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透过铁窗我看见在长郡中学的学生吴仲孚，他穿着国民党军装、戴着金丝边眼镜，夹着皮包，还有马弁（军阀时代军官的护兵）跟着，走过院子。他曾经是我在长郡中学当教官时发展的共产党员。他的叔父吴尚是国民革命八军二师师长。我想通过他，也许有救。我找到牢卒，将身上唯一的一个银元给他，求他给你妈送个纸条，要换洗内衣并暗示你妈马上去找吴仲孚。她与吴仲孚是同学。她忙卖了金戒指，买了点心等礼品去求吴仲孚想办法救我出死牢。吴见过你妈后，就到牢房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你还不知道？’他明白这是我告诉他我没有暴露身份。
他救我出来后，告诉我，许克祥反水，他几乎被杀，由他叔叔吴尚掩护得救，他现在在唐生智师部任政治部主任，与长沙警备司令部很熟。他说：“我查了你的口供，你确实没有暴露身份，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人弄错了，’他们说：‘有人看到他在醴陵做共产党宣传。’我说：‘看错了。’他们说：‘要铺保。’我说：‘以我的人头担保！’看来你必须马上离开长沙，远走高飞。”随即他将我安排在原来广东政治班刘剑虹家住，又通知你妈也来刘家，第二天一早，他和刘带着马弁亲自送我们出长沙去武汉。今生今世都要感谢他呀！”
五十多年后，父亲终于找到恩人的下落，但吴仲孚已病逝，父亲就让我去看望吴仲孚在长沙师范学院工作的女儿吴季谋。
父母逃到武汉，居然在街上遇见了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余洒度，但余也说找不到组织，而且他不留地址，匆匆走开。父母又跑到广州、上海去找组织，同样是即使遇到熟人，也找不到与党联系的人，也许都有戒心，谁也不相信谁吧。
（六）流浪、找党
父亲说：“找不到组织，只好投奔在南京孤儿院工作的妻姐贺定华并到处找事做。1930年3月至6月在南京禁烟委员会当科员，不久被上司怀疑有共党嫌疑裁职。1930年8月至12月由已居住上海做寓公的谭延闿介绍我到湖北农矿厅当科员，不久又被裁减。
“1931年初，谭又介绍我找前国民革命军二军军长鲁涤平，鲁派我任江西南丰县县长。上任不到两个月，即被国民党特务贺衷寒注意怀疑，他密告江西省政府调查我，恰值省秘书长吕必筹是我广东政治班同学，叫我及早逃离南丰。
“1931年夏前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介绍我到铁道部路警局当科员。曾在路警局参加了反蒋的改组派。不久，改组派被蒋勒令解散。
“1932年后，我遇到在上海铁路警察署任署长的北伐时的一位团长马少屏，马介绍我任警务段长。1933年冬调到上海北站任分段段长。这时段里有几个进步青年（记得有：在全国解放后，于装备部工作的杜屏，在西南政法学院任副书记的苟彬和在民航局工作过的陈绍卿。）他们想在上海火车站做件重要事情，我表示默许，掩护他们。我多次向他门试探组织问题，他们都避而不谈。久而久之，铁路主管对我产生怀疑，撤了我的职，另派一个蒋特顶替我。
“1935年至1936年秋又失业。1936年冬找到与铁路警局有矛盾的上海路局局长黄柏樵，黄派我到车务段当事务员。1938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开始，路局派我作防空员。后来，我不愿在日本占领的铁路车务段工作，主动辞职又失业。”
（七）战斗在日伪心脏
父亲说：“我怎么能这样混日子呢？想参加抗日战争，可找不到党，去重庆参加国民党的抗日？但我和国民党曾经经过生死搏斗，能容我吗？1938年夏，见到在南京的黄埔同学罗教植，罗劝我留在敌伪内部做抗日工作。1939年罗介绍我到伪军校当中队长。秋，又介绍我到汪精卫典礼参军处当参军。参军长唐莽又向汪精卫介绍我在北伐时在第四军七十七团担任过营长的资历，因此汪派我建立新兵14旅。通过前一段到处找党组织，但得不到信任的愁苦日子，我明晰了一个想法：‘要想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必须抓武装。’我想机会来了，掌握了军权，就可以带队伍反正，回到日思夜想的党的怀抱，所以就答应了。
“第一次派我14旅和皖南共产党的新四军交战时，我就想实现愿望。但事先没有党关系人的联络，对方不了解，没有成功。反而由于我战斗不力，引起了日伪的怀疑。他们以我旅驻扎地发现霍乱细菌为名解散了14旅，并说我也可能染病，强制住院，欲加害于我。我自带医生，拒服他们的药，拒打他们的针，过了一周，没发现我有传染病，放我出医院，我又找到黄浦军校的老同学，又帮忙谋了个参谋部参谋长的闲职，没有军权。为找抓军权的机会。借在黄埔军校时曾见过汪精卫，直接冒昧地找汪，自述我只会带兵，不会干别的，要求搞带兵工作。
“1944年夏，汪精卫让我任南京警卫三师师长。我总结了第一次反正的失败经验，决定从头来。全师干部都是上面派的，中级军官大都是国民党军校学生，不可信任。于是我自掏腰包在师内自办几期班长军事训练班，选的学生都是老实忠厚的下层官兵，多是从农村直接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因此办班也师出有名，其实是将官兵关系变成师生关系，消除隔阂，培植亲信。
“我又逐渐在周围寻找地下共产党，果然通过下棋聊天找到了当时打入汪伪军部任主任参谋的徐楚光，彼此探索、考验，终于沟通。
在1945年8月，在徐楚光的协助下，实行了起义回归的举动。带回三千战士，重机枪三十四挺，轻机枪一百一十七挺，弹药数十万发。
“当时起义阻力很大，日特、汪特、蒋特都对我三师监视很严。我一面暗中积蓄力量，一面与他们周旋，麻痹他们。
“按组织商定的计划，于1945年8月初利用周六日军休息之时，假传伪军委命令：令三师各团‘集结于六合县’佯称‘扫荡’，连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驻扎各地的部队集中，开往通往新四军安徽驻地之路。出发不久，即被敌伪发现，对我师进行重兵包围，截击了半个团。师内蒋方军官也进行阻挠，一个姓彭的副团长，拿出一份蒋介石命令伪军‘不许乱动’的电报威胁我。我立即秘密卸了他的枪支，看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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