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插队
风绿中原，插队四十天。
干校重要课，人生添新篇。
张庄待我亲，情谊暖胸间。
想起六五年，“四清”昌平县。
流村 搞社教，工作无经验。
生活在山野，身心受磨练。
别来八年整，至今梦紫牵。
昔出流村麦正黄，今到张庄禾苗鲜。
同吃同住同劳动，犹如久别回故园。
耳闻目睹身边事，家家经历不一般。
田头歇息树荫下，乡亲对我说从前。
一九三八年间事，日寇打到黄河边。
蒋军炸开花园口，想借洪水阻敌顽。
此计无成害百姓，黄水咆哮冲良田。
啼寒号机逃荒路，饿殍遍野倍凄惨。
大水退后回家转，全村人亡十之三。
政治队长孙长夫，当年全家去逃难。
走时共八口，归来家已散。
祖父祖母亲生娘，至今尸骨抛异乡。
黄河滔滔向东流，泪流何日方始休。
风雷激荡拨乌云，中州大地得安生。
受苦受难庄稼汉，如今吃上安稳饭
过去黄水泛滥区，今朝千里稻麦香。
丰衣足食盖新房，牛羊成群柳成行。
晴日暖风话家常，心潮翻滚似海洋。
不知过去苦年月，怎晓今朝艳阳天。
幸福年月夺高产，期盼永久幸福年。
§必有我师
在干校最大的收获，是我恰好与北京广播学院的许多教师编在一个连队，我从他们身上获益匪浅。
俗话说：“秀才谈书，屠户谈猪”。我在当年喂了十个月猪，我懂了许多关于猪的知识。我学会了给猪做发酵饲料，学会了简单地为猪治病，学会了给猪打钉；知道如果给猪治疗肺炎等感染性疾病，一次青霉素的剂量，大约是成人用药量的五至十倍；知道长嘴白猪是从丹麦引进的兰德累斯种，短而翘嘴的黑花猪，则是澳大利亚的约克夏；我还知道如何喂小猪仔，如何喂架子猪，如何为猪育肥，这些是过去从未接触的知识。
但是我在下田干活和喂期间，牢记自己原来是播音员，今后，我还会回到我原来的岗位上去。对这点，我几乎坚信不疑，我从没有半点看不起农民，但我相信，党培养我多年，并不是要我只做一个喂猪的专业户。
于是，我从未忘记看书、学习，并且默默地习练我的业务技能。难能可贵的是，我周围是一个掌握了各种门类高深学识的群体，广院的许多老师和我同连同班，朝夕相处。尽管在干校的风吹日晒中，他们的外貌已然和一位真正的农民相差无几，尽管我们会对农田的活儿或喂猪、捞鱼交换点心得，但毕竟他们的学识决不会因为在农村劳动而消失殆尽。我很容易地可以向古汉语老师请教我还不十分熟悉的语法修辞；向教戏剧理论的老师讨教斯氏体系、伯莱希特体系或梅氏体系；和专修现代文字的老师探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如果有古文或古典诗词我只记得片言只语，那么我会请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甚深的老师，帮我凑齐我忘掉的句子；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编年，对西方文学的我尚缺门的领域，我在这一年多的干校生活中，能问的问、能记的记、能背的背诵。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七年书”，我是有了深切体会。不过，许多位老师不太愿意谈这些领域的学识，并非不愿帮我，而是他们怀着深深的惶恐心理，“却道天凉好个秋”。因此，我那时的讨教，大多在闲聊中，偶发的请教，绝对不敢，也不可能摆出一副上课的架势。
我是十分的后梅，没有更好地利用我这段宝贵光阴，多积攒对我终生受益无穷的学识。至今我后悔的不是在干校的劳动收获不够，而是在干校让那么好的学习文化的机会大量流失。
学习知识是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知识的积累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获得，这就如种庄稼上底肥，如果少时基础欠缺，以后追肥再多，总缺乏一种深厚的力度。我见过许多位以写作为主业的人，他能写成许多长篇作品，但一读就知道他缺乏青少年时期的功底；甚至由于错过类似描红临帖的阶段，总有大厦虽高、基础不牢之感；甚至我觉得他们基本写作行文的主、谓、宾，定、补、状的文法都不扎实。
除了广泛涉猎与不耻下问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如何读书，如何整理归纳自己已经学得的点滴学问，如何吸收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自己机体的一部分的法门。这就有一个治学的方式方法问题。而在干校期间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看到、悟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治学精神。
收工以后，我们电视台的一些战友，长于侃山（那时还没出现这个词汇），擅于说笑；而我常常会发现广院的几位老师，坐在自己床前，在记点文字，或专心地读那时不违禁的文化读物。他们即使在写一般的发言稿，也会沉思默想，极其认真。这使我感悟到，做学问的人毕竟是做学问的人，他们有自己早已习惯的治学态度与看不明白的治学方法。我不吹牛，我敢说，我起码不会比教现代文学的老师看中、外现代文学作品少，但是我和他们接触之后才发现，比起获得的真正的学识，我却差得太多。
读书也像吃饭一样，你肠胃不好，不懂得细嚼慢咽，结果你不吸收，可是人家吸收了。不吸收，则如酒肉穿肠过；吸收，就会使营养变成机体的一部分。我过去读书，有时是出于天生爱好和兴趣，有时是赶潮流，听人家议论某篇作品好，于是自己也翻阅一遍，以免在大庭广众交谈起来一问三不知。但我甚至在去干校之前还不明白，即使是看闲书，有人能看出门道，有的人白耽误功夫，聊胜不看而已。在干校这段时间，我积累或恢复的学识并不算多，可是终于懂得，今后读书要注意方法。有了规矩方圆，有的自己的办法，再读书，就会看得更深，记得更牢，而且能用在自己的实践中，或指导人生，或融人自己从事的专业中。
从干校回来以后，我深深感到我该回回炉了，一来，补上我没有上过大学的遗憾，二来，我对学生时代在课堂上那种感觉，总也忘不了，我没有享受够学生时代的刻苦与浪漫情怀。
于是，我在有了机会后，决不放弃学习机会。后来，我在紧张的播音工作中，重新拾起高中数理化，硬是在40岁之后，冒着被人取笑的尴尬，和一些比我年轻10岁、20岁的年轻人坐在中学教室，接受成人高考。也居然以不低的学分，先进师院中文函授，后转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一期。在工作日益加重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三年，风雨无阻的定时听课，按期考试。教我课的老师，许多是我干校说说笑笑的战友，有些老师比我年轻得多。我这回上学时，已不是18岁的高中生，是已享有一定声望的播音员，而且也已评为次高级职称。在广播学院出出进进，有点难堪，也有点伤感，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就应该有的举措，可是过去哪有机会，这种读书的决心，源自于干校的生活，我会永远感谢在干校的这一收获。
我去干校实在是不情愿的，可是在不情愿中，有了我求之不得的机遇。命运对我是薄是厚，我对已往是怨恨还是欣慰，岂能一言以蔽之。
我可能天生不适于学习理科，也不能说我是文科的料，只能说我的接受能力早年是倾斜的。恩格斯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对数学所爱极深，他曾以解数学题作为休息的方式。人家是文理双修，我缺少理科的缜密的逻辑思维修养，特别是数理思维，我欠缺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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