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谈话
二十四日，我又会见了希特勒一次。在这段时间里，情况正变得十分混乱。人事秘书鲍曼这个跟希特勒形影不离的最讨厌的家伙，拍给我一份紧急电传打字电报，命令我去总理府报到。当时俄军已经将那座城市包围，天空中密密麻麻都是他们的战斗机，他们的大炮闪出了一圈圈灿亮的火光，但是你仍旧可以凭运气趁黑夜飞越他们的前线，在点有红灯的东西轴心大街离总理府不远的地方着陆。当时我也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去找了一个年轻的德国空军飞行员，那飞行员竟把这种事看作是闹着玩儿的赌博。他弄到了一架鹳式小型侦察机，把我送到了那里，然后又把我带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怎样在俄国人照明弹的绿光中从勃兰登堡门上空飞了进去。这里我顺便提一句，那个飞行员现在已经成了慕尼黑一位颇有声望的报刊发行人。
希特勒在他的私室内接见我。他仔细问我邓尼茨在普洛恩的司令部的情况、他的参谋人员的工作效率、那地方和南方的通讯联络以及邓尼茨的精神状态，等等。大概他正在遴选继承人的问题上作出决定。那时候夜里一点钟已过，我困倦得要死，可是他却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一直谈下去。他眼睛变得呆滞了，脸上颜色惨白，映出了青紫色的条斑。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伛偻着身体，左手里转动着一支粗短的铅笔。
他那双眼睛在眉毛底下向我恶狠狠地瞪着，他说就在那一天，斯佩尔已经向他承认，说过去几个月里都在故意违反他的命令，不去进行破坏工作。“这件事你也有份，你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说这话时口气凶狠粗暴，又像从前那样咄咄逼人。在那令人难受的片刻，我猜想到这次是被召唤来枪决，因为我看见许多战友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怀疑斯佩尔是否还活着。接着，希特勒又说下去：“但是，我赦免了斯佩尔，因为他对德国有过一些功劳。我赦免了你，因为虽然你秉赋了那该死的坏种的劣性，虽然我一再看到你犯错误，但是总的说来，你还是一个忠诚的将领。”
这些话一扯开了头，希特勒就慷慨激昂地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责怪德国参谋人员打输了这场战争。他这人根本不会跟人交谈。他只会说一些独白，每逢人家提了他一句，他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下去，像是一个话匣子打开了，又像是一个演员在表演一整套节目。因此，尽管他具有机灵的头脑，会说粗俗的笑话，然而正像一些回忆录中所描写的，你和他在一起时总会感到十分沉闷无聊。
他开头时着重指出，自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就开始出卖他，欺骗他，拆他的台；此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重复了他最喜欢对将领们发的那些牢骚：从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谈到曼斯坦因和古德里安，所有这些倒霉的家伙都要为他所犯的错误承担罪责。要不是因为我们参谋人员工作无能，存心背叛，他那伟大的战略，像他所形容的那样，就不可能失败。凡是曾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的问题，到后来证明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将领们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入侵波兰，进攻法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命令在俄国境内死守，凭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列举的所有次要的战术上的争论，以及随后遭到的挫折，直到这一次斯坦因纳的反攻。
那是我对“军事领袖希特勒”的最后印象——一个狂想症患者，坐在俄国人的炮弹震撼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里，唠唠叨叨，第一千次解释：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灾难只怪所有的人不好，单是他自己没错；他这位自始至终运筹帷幄的独裁者从来就没犯过一次错误。
在战后发现的那一份文件里，也就是在他最后立下的那一份遗嘱里，他责备犹太人不好。他愤慨地指责我们参谋人员。但是，直到最后一息，有一件事是完全明确的：他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犯过一次错误。
积年累月的撰述，现在终于告一段落。我相信，通过军事分析，我对这个奇怪的历史人物的一些特点作出了应有的评价。一般追叙希特勒事迹的著作到后来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论点，这是因为描写“希特勒”的作者都把他当作同一个人。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并不是同一个人。
早期的希特勒像我前面所描写的，无可否认，是“德国的灵魂”。他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要占有更优越的地位，要保持健康的德国文化，不受任何毒素的污染，包括亚洲的共产主义、西方的唯物主义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的犹太教—基督教道德观的虚弱与消极的方面。他的国内政策带来了繁荣与安定。他的外交政策折服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最近战胜了我们的这些国家。他率领我们投入战争时，我们参谋人员曾提出警告来反对，因为我们根本没准备就绪，但是我国却赢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我承认；他在军事战略方面既敢冒险又会掌握时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然而，后期的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出生了。这是另一个人，是一个疯狂的怪物。随着此后遭到的挫折，越来越可以看出他是这样一个怪物：那个早期的希特勒的光辉消失了，他自己彩绘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面具一个个脱落了，他终于堕落成为我最后在地堡中看到的那个精神沮丧、言语模糊的家伙了。
对这个人物作出我个人的最后评断时，我必须屏除军事历史学家批评人物时所抱的超然态度，倾吐几句出自一个军人心底的话。
他采取那种自裁的方式，暴露了他的本性。一个将军可以在一次战争结束时伏剑捐躯，一个船长可以随同他的船只葬身海底，但是一位国家元首就不同了。在祖国遭受最大苦难的时刻，他却放弃他的职守，把他的灾难和罪责留下来让他人去消除，枪杀了他的狗，毒死了他的情妇，向枪口去寻找忘川 ：难道这是一位国家元首在战争时期应做的事吗？那些为他辩护的人都管这种自杀叫作“罗马式的死”。其实这是一个癫狂懦夫的死。
拿破仑战败后，他表现出的那种作风不愧为一位国家元首。在过去二十年内，他也曾用鲜血染红了整个欧洲。然而，这时他面对着他的胜利者，接受了他们给他的判决，为法国洗清了他所犯的罪。他是一个军人。而希特勒就不是，尽管他喋喋不休地谈到自己在战壕中的功绩。
不分皂白的纽伦堡审讯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敌人由于未能把希特勒捉到手而积忿难消。这是一出为了复仇而忽视了公理的丑剧，它为了一个人逍遥法外而处罚了全国的人民，绞死或监禁了那些由于荣誉而必须服从他的将领。如果希特勒下野，让邓尼茨投降，自己归案，以此平息那些胜利者的愤怒，这种英勇高尚的表现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他的过失。如果他这样做了，我现在也就不会在一间牢房里写这本书；对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作为煽动群众的能手，希特勒凭诈术掌握了全德的大权；然后，作为我们的最高统帅，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
盖棺定论
我们的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不可能不在短期内获得恢复。无论我们遭到多么惨重的失败，日耳曼精神是会继续发扬光大的。要运用现代的战略，要拥有足够的能源，都得把希望寄托在原子分裂上，而这却是德国的一个科学发明。美国人能够独步月球，这是因为利用一个经过改进的德国V-2火箭作推进器到达了那里，是实现了一项德国人制订的计划。苏联用以控制欧洲的红军，是仿效德国制度组织的，是采取德国方法管理的。被掠夺去的德国科学工程技术充实了俄国，使它能用配备有原子弹的洲际导弹与美国抗衡。
在国际政治方面，希特勒鼓吹的民族主义，再加上社会主义，包括革命的平均主义宣传、恐怖组织以及一党专政等，就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政治潮流。它影响了俄国、中国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许，这是丝毫不值得夸耀的事，然而，实际情形确是如此。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一经被服膺他学说的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所推广普及和加以歪曲后，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新兴的伊斯兰教。
在艺术方面，西方那些将形式与美观滥加歪曲的人，只不过是在模仿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的先锋抽象派和腐朽的作品而已。现在他们所做的，没一件不是我国小有才能的颓废派在半个世纪前希特勒将执政的那段混乱时期里已经做过了的。
无论在我们取得的胜利方面或者在我们演出的悲剧方面，我们德国人都是二十世纪以来起带头作用的。虽然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英勇尝试遭到了失败，但是我们向大西洋、伏尔加河、高加索等地的伟大进军，将在战史中永放奇光异彩。
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一件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我们国家的力量鼎盛的时候，我们仅仅为了一个普通的懦夫，竟拿我们的命运去进行一场狂赌，并耗尽了一切力量。拿破仑安息在荣军院内建筑宏伟的坟墓里 ，那儿成了全世界人参拜的圣地。希特勒最后在汽油的火焰中烧成了一团焦烂的尸体。只有莎士比亚能为他写下恰如其分的碑文：
他一生的行事，没有比那样的死对他更为相宜。
英译者按：按照隆的说法，早期的希特勒这位“杰克尔博士”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之前一直是位完人。只是到了那里，他才变成了“海德先生” 。我相信这就是隆的看法。斯大林格勒战役于一九四二年年底开始。然而，早在那以前，希特勒就已经率领他的人民犯下了所有那些罪行，以致纳粹德国遭到全世界人的唾骂。当时他还在打胜仗。而照隆的说法，则是直到开始打败的时候，他才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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