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也有几次死里逃生。但是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过得很沉闷。我遇到危险的时候，至少可以拼一下。”
“我也拼过。也许那是愚蠢的，但那是我的天性啊。”她的嘴唇哆嗦起来。“好吧，说给我听，你是怎样死里逃生的。说一些有关埃斯特夫人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英雄了吧？”
拜伦谈到埃斯特的战功和他的阵亡。她好像很要听下去，但是她的眼光有时候仍旧显得那样迷惘。后来，两个人沉默下来了。他们坐在玫瑰盛开、香气袭人的树阴里，彼此对瞅着。娜塔丽高兴地说：“哦，我终于领到了我的新护照。是昨儿送来的。天哪，看来那个小本子还挺有用，拜伦！”
“当然。”
“你瞧，我千方百计，把我那个旧护照保存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进了奥斯威辛。你能够相信吗？可是一到了那儿，他们就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拿走了。肯定是‘加拿大’的一个姑娘找到了那护照。她大概拿它换了很大一块黄金。”娜塔丽的声音开始颤抖，她的手哆嗦起来，眼睛里满含着泪。
拜伦抢着岔开了这些话。他把她搂在怀里。“娜塔丽，我爱你。”
她枯瘦的手指紧揪着他，抽抽噎噎地哭着。“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没好。在做恶梦，做恶梦！整个夜里，拜伦。每天夜里。还得服许多药，日日夜夜打针——”
“我明儿就到日内瓦去找路易斯。”
“哦，你去吗？感谢上帝。”她拭去眼泪。“你请了多少天假？”
“差不多一个月。我还要回来看你。”
“好的，好的，但要紧的还是去找他。”她两只消瘦的手紧搂住他的胳膊，一双乌黑的眼睛张大了，声音听来很激动，像是嘶嘶地打着喳喳儿。“他还在。我知道他还在。去找到他吧。”
“亲爱的，我要玩一手当年学校里的触地球。 ”
她像往常那样，霎了霎眼睛，笑起来了。“‘玩当年学校里的触地球’。我多么久没听到这句话了！”她双臂勾住他的脖子。“我也爱你。你比从前老练了许多许多，拜伦。”
护士走到他们跟前，指着她的手表。娜塔丽显出惊讶但又带着宽慰的神情。“哦，亲爱的，时间已经到了吗？”她站起来，护士搀好了她。“可是，咱们连埃伦的事还没谈呢，对吗？拜伦，他很勇敢。处境越是恶劣，他越是勇敢。有关他的事，我能向你谈上几个小时。他已经不是咱们在锡耶纳看到的那个人了。他变得十分虔诚了。”
“我一向认为他是虔诚的，他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写耶稣的。”
娜塔丽靠在护士身上，蹙起了眉头。走到进口的地方，她又有气无力地拥抱了他一下。“你到这儿来，我很高兴。去找到他吧。原谅我，拜伦，瞧我这样邋里邋遢。下次我可要收拾得像样点儿。”她把干巴粗糙的嘴唇凑过去在他嘴上吻了一下，然后走进去了。
“邋里邋遢。”这句美国土语，听来是这么自然，拜伦感到稍许放心点儿了。他去找到了主任医师，那是一个样子拘谨、留着像贝当那样白胡子的法国老人。“啊，她算恢复得快的了，先生，那情景是您再也想象不到的。解放后，我在那些营里工作了一个月。瞧破坏到那个程度啊！是但丁笔下的地狱啊！她就会复原的。”
“她给我的信里，讲到了腿上和背上的创疤。”
医生脸上的肉抽搐了一下。“难看吗？可是，咳，先生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再说，她还活着。至于那些创疤，哎呀 ，有整形外科手术，还有其他办法。现在更重要的是怎样治疗精神上的创伤，怎样恢复她的体重，再有，要她精神上保持稳定。”
经过两个星期，又是仔细查看日内瓦的卡片，又是访问那些难民营，其间只去看了娜塔丽一次，拜伦终于灰了心。要查的地方多得叫他没法应付。在他那本索引手册里，他把探访的线索编列成为三类：
有可能性
有极小可能性
值得一试
单是“有可能性”的线索就有七十多条；四岁大的孩子分散在欧洲各地，这些孩子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从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起，直至听得懂的语言，都有可能是他的儿子。他已经查阅了为大约一万多名无家可归的儿童编列的材料。没一张卡片上有路易斯·亨利或者“亨利·刘易斯”——他在一个失眠之夜，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名字，于是又一次跑去查了所有的卡片索引中心。如果根据这些线索去找，那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需要许多年！而他的假期又是有限的。拉宾诺维茨再没料到，拜伦会跑到卡皮兴路那家气味难闻的饭馆楼上找到了那间破旧的办公室。
“我要到布拉格去一趟，”拜伦说，“这件事也许没多大希望，但是我要试一试。”
“嗯，好吧，可是你会碰到许多障碍的。俄国人很倔，对这些事又不关心，可那儿完全是由他们控制着的。”
“我父亲在波茨坦。他是杜鲁门总统的海军副官。”
拉宾诺维茨随着转椅的吱溜一声响挺直了身体。“你以前没提过这件事嘛。”
“我认为这跟我的事没关系。他从前被派到苏联当差，一口俄国话说得还可以。”
“啊，那就可以帮助你在布拉格打交道了。要是那儿的军事管制司令官接到了波茨坦方面给你打的招呼，情形就两样了。至少你可以知道他究竟在不在那儿。”
“只要是还活着，他怎么可能在其他地方呢？”
“我去找他的时候，拜伦，他就不在那儿，也许，天知道，我会把他给漏了。去吧，但是先去跟你父亲谈一谈。”
拉宾诺维茨在里面工作的那个组织不顾英国移民法的限制，就把犹太人送往巴勒斯坦。纳粹的恐怖行为刚暴露的时候，这些法律曾一度放松，但后来又管得紧了。拉宾诺维茨忙得没一点儿空闲。娜塔丽·亨利并不是他主要的关心对象。他只觉得她可怜，同时又怀着那么点儿无可奈何的旧情；然而，和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相比，她现在已经脱离险境，是一个在调养中受到百般照顾的美国妇女。拜伦一来到，拉宾诺维茨就把她从心上摆脱，不再去看她了。过了一两个星期，一天夜里两点钟，他巴黎那套房间里的电话铃响起来，惊醒了和他同住的三个人，只听见接线生说：“请接伦敦打来的电话。”他瞌睡矇眬中一时想到了许多正在和伦敦打交道的事，而其中多数都是违法的和带有危险性的。他没想到是亨利家的事。
“喂，我是拜伦。”
“谁？”
“拜伦·亨利。”战后伦敦的电话线路不大好。声音忽高忽低。“……他。”
“什么？你说什么，拜伦？”
“我说，我找到他了。”
“什么？你是说，你儿子？”
“他这会儿就坐在我旅馆房间里。”
“真的吗？原来他在英国？”
“我后天就把他带到巴黎来。还有许多例行手续，再有——”
“拜伦，他身体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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