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早晨醒来时，脑子里想着这件事。我现在一面喝咖啡，一面写下这页日记。咖啡不坏。在法国，即使是在激战期间，即使是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只要有钱，还是什么都能买得到。在卢尔德，即使是黑市价格，也不算十分昂贵。现在正值淡季。
自从我们来到卢尔德以后，我就一直没写日记；说实话。我是希望能在开回家的轮船上重新提笔写下去的。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和我的侄女虽然彼此都不说穿，我们的处境实际上可能要糟糕得多。但愿她的乐观情绪是真的，而不是像我一样故作镇静。有些情况她不了解，总领事做得对，为了避免使她不安，没把我们的困难一一详细告诉她。但是，他对我却是十分坦率。
我们遭遇到的麻烦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得了的。只几天之差，我们还是不能合法离开维希法国，这当然是件最最可怕的不幸事情。一切都已准备妥贴，那些宝贵的证件都已经拿到了手，但是美国登陆的消息刚一传来，所有的火车时刻表都暂停实施，边界也全部关闭。吉姆·盖瑟为了保护我们，冷静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正式的记者证件，并把发证日期提前，填在一九三九年。凭着这些证件我们成了《生活》杂志的记者，这家杂志确实也曾发表过我写的两篇有关战时欧洲的文章。
非但如此，他还为我们办了别的一些事情。他们在销毁文件的时候翻出了《生活》杂志寄来的两封请求允许转载一些作家和摄影家的作品的信件。马赛有一个专为难民伪造证件的集团，这个集团手艺高超，由一个知名的天主教神父领导。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总领事虽然需要处理其他许多事情，但他还是通过地下关系，搞到了几封写在《生活》杂志专用信笺上的伪造信，我和娜塔丽也就真的成了《生活》杂志正式聘请的记者；这些证件看上去就和真的一样，那磨损、折叠的痕迹，那稍稍有点褪了的颜色，就好像真正用了几年时间。
詹姆斯·盖瑟并不指望这些伪造证件能够长期掩护我们，但是他相信，至少可以应急，直到帮助我们脱险。不过时间一长，危险也就逐渐增加。他原以为我们几天之内或是几周之内就能获释，因为我们毕竟并没和维希法国开战。我们仅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已，因此美国人并非“敌人”，根本不应受到“扣留”。然而，我们在卢尔德的这一群，总共约有一百六十名，却是实实在在被“扣留”在那里。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法国警察的严格管制之下，一切行动都须受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官的监视。几天之前，德国秘密警察在我们美国人被隔离的四家旅馆周围布下岗哨，从那以后，我们就不但受到法国警察的扣押，而且处在德国人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法国人的举止中不免隐约表现出一种受到耻辱的窘迫之态，他们在一些小事上于是也尽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德国人始终寸步不离，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板着面孔，踏着正步跟在后面奉陪，在旅馆的过道走廊里，他们双目凝视，紧紧盯住我们不放，如果有谁一不小心触犯了哪项德国戒律，他们就会厉声发出命令。
过了一些时候，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长期扣押的真正原因。盖瑟本人起初也不知道。原先被扣留在维希的美国代办，后来也和大使馆全体人员被带到我们这里，他住在另外一家旅馆，连电话通讯都受到禁止。这位代办名叫塔克，是个能干的人——对我的著作非常钦佩，虽然这一点无关紧要——看来他只可以每天在电话上和在维希的瑞士代表简短地通一次话。所以我们，尤其是住在加利亚旅馆里的人，事实上完全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对于一切情况都毫不了解。
我们受阻的原因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其实非常简单：在美国的那些应该和我们交换的维希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回到法国。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佬此时已经占领整个法国。但是这使情况大为复杂化，而德国人也就趁机介入，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通过他们的维希傀儡进行谈判，但是事情也很清楚，他们是在利用我们讨价还价。
如果法国人当时爽爽快快把我们送到只有三十英里远的西班牙边界，我们很可能在一两个星期内便得脱身。如果那样，那倒也能算是对于美国这几年来慷慨赠予这个政府的大量粮食和药品的一种理所应该的报偿。但是维希政权的这些人属于人类生命中令人齿冷的那一类型。他们卑躬屈节，趋炎附势，自命不凡，狡诈多变，虚伪矫饰；他们反动保守，歧视犹太民族；他们既逞强好战，又软弱无能。他们卑劣之甚实在有辱法兰西文化。他们是当年陷害德雷富斯那一批坏蛋的残渣余孽。总之，我们没能脱身。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成了德国人为索还他们被关押在国外的形形色色的间谍分子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不用说，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勒索高价。
我醒来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长期滞留在马赛的门德尔松公寓期间，路过那里的难民络绎不绝——一般最多只留宿一两个晚上——因此，我们听到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许多可怕的秘密传闻。根据这些传闻，东方正在发生许多暴行：大规模的枪杀，密封车内的毒气屠杀，凡是被押解到集中营的人要么立即遭到杀害，要么被饥饿或奴役折磨致死。我一直不能肯定这些传闻的可靠程度，我现在依然不能肯定，但是有件事情却是肯定无疑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地名，那个总是用最最恐怖和最最惊慌的话语悄声吐露出来的地名，正是奥斯威辛。人们提到这个地名，通常总是用的日耳曼语，它那刺耳的发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果这些传闻并不纯属于苦难而造成的普遍的恐怖狂，那么奥斯威辛肯定就是一切恐怖的焦点——我的奥斯威辛，我小时候曾在那里上学，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给我买过一辆自行车，我的全家有时曾去那里过安息日，听一个一个用意第绪语鼓吹复兴的传教士领唱圣歌；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基督教堂的内部情景，第一次看到十字架上真人一般大小的基督像。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最终危险就是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那个神秘可怕的集中营。那样，我脖子上的套索就会干干脆脆一下子收紧。但是，我们在这个小小星球上的偶然生存，不会按照这样一种富于艺术性的格局进行——这一想法确实给我不少慰藉——况且，我们和奥斯威辛之间远隔着一个大陆，而离西班牙和安全却只有三十英里路程。我依然相信，我们最后一定会回到家里；大难当前，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保持希望，提高警惕，准备在必要时击败那些官吏和畜生，这需要勇气。
娜塔丽和她的孩子本来曾有机会逃走，但是由于她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结果也陷入困境。我曾以非常激烈的措词写下一篇日记，记叙拜伦的突然来访，以及它的可悲结局。由于我的关系，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落在这样一个日益险恶的可悲境遇，我为此感到的内疚更加深了我对娜塔丽的气恼。她一直不许我表白我的内疚，她总是打断我的话，说她是个大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我毫无怨恨之意。
现在，我们处于德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已有一个星期了；我虽然依旧念念不忘，娜塔丽本该趁着那次机会，跟随拜伦一道离开，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她不愿那样做。没有合法的证件，万一落入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手中，那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待他们的看押对象，任何警察都必须多少摆出一副严肃、敌视、冷酷的面孔；既要执行命令，他们就不得不抑制住同情之心。过去两年之中，凡是与我打过交道的意大利警察或是法国警察——就此而言，还有一些美国领事——统统毫无可爱之处。
但是这些德国人则不一样。命令看来并不仅仅指导他们的行动，命令好似完全占据了他们的灵魂，不论他们的面孔或是他们的眼睛，都已容不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人情理性。他们是牧主，我们是牲畜；或者，他们是蚁兵，我们是蚜虫。命令切断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一切。这真令人骇异。确实，他们那种冷酷空虚的表情叫我毛骨悚然。我知道，上层人物里有那么一两个“正派人”（盖瑟的说法），但是我这次并未碰上。我以前也曾结识过一些德国的“正派人”。而在这里，你只能看到条顿民族的另一副容颜。
娜塔丽很可以跟着拜伦去冒一次险；像他那样机智勇敢的年轻人实在少见，再说他还有特别外交证件。只消猛然一下冲过火焰，也就万事大吉。如果她还是昔日的娜塔丽，或许她会这么做，但是她却为了孩子而畏缩起来。詹姆斯·盖瑟依然坚持（只不过，随着时日的消逝，他的自信也逐渐减弱），他对她的劝告是对的，最后的结局还是会不成问题的。我觉得他现在也开始怀疑起来。昨天夜里，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踏着雪地去参加午夜弥撒的路上，我和他又把这件事情谈了一遍。他坚持说，德国人因为要在这场交易中尽可能不使他们的间谍暴露身份，所以不论现在还是以后，不论是对谁的证件，他们都不会过于仔细地检查。娜塔丽、路易斯，还有我，不过是三个有热气的活人，或许能换到十五名德国佬。能这样，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不会再另生枝节。
他认为重要的是，我应该把身份隐瞒到底。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和级别较低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打交道，几年之内，他们之中谁也不会看什么书，更不用说我的书。他说证明我记者身份的证件不会发生问题，那些警察官谁也没发现我是什么“名流”，或者是什么重要人物，也没发现我是犹太人。考虑到这一点，他打消了有人提出的要我给旅馆里的人作一次讲座的建议。为了消磨时间，合众社的一名记者正在加利亚旅馆张罗一组演讲。他给我出的题目是耶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几天前的事，要不是吉姆·盖瑟否决了这一建议，我是很可能会同意的。
但是，自从我经历了那次午夜弥撒以后，我是无论如何——即使回到美国以后，即使有人出大价钱——也不会再以耶稣为题来作宣讲了。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于这是一种什么变化，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即使是关于马丁·路德的题材，我也越来越感到难以下笔。昨天夜里，我心中的那一变化刚刚露出端倪，我仍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理出一个头绪。不出最近几天，我将在这本日记中追溯一下自从在奥斯威辛第一次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直到后来在波士顿曾经一度皈依基督教，这八年间我所走过的道路。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娜塔丽抱着路易斯从她的卧室走了进来，两人都穿得厚厚实实，准备出去进行她早晨的散步。打开房门，我们那个阴沉的德国影子对着我们怒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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