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轨
《昨夜星辰昨夜风》写成于1988年，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出的个人的感受，许多朋友问我，有些情节没读明白，如1985年工作的转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有杂志约我再把1985年以后的经历写出来发表。
我其实并没有为自己写传的打算，那篇文章间加顾了一段岁月，但只是个人的一些感怀，并不是自传片段。
邓肯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任何一个人，只要肯把内心的隐秘完全写出来，就会成为一部动人的自传。这位舞蹈家有所不知，有一些事，是不应该都写在纸上的。再者，有些事情当事者迷，即使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自己有时反而弄不清爽，甚至二代人也很可能对发生于当代的事情搞不清楚，大到王朝的更迭，国运的兴衰，战场形势的逆转，人事变动，当然不包括我这般小人物的变动，弄不清的事例并不算少。于是才出现了许多历史学家不断地考证与诠释一个个的于古之谜。
至于1985在调动我工作这件事，事过境迁，我基本上不再想细说什么。事实上，我当时很清楚，人事的纠葛往往在一个小单位没有对与错、是与非可言。我知道，在我的观众喜爱我的大氛围中，也不排斥有不少人不喜欢我，谁都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一个人。我当时的挫折感，那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风头太劲才形成的。不过，我当时就瞧不起那些颐指气使，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左右其他同志命运的人，所以我不屑于与他们理论，我有点理解亚可卡被福特炒了鱿鱼的命运。但那事件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的面孔从来是见利忘义、冷酷无情。我难过的是，我们的个别同志沾染了资本家的作风，根本不考虑工作的大局和同志间的亲情。幸好，我没在挫折中消沉，我把这外界的压力转化成动力，作为一种鞭策，奋蹄向前。因而，我今天反而感谢这个决定与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1985年，这是我事业上的转折点，当然也几乎成了我在屏幕上的消失点。
正是这次调离使我当上了专职主持人，要是有人觉得我日后当主持人会成功，会远远超出我过去25年的影响，一定罚我去干别的。不过，我认为工作无大小轻重之分，只要你肯干，任何节目都能使你成功，我就是在播画外音过程中创出了受观众喜爱的《动物世界》的播音风格。专心致志成全了我，毛主席曾在七千人大会上引过司马迁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有所郁结于心，只能寄情于《动物世界》之中，所以，无论谁模仿我，都不可能有我那时的沧桑感。
我在茫然的情况下，摸索着一条适合我走的路。
我的第一条体会是，播音员有人给你现成的稿件，你只要念好了就成了，可是主持人，没人会那么周到地对待你，一切都要靠自己与别人主动合作，合作得越默契工作就越顺利。七分做人三分演戏。
当时的境遇与艰难，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我中学时和一位同学划船一样，那是昆明湖泛舟，天太热，我想下水，可是当时我游得并不好，当我跳人水中抬起头来时，那位同学正游目四望，独自操桨，把我抛下一大段，我急得差点喊救命，他终于停下来等我上船。这次离开播送新闻岗位时，就像又一次下水，而且没有船来接我，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考虑和追究为什么落水，只好先向岸边游，上岸再说。傻子才会回了船失大骂为什么翻船，不弄清原因不上岸，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几位同志无私的真诚的援助，尽管我没有向他们诉过苦，但他们对我的帮助我无以为报。
这其中有孙素平、童国平、曹兴成、丁友友、冯际庆（此君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几位同志，当时和现在他们都是中央电视台出色的编辑，我一无栏目时间，二无机器设备，三无节目资金，但是在他们帮助下，我在1985年到1986年做了《看北京）、《谈宝钢》、《逛灯会》、《十二小时即时采访》、《撞击与反射》等一系列节目，有的还获得过一等奖，他们跟我走南闯北没有二话，我一不会摄制，二不会编辑，全凭他们拉我一把，大部分节目都通过当时的副台长杨伟光审查，并安排播出。当时的一些合作者有灯光、司机、台内台外之人，别说付劳务费，就是领补助我都没有立下项目，至今我都觉得我欠他们的情岂能用金钱衡量。
我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干什么都一样，坦率说，我那时并非没有牢骚，但我从不动摇对党的忠诚。我们那时做的节目，都是正面歌颂大好形势，歌颂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新事物，歌颂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奉献的普通人。
我当时从没有在任何时间地点流露过对任何人的不满，我真的这样认识。我从一个涉世未深的18岁的孩子走到这一步，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电视台使我拥有了一批观众，同时也在那一段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我所采访之处，人们热情地接待我，帮助我，冲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中央电视台。
我是中央电视台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我为这个机体输送过经光合作用而形成的养分，也受这棵大树的支撑能在阳光下闪烁，尽管任何一片叶子都迟早会脱落，但是，这棵大树注定根深叶茂，日益繁盛，没有中央电视台就没有我。
树可以离开任何一张叶片，而任何叶片离开这棵树，都会“零落成泥碾作尘”。
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和发展，中央电视台又怎么会有灿烂的今天。我1960年来台，全国才有几台黑白电视机呀，如今我们拥有8亿观众，我到世界各地，凡有华人之处就有我的亲切的观众朋友。
我庆幸我没有因埋怨停步，走到了今天，我没有理由不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是古人教给我们作人的规矩，如果我在文中有悻古训，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历史，历史是不可以信笔扭曲的。
在1985年以前，我的主体工作是新闻播音。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在屏幕上发布的重大新闻不计其数，这期间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会议情况与会议公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务活动的报道，多次国庆盛典的实况转播，采访多位国内外政要，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文革”中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答外国记者问，直到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逝世的悼念活动的报道，我都参与播发。这使我内心总有一种生活在时代的洲涡中心的感觉。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使我养成了对各类事件发生的密切关注与报道分寸的把握。对于播音员来讲，报道分寸是播报的态度与力度。生活在新闻报道的氛围中，自然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与可能发生的事件有一种敏感与刺激。新闻工作者最“不能适应的是，长期以来没有新闻事件和重大变故的发生或平平淡淡无话可谈。幸专这个世界这么大，总会有许多事情需要及时报道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