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我在苏州这一年的事故，我忘记提及我们对世界观的重要改变，即开始以现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我们开始划分人类为文明人及野蛮人。我们认为清朝当然不久覆亡（四年后果真覆亡），我们全都期待革命到来，可是我们在大人面前不敢说得太露骨。事实上，我父亲曾说可能要改朝换代，母亲立即制止他说：“不要高声！”我想是在我第一年入学的时候，发生反美运动，那是因为在淘金潮之后不久，禁止华工而引起。我们设法查出什么货品是美国货，以便加以抵制，煤油是标准油公司（StandardOil）进口的，所以我们便停止用油灯而改用蜡烛。大都是我们青年励进社的社员劝说亲戚朋友抵制美货。
我们的活动并非全是严肃而无玩乐。我开始在校内学踢足球，也去东门外的清凉寺旅游，通常爬上附近的宝塔（译者按：据台北武进〔常州〕同乡会云，常州东门外为天宁寺，附近有宝塔；南门外方为清凉寺）。铁路修通到常州以后，那个地方当然是必看的风景。夏季常下大雨，在淹水的街道上走来走去，水没到我的踝骨，我觉得很好玩。一天早晨，我一路涉水来到学校，只看到五个学生在那里，那天学校不得不停课。在学校以及在家，我们常玩藏东西和传话，藏一件不大不小的物品，如一顶帽子、一本厚书、一个甜瓜，颇为简单。传话是先由一个人对第二个人小声说一句短话，譬如It’s going to snow tomorrow（明天要下雪），第二个人将这句话传与第三人，传了八次或十次，这句话可能成为It’s going too slow to borrow（借就太慢）。（我们当然说的是中文。）
和象棋比起来，我喜欢下围棋；我也有时间打麻将，有时三天我倒有两天打麻将，大姊想法不让我打以免浪费时间。可是那年她嫁到浙江诸暨陈家，少有机会教我做这个那个。我想是前一年在苏州时候，我第一次通宵打麻将，这件事我在上文提到过。城里没有什么玩艺可看，也没有电影院。有一次一家旅行电影表演团来到城内上演几天，我去看过一次。上演的大部分是滑稽剧，诸如以水龙头从人们后面喷水、月亮在天上看两个年轻人作爱，然后摇摆落到地球上把两个年轻人吓跑。最后一幕显然带有色情。
我忘记提及我在苏州那一年，我偷着看了从聃生舅父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说明性的书。那几年是我的春情发动期及青春期，通常自我放纵，不过和私人爱情及自书上与那次电影上得来的理论知识，并无关联。那次影片尚颇规矩，只照出床上两人的面孔，但从他们面部表情无疑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影片的名称是《小开心》。后来三房叔公家包租下旅行电影团，在我们家上映一次，放映儿小段，惟我们在城内看过而期待的那一段，则未放映，这当然是出于对我家的尊重。
上文是“我们”的课外活动和游戏。“我们”是谁？大多数是溪山的同学，在我日记中提的最多、记得最清楚的是陆元昌、路敏行、朱钟麟、李宗棠、冯沈孙（后二人姓名系译音）、表兄科安、另一表兄（我只记得外号叫“多宝塔”，中国颜体字的字帖名），及屠家三兄弟（老大后来做了常州中学校长）。近亲中间，我和大哥、二姊还开玩笑，和大姊则较少开玩笑，她多少是我的长者。惟正如我前文所说，我对侬姑颇为爱慕，几乎在每天的日记上都提到她。在同学中，我也喜爱李宗棠，不过有时候我们打架，打得把彼此的头发拔掉。我们玩的一件事是为同学取一个单音名字，彼此称呼；我们彼此都称呼这个名字，以致后来反而忘记原名。我的代名是“泼”，活泼的简称，另一人是“杀”，又一人是“必”，在常州音都简短清脆。有人说我必定讨个凶悍的老婆，因为“泼妇”的意思就是凶悍的老婆。幸而在我结婚老早以前，我便不用那个名字了。
提到结婚，1906年5月20日大姑婆（陆老师和陆医生的母亲）告诉我，我就要和一个名叫陈仪庄（Ch'en Yi-Ch'üan）的女孩订婚啦，我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
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
上学的第一年，我的身体一定颇为健康，因为那时校内校外的活动很多，而且幼年自我放纵，我曾在日记上以大字书写“今天余完全失去自制，书此以志此错事。”那时有两件事烦扰我：一是眼睑发炎（大概是约十年后患沙眼的先声），因此之故，获得机会在睡觉前享受侬姑为我点眼药水。这个毛病时好时坏，例如5月30日的日记说眼睛康复，而10月31日的日记则说两眼全红。另一件痼疾是心跳，心跳时深感悲观，心悸过去后，一切恢复正常。1906年9月21日的日记写有这样一段话：“余至少每年病一次，惟今年未病，此定为余每晨洗冷水浴之结果。”可是10月23日心跳毛病又犯，此病一年犯一次或两次，以后数年一犯，多年后得了一次冠状动脉心脏病，以后便从未犯心跳病，颇为奇怪。
在常州上学的这一年，我写了很多，部分原因是我必须将稍早以前及稍迟以后发生的事件包括进去，但主要还是因为这年是我身心发展的转捩点。此后，我便离家到南京上学三年（只有假期返家——及回家吃煮螃蟹），留待下节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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