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篇】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一普希全
※昨夜星辰昨夜风
这是我在1988年我国电视业创建30周年前夕写下的文字。追忆以往，述说心怀，算作荧屏内外的拾零，也希望多得到几分理解，企盼从中悟出些道理。
灯下提笔，往事如潮……断断续续的回忆使得我情致如痴，那琐碎的、平淡的、枯燥的一切仿佛笼上了一层朦胧的柔雾，于是思绪绵绵，令我深情地品味那似乎不完全属于我的往昔。
§梦幻岁月
我与我同时代的人经历过共同的风雨，也感受过大体相同的欢乐，有着执著的追求，也遭受过各不相同的磨难。喜悦、忧愁、悔恨都曾围绕过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至今仍从事着我喜爱的工作，并投入了我全部身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提携了我，我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长大，我是这个宏伟机体的一个零件。我有生之日总在思考如何施展才华，为我从事的工作竭尽全力，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无论遇到怎样的大起大落，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委屈，无论历经怎样的艰难痛苦、坎坷、曲折，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也不可能动摇我的信念。
1985年，是我的一个多事之秋，戏剧性的一幕是这样开头的，3月1日，《新民晚报》刊登了一条消息，题目是《电视观众运用发言权，投票选出最佳播音员》。文中说：“全国第一次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评选活动今天在上海揭晓，有五位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获奖。”我荣登榜首。
1985年3月23日晚，上海电视台播送室华灯齐放，流光溢彩，……最佳播音员授奖大会正在进行。记得领奖时，我手捧红色绒面的荣誉证书和一束艳丽的鲜花，面对摄像机由衷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感谢大家给了我这样的荣誉，这完全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我的厚爱，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得到这样的奖励，……我会把这次奖励当成一种动力，更加尽心竭力地为大家服务。”
第二天，当我们离开上海国际饭店时，没想到被等候在门口的群众团团围住，多亏服务员帮忙，我们才挤出一条路，上了汽车。车开出很远了，回头望去，人们还没离散。一股热浪涌上我的心头，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尽管这次评奖规模不大，仅在《大众电视》的十几万读者中进行，但这确实是一次观众发自内心的选评，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验证了我在观众中的影响，我内心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能取得这样的荣誉，我是作了巨大的努力的。
记得1979年，我赴美工作时，CBS人员和美国的报纸曾将我与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相提并论，誉我是中国的克朗凯特。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克朗凯特在他65岁离休时，仅主播了20年的新闻节目，而我在这次赴美工作时，还不到40岁，却已经有了近20年的新闻播音经历。当时不少人嘲笑我们中国的播音太死板，比不上洋人，我也不以为然。我确信，再过20年，我的成绩是克朗凯特望尘莫及的。我爱CCTV，CCTV是一棵大树，我只是它的一片叶子，没有CCTV，就没有我的一切。1979年，我在美国时，曾有人多次找过我，希望我留在美国工作。1982年我在东京时，NHK(日本广播协会）国际部负责人也曾希望我到NHK工作。至今我仍有不少类似机会，我不为所动。因为我清楚地懂得这一点，没有中国电视就没有赵忠祥。因而，我发奋地努力，不断地在艰辛与痛苦中磨练自己。25个春夏秋冬，9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我得到了观众的承认，听到了观众的反响。当我手捧奖状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然而，我万万没有料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这样的一幕。
1985年初，正值我的业务处于成熟阶段，就在我领奖的同时，我却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奋斗20多年的新闻播音岗位。没有解释，没有声明，更没有像克朗凯特离休时，三大广播公司并网播出他的告别节目，就那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紧接着，关于我的传言一夜之间便闹得满城风雨。先是四面八方传来了我的“死讯”。一些多年没联系的朋友，转弯抹角地打听我的情况，他们说我骑摩托车撞上了汽车。北京当时有这样的笑谈“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摩托车）”。我从没骑过摩托车，也过了骑摩托兜风的年龄，我还不至于死得那么时髦。居然听说有人在给司机们讲交通法规时，严肃地说：“你们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就要出人命！大家听说了吧，赵忠祥就是这么完了的。”哪跟哪儿呀。
1985年岁末，我又在其他节目中出现了。因此，我收到了不少观众来信，大部分来信都祝我早日痊愈，祝我平安。传闻又降了温，说我没被撞死，只是撞伤住了院。一位东北观众用墨笔写了一个条幅，好像是挽联：“我们想念你。”面对这样的慰问，我很尴尬，也很感动，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希望我能继续为他们带来欢乐的。不过，这传闻相当持久，那一年，我“死去活来”了好几回，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同谣传打一场持久战。
1986年春节前夕，我母亲去世了。她真的离开了人间，却没有几个人知道。母亲身患癌症，早已卧床不起。在病中母亲听不到外界的传闻，她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电视。以往工作紧张，无法常去看望母亲，母亲能从电视中看到我在播音，她的心中便有了几分慰藉。但在她最痛苦的时刻，她没见到我的图像，一定会产生种种猜想，我何以安慰她老人家。
1986年的春节晚会，总导演黄一鹤提出让我担任主持人。那时，我要照看病中的母亲，又要参加函授考试，还要排练，很紧张。但我希望能在那次春节晚会中出现，我知道这是对我亲爱母亲的最大安慰，也是对关心我的一大批亲爱的观众的告慰。
1985年岁末，母亲病危，我希望辛苦一生的母亲能熬过春节，一定要熬过春节。一天中午，当电话通知我快去医院时，心中一阵紧缩。虽然医院没对我报过母亲病危，但我立刻觉得天旋地转。我飞奔至医院，母亲已被推出了病房，在走廊里我拦住了车子，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痛悔自己没能在最后一刻见上母亲一面。我的妻子和儿子放声痛哭，而我却欲哭无声，只记得负责这个病区的陶斯亮大夫走到我身旁安慰说：“不要太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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