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机场的那一天，我和同事们去迎接，那只是远距离的迎接，和许多中外记者站在离跑道很远的地方。飞机从天而降，我远远地看到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地走下舷梯，我和大家一起鼓掌。当时，我心中充满的是一种庄严的自豪感，后来在亚特兰大，我们和他同住在一家宾馆，我曾几次比较远地看到他出进宾馆的情景。
全世界都知道，邓小平是一位政治生涯曾几次大起大落的伟人，而他的几乎每一次的沉浮，在电视里都有我参与宣布。
在25年的新闻广播中，我记得，“文革”前，他不经常出现在屏幕上，出现时我称他为总书记。“文革”开始，我的播音稿中，称他为“中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或“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多年，我的播音稿件中，“打倒刘、邓、陶”几乎成了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1975年前后，我又在话筒前播出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他一系列的国务活动和那时提出的口号，如“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不久，我又在话筒前播出了“批判右倾翻案风”，和又一次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复出，他老人家又成了副总理。还是我这同一个人，又奇迹般地跟他去了美国，为他的辛勤奔忙而报道，后来，1985年以后，我不再播报新闻。
我是一名播音员，我的任务或说我的职责，就是要如实地播报党中央、新华社发来的稿件。然而，对一位伟人，一会儿歌颂，一会儿谴责，使我也产生了一种迷离梦幻般的感觉。
他的政治命运的每一次转折，几乎都由我的口中宣布。但我却觉得，我的命运是由他赋予了无可言述的转机，没有他的复出，没有他制定的改革开放的蓝图，我想，我家至今不会有彩色电视机，我也不会有这么多良好的工作机遇。
前年，1993年9月，我们节目主持人组成代表团赴美参观访问时，在CBS，我与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有过一次长时间座谈。其间，丹·拉瑟问我，“你们主持人在改革开放后，有什么感受。”我说：“我们主持人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只举个例子，我18岁参加电视播音工作，我在工作了三年之后，走在大街上，希望有人能认识我，或向我打个招呼，但遗憾的是，没有。”（美方的几位人员都笑了）我说：“我的外祖母，是她把我从小带大，但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很难向她讲清，她的孙子在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工作。因为那时候，电视机很难进人平民百姓家中，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像梦一样，中国彩电已发展到两亿多台……”对方都默默地点着头，认真地听着。
是的，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新中国的成立可能要推迟很久。我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与改革开放，我和我的同代人，今天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很难想象。面包会有的，但让我们等到哪一天呢？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使我们都得了实惠，因此，我衷心希望，他能健康长寿。
毛泽东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周恩来教给我做人的道理；邓小平切切实实给了我做人的条件。总之，伟人的人格魅力，始终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实地前进，永不停步。
我仅能用内心的感受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不能，也不敢于拿出审视历史与人类命运的派头来信口雌黄，因为我从没一刻忘记自身的渺小。
人从呱呱坠地，懵懵懂懂，长大成家，做点事情，到寿终正寝，转眼百年，身名俱杳。能给当代与后代留下点财富的，无论是伟人的精神思想，还是泽被一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如李冰父子倡建的都江堰工程，都在历史长河中闪光耀目，这是些必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
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或平庸的人，也在努力，也在做事，也在度过自己的一生。有的人，虽没有伟人的影响，但却有超出一般人的作为。或许，他们与大多数人相比更出色一些；或许，还有与他们不相上下或更出色的普通人，因没有机遇让我们知晓。总之，这出色的普通人，更能使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我们可以学到，也可能做到的很多事。他们的共同的特色，就是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摊上的事情，只知自己的心安理得，安分守己。在别人向他们鼓掌之前，其实他们并不曾指望别人的鼓掌。
20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三位有口皆碑的劳动模范，按照我与他们有幸接触的顺序，这三位汉子就是大寨的陈永贵、北京的清洁工人时传祥和大庆铁人王进喜。前两位多少与我有点过从，后一位，我见过他，但没有过任何交往。
王铁人是中国人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60年代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精英。为了摘掉贫油的帽子，他在荒无人烟、极其艰难的东北地区，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奉献。他是这石油大军千万个无名英雄中的一员，只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恰好是举世瞩目的焦点，在焦点中的突出业绩成为了令人赞叹的闪光点。他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是那个时代为国为民拚上性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一种中国人志气的象征。
我见到他时，不是在大庆，因为，我70年代才有机会去大庆采访。那时，铁人已不在人间。人非草木，人非钢铁，他也是肉体凡胎，也会被病魔夺去躯体，但我在大庆钻井队与采油队的工作场所，仿佛看到千千万万个王进喜，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仍随处可见。因为那时我所见到的每一位大庆人都以他为荣，都以他为榜样。
三北平原，冬季的严寒和一路狂风掀起的滚滚风尘，连机器也受不了。可是大庆人就是在这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业绩。我看到十几辆拖拉机在荒原上拖动高楼般的井架，移换钻井点。这是王进喜发明的整体钻台移动法。那气势，那声威，离得远是无法体会的。我只从电视与电影中见过王进喜那拚命苦干的身影，我亲眼见到他本人，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
那时，我20岁出头，他大约40岁左右。我为他主持报告会，我发现他并不是顶天立地、力可拔山的壮士，个子并不高，但仅仅是在作报告时，就能看出他那充满力量的精神世界。在三十多分钟的报告里，我一直站在离他最近的一台摄像机旁，现在虽已难于记述他讲话的内容，但是我仍清楚地记得，他那浑身洋溢着无穷力量的姿态，那西北口音，那朴实的穿着，那胡须未刮尽的脸颊，那炯炯有神的双目，他赫赫有名，但他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普通人，却又做出了我们一般普通人难于承受的劳作，人是能吃苦、能受累的，但是他们已然做到了极限。如果单从受苦、受累、受罪的角度讲，我们可能无法分清新旧社会，古今中外，一切在艰苦环境中的人在干活儿时，有什么两样？当你登上八达岭，望长城内外的时刻，你可曾想到古代的工匠在怎样地劳作。但是，人要有点精神，只人有了当家作主人的精神，那苦和累确实是心甘情愿，就大多数人来说，在那60年代的困难时期，心中洋溢的不是怨愤与愁苦，而是一种希望和坚忍，而这希望与乐观的信念，又是由毛泽东为人们点燃的。二战时，前苏联红军向法西斯侵略者冲锋厮杀时，红军战士高呼“为了斯大林”，他们血卧疆场，而至死不屈。王进喜们在大庆石油会战中，虽没有高呼“为了毛泽东”，但他们却是以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而奉献的。这就是时代的风云录。我仅见过一次王进喜，但是，我从屏幕上多次说起过王进喜，中国人为什么能在60年代极其困难的条件中，举国步调一致，能够克服艰难险阻，凭的就是王进喜的这样一种赤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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