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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篇】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一普希全

  ※昨夜星辰昨夜风

  这是我在1988年我国电视业创建30周年前夕写下的文字。追忆以往,述说心怀,算作荧屏内外的拾零,也希望多得到几分理解,企盼从中悟出些道理。

  灯下提笔,往事如潮……断断续续的回忆使得我情致如痴,那琐碎的、平淡的、枯燥的一切仿佛笼上了一层朦胧的柔雾,于是思绪绵绵,令我深情地品味那似乎不完全属于我的往昔。

  §梦幻岁月

  我与我同时代的人经历过共同的风雨,也感受过大体相同的欢乐,有着执著的追求,也遭受过各不相同的磨难。喜悦、忧愁、悔恨都曾围绕过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至今仍从事着我喜爱的工作,并投入了我全部身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提携了我,我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长大,我是这个宏伟机体的一个零件。我有生之日总在思考如何施展才华,为我从事的工作竭尽全力,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无论遇到怎样的大起大落,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委屈,无论历经怎样的艰难痛苦、坎坷、曲折,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也不可能动摇我的信念。

  1985年,是我的一个多事之秋,戏剧性的一幕是这样开头的,3月1日,《新民晚报》刊登了一条消息,题目是《电视观众运用发言权,投票选出最佳播音员》。文中说:“全国第一次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评选活动今天在上海揭晓,有五位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获奖。”我荣登榜首。

  1985年3月23日晚,上海电视台播送室华灯齐放,流光溢彩,……最佳播音员授奖大会正在进行。记得领奖时,我手捧红色绒面的荣誉证书和一束艳丽的鲜花,面对摄像机由衷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感谢大家给了我这样的荣誉,这完全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我的厚爱,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得到这样的奖励,……我会把这次奖励当成一种动力,更加尽心竭力地为大家服务。”

  第二天,当我们离开上海国际饭店时,没想到被等候在门口的群众团团围住,多亏服务员帮忙,我们才挤出一条路,上了汽车。车开出很远了,回头望去,人们还没离散。一股热浪涌上我的心头,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尽管这次评奖规模不大,仅在《大众电视》的十几万读者中进行,但这确实是一次观众发自内心的选评,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验证了我在观众中的影响,我内心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能取得这样的荣誉,我是作了巨大的努力的。

  记得1979年,我赴美工作时,CBS人员和美国的报纸曾将我与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相提并论,誉我是中国的克朗凯特。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克朗凯特在他65岁离休时,仅主播了20年的新闻节目,而我在这次赴美工作时,还不到40岁,却已经有了近20年的新闻播音经历。当时不少人嘲笑我们中国的播音太死板,比不上洋人,我也不以为然。我确信,再过20年,我的成绩是克朗凯特望尘莫及的。我爱CCTV,CCTV是一棵大树,我只是它的一片叶子,没有CCTV,就没有我的一切。1979年,我在美国时,曾有人多次找过我,希望我留在美国工作。1982年我在东京时,NHK(日本广播协会)国际部负责人也曾希望我到NHK工作。至今我仍有不少类似机会,我不为所动。因为我清楚地懂得这一点,没有中国电视就没有赵忠祥。因而,我发奋地努力,不断地在艰辛与痛苦中磨练自己。25个春夏秋冬,9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我得到了观众的承认,听到了观众的反响。当我手捧奖状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然而,我万万没有料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这样的一幕。

  1985年初,正值我的业务处于成熟阶段,就在我领奖的同时,我却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奋斗20多年的新闻播音岗位。没有解释,没有声明,更没有像克朗凯特离休时,三大广播公司并网播出他的告别节目,就那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紧接着,关于我的传言一夜之间便闹得满城风雨。先是四面八方传来了我的“死讯”。一些多年没联系的朋友,转弯抹角地打听我的情况,他们说我骑摩托车撞上了汽车。北京当时有这样的笑谈“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摩托车)”。我从没骑过摩托车,也过了骑摩托兜风的年龄,我还不至于死得那么时髦。居然听说有人在给司机们讲交通法规时,严肃地说:“你们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就要出人命!大家听说了吧,赵忠祥就是这么完了的。”哪跟哪儿呀。

  1985年岁末,我又在其他节目中出现了。因此,我收到了不少观众来信,大部分来信都祝我早日痊愈,祝我平安。传闻又降了温,说我没被撞死,只是撞伤住了院。一位东北观众用墨笔写了一个条幅,好像是挽联:“我们想念你。”面对这样的慰问,我很尴尬,也很感动,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希望我能继续为他们带来欢乐的。不过,这传闻相当持久,那一年,我“死去活来”了好几回,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同谣传打一场持久战。

  1986年春节前夕,我母亲去世了。她真的离开了人间,却没有几个人知道。母亲身患癌症,早已卧床不起。在病中母亲听不到外界的传闻,她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电视。以往工作紧张,无法常去看望母亲,母亲能从电视中看到我在播音,她的心中便有了几分慰藉。但在她最痛苦的时刻,她没见到我的图像,一定会产生种种猜想,我何以安慰她老人家。

  1986年的春节晚会,总导演黄一鹤提出让我担任主持人。那时,我要照看病中的母亲,又要参加函授考试,还要排练,很紧张。但我希望能在那次春节晚会中出现,我知道这是对我亲爱母亲的最大安慰,也是对关心我的一大批亲爱的观众的告慰。

  1985年岁末,母亲病危,我希望辛苦一生的母亲能熬过春节,一定要熬过春节。一天中午,当电话通知我快去医院时,心中一阵紧缩。虽然医院没对我报过母亲病危,但我立刻觉得天旋地转。我飞奔至医院,母亲已被推出了病房,在走廊里我拦住了车子,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痛悔自己没能在最后一刻见上母亲一面。我的妻子和儿子放声痛哭,而我却欲哭无声,只记得负责这个病区的陶斯亮大夫走到我身旁安慰说:“不要太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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