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回南边
我说过小时候儿国家大事也不问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庚子大乱才觉得是有事了。可是起头儿我们小孩儿们一点儿也不知轻重，还拿了椅披子围着头披得身上玩儿“义和团”，觉着是好玩儿的呐。我们那时候儿叫他们“义和团”是跟着他们自己用的名字那么叫的，后来通行的说法儿管他们叫“拳匪”，那是我很晚才知道的。我们不光是小孩儿们，连大人对外头事情恐怕也隔膜，大概是因为祖父死了，忙着回南边的事儿，外头打了败仗，国都差不多亡了，我们还是混哩混沌的。可是闹的那么利害我们始终没看见打仗，连炮声都没听见。照我记得，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儿我们在保定，可是按历史的记载，保定也是失守过的，怎么我们不在那儿，恐怕是我把有的事情前后弄颠倒了。横是赶我们动身坐船回南边的时候儿，外头已经安定下来，可是又是一个天下了。
我们这回没起早，整个儿是走内河的水路到大沽海口的。同行的除了自己家里六个人就是父亲、母亲、哥哥、大姊、二姊跟我，还有就是我们的丫头灵儿，也算是家里人一样。此外就是船家的做饭的、撑船的、打杂儿的，——哦，还有两个保镖的护送我们到天津。一路没事，可是走过一个地方停下来，有两个兵走上船来看见我们船上一边儿挂着一管枪，就问我们要“借”用，说为着要保卫国家用的。保镖的还想撵他们走，可是看样子不像打得过他们的，我父亲就说让他们拿走得了。他们拿走了也就没再麻烦我们，好在也就快到大城了，地方上也安静一点儿了。还有一样是我们船上载着有我祖父的灵柩，预备运回常州安葬的。在中国哪怕就是强盗，他们对死人比对活人要恭敬一点儿似的，横是他们没跟我们麻烦，拿了那两枝枪就走了。
我刚才说不大觉着外头的变乱，可是有两回有外国人来查船就有点儿觉出来庚子时候儿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了。快到天津的时候儿有几个人叫我们停下来查船。那个头儿是个东洋人，他不会说中国话，得要有个通事给他翻译。听说总得塞钱给通事，好让他说说好话。又有一回来查船的是个西洋人，也有个通事。我们被查了大约有三四回的样子。
我们这回过天津停没停下来进城，我也不记得了。也许我父亲上岸去张罗买轮船的船票，横是我不记得上岸。我顶记得的就是我们最后一两天解天津开到塘沽再赶到大沽口，大家都急的不得了，生怕赶不上轮船。幸亏那天是顺风。我们本来一路多半儿是撑篙走的。可是顺风一来，我们把船篷扯得高高儿的，走的快极了，所以赶到了海口的时候儿还能很从从容容的从小船转到大轮船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过海的大轮船，根本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过海。平常总说海面上是“无风三尺浪”，并且那天还是有点儿风的，所以我们的船一出了海口就觉着颠的不得了了。我远远儿就看见我们搭的那个大黑轮船，又高又大，赶到了跟前儿看起来简直像一堵城墙似的。船头儿旁边儿有“新丰”两个大字，那就是这船的名字了，是什么公司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人跟行李上大船很不容易，因为颠，走不稳，又得走那么高的上船的梯子，可是看他们把祖父的灵柩搬到大舱里头，好像并不难似的，自然他们大半儿是用机器的力了。
上了大船又觉着上了岸似的，一点儿也不摇晃了。刚才说船外头看着像城墙，现在看见里头就像个城，走来走去，人多的就像街上似的，也有点儿像天津，因为看见的西洋人多得很。我记得我们住的舱房又小又挤。我跟母亲跟灵儿在一间，大姊二姊在一间，哥哥跟父亲在一间，好像是这么样儿。第一第二间当间儿有个窟窿，刚搁得下一个电灯泡儿，这样一盏灯两间屋子用。这是我头一回看见电灯看的这么近。还是从前老式的炭丝在泡子里弯一个弯儿的那种十六瓦的泡子吧，所以每间房舱就只分到八瓦的亮儿——也许还不只八瓦吧？可是我们并不觉着那个灯太黑，因为比我们家里平常用的灯或是蜡已经亮多了。
船上的饭挺好，都是开得我们屋里来吃的，可是我没吃了几顿好饭，就晕起船来了。起头儿觉着船稳的像平地一样，是因为船大浪头小。等到夜里开到大海上面，船就大摇晃起来了。谁说“小孩儿不晕船”？我那时候叫名儿“十岁”，其实还不到八足岁，可是我跟他们大人们晕的一样利害。可是过了两天摇晃惯了我就不晕了，又走到船上到处儿玩儿了。船上顶好玩儿的是机器房。从门口儿望里看都是又光又亮的大机器，屋子当间儿有三个大圆桶，每个桶子正当中有一根大粗棍子，上上下下的动的那么热闹，三个老是先先后后的不是一块儿动的。我站得那儿看着简直不想走，可是他们不许人老在那儿看，待的太久了他们就撵我走了。我记得船上的旅客里头有几个外国人常常儿围着一张桌子打纸牌。他们说的什么国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他们说的有一句话像“迷阿迷啊波洛波咯”说了总不止一次。他们有时候儿对我说话，声音好像是有点儿像中国话，可是我一点儿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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