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对基本英语兴趣浓厚，写了一本基本英语教科书，且试以非美国口音灌了一套录音片（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附录音片）。基本英语便是理查斯和欧格登（C．K．Ogden）共同发明的。那几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语言经验，即倾听聋盲天才海伦·凯勒（Helen Keller）讲演。通常她先用手语和译员讲话，再由译员说出她要说的话，可是那次她自己高声讲出，惟我颇难听懂她的话。三十年后，我却很容易和贝尔电话公司试验室的聋子音响学者布鲁姆（Edger Bloom）交谈，当时我在贝尔试验室任顾问。他们业已发明了光谱图，显示出话语各种频率因素的相关强度，以便初学者能看到他发音的型态，而对自己的发音和他要仿学的声音加以比较。我继续研究中国方言，有很多机会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朋友听到并学习方言。一位朋友张云（Chang Yun）是陕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来下，来下！
人家娃，在书房读书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说起，是他二爸呢。
说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译者注：发音略）
最怪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地区读为shu，他则读为fu，我们都学着他玩。张云业已去世，1973年4月28日我上次旅行时曾拜访他，我仍然记得而且背诵出他的腔调，他颇引以为乐。
虽然要准备考试、撰报告、写论文，我仍有时间参加许多课外活动。在康奈尔我学过天文学一门课程，我继续研究星球，1916年6月我学会看仙后星座的位置来判定时间。我买了一架望远镜，1918年8月18日，当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际，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在课外阅读方面，我极欣赏怀特的《自传》（Andrew D．White' Autobiography）、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Arnold Bennett's Twenty－Four Hours a Day）、戴莫根的《奇人的预算》（DeMor－gan's Budget of Paradoxes）、及加洛尔的《猪怪兽》（Lewis Carroll's Hunting the Snark）。我也选修更多的函授课程，如个人效率课。我对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兴趣。我不大去听公开讲演，惟常去听克罗则（Samuel Crothers）在正对着我房间的一神教堂讲道。
我喜欢听他讲，不是我相信一神论，而是因为他是好的论文家和善于雄辩的演说家。我继续在哲学会社、数学会社、世界会社、中国学生会社等团体为活跃分子，和在康奈尔时候一样，参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举行的中国学生联盟会议。我作的独幕喜剧《挂号信》在会议中上演不只一次，一次是在达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费时的课外活动仍然是编辑《科学》中文杂志，该杂志办事处迁到哈佛，因为多数积极成员已转入哈佛（《科学》杂志社最后迁回中国）。有一个时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请求教授写信要我减少课外活动。
那项借口只是借口而已，我依然继续作我喜欢作的事，不是不是妨碍我的正常工作。我继续涉猎音乐，选修一门高级和声学课程。在《科学》杂志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谱。我无须清晨二时排队买桑德斯剧院（Sanders Theater）及交响乐馆（SymphonyHall）的票，去听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r）、柏德鲁斯基（Paderewski）及霍夫曼。我在日记上热烈记载了柴科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贝多芬第九首。在去听音乐会之前，我一连几天练弹贝多芬第九首。
当时我的喜好多少是传统性的，现在或许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出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谱，我在1916年1月27日的日记上说：“依我看，似乎毫无意义。”我看戏剧不如听音乐会的次数多。我倒蛮喜欢看《查理的姑母》（Charlie's Aunt），至于在舞台上演的《金银岛》，我觉得“史蒂文生（译者按：《金银岛》之作者）的味道所留无多”（1917年5月19日日记）。还好，我阅读加洛尔的著作多年后，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银幕上被弄坏，我将他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时（1922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938年和1968年《走到镜子里》），他的著作还未搬上舞台或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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