批斗，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和夫人双双上吊在上海家中，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付出全部热爱的世界，年仅58岁。他曾将毕生的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约五百万字，架起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永存人世。感人至深的是他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花费三年功夫，五十年代，又花费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曾说：“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为能深切领悟。”这位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曾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是那样的盛赞毛主席的整风动员报告，可他的后果却是这样。我可怜的祖国，你怎么就无能佑护你的儿女？以至许多优秀人才无辜泯灭！
我这个党内的小知识分子居然也被当成“蛇”引出来了，哀哉！
三、大字报点燃火焰
凡是有良心的人一定都希望社会的现状能够改善。但是不幸，事实却不是这样。（萧伯纳）
5月，这个向来红火的月份，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的通知，接着1957年5月4日发出关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并组织各种动员会。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沸腾。写文章、发议论，给以往的运动，给各方面工作，甚至给党政机关、本单位、以及个别领导提意见和建议，本着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浪滚滚的讲演，首先在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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